我們總說包公鐵面無私，斷案非常了得。那么你聽說過一字斷案的典故嗎，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一字斷案的典故講了什么

　　這是清朝乾隆十七年的事。一天清早，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闖入廣西蒼梧縣衙正堂，雙膝跪下，舉狀鳴冤。縣令李文正，見堂下有人告狀，把驚堂木一拍，道：“你告何人?慢慢道來。”原告抬起頭，呈上狀子，聲淚俱下：“小人余阿呂，家住西門櫪木橋，告前街米店店主邱以誠賴賬不還，辱罵小人。邱以誠于康熙五十九年借我父親白銀三百兩，今我持邱以誠當(dāng)年親手所寫借契向其討還銀兩，他翻臉不認賬。現(xiàn)借契在此，望大人給小的做主。”李公問：“三十二年前的債務(wù)為何至今才追還?”余阿呂回答：“先父本是商人，當(dāng)年邱以誠向先父借錢經(jīng)商，小人尚幼，未知此事，雍正七年，先父不幸暴病身亡。小人繼承父親經(jīng)紀，一直做下來，只因近來生意虧本，正值走投無路之際，小人的母親記起借出白銀之事，從箱底翻出當(dāng)年借契，差小人去向邱以誠索取欠債。”李公令差人遞上借契，并傳邱以誠到案。

　　邱以誠五十多歲，一入堂，撲通跪下。李公大聲喝道：“你如何賴賬辱人，從實招來，以免皮肉受苦。”邱以誠聽完原告的狀詞后，大叫冤枉：“小人過去雖然和他父親有交往，但從未借過他父親一文銀子。前不久余阿呂向我借三百銀子。小人乃小本經(jīng)營，哪來的這筆銀子借給他，他就罵罵咧咧，氣憤而去。現(xiàn)他卻咬我欠他家三百兩銀子，實屬誣告，請大人明斷。”余阿呂在旁罵他狡辯，邱以誠反駁余阿呂有意詐人。李公一時難以決斷，便對邱余二人說：“你們先回家去，待本官明斷后再傳你們。”

　　李公退入后堂，呷了口茶，拿起借契反復(fù)琢磨，沉思良久，又到書案取過《康熙字典》翻閱，然后又翻開雍正某年歷書，不禁大腿一拍，哈哈大笑：“這是偽造的借契，怎騙得過本官。”

　　第二天升堂，傳來邱余二人，李公對著余阿呂厲聲喝道：“大膽刁民，如何誣告良民，快快招來。”余阿呂抵賴道：“小人有據(jù)為證，怎說是誣告?”李公說：“借據(jù)是偽造的。”余阿呂驚了一下，隨即鎮(zhèn)定下來：“大人從何說起?”李公一聲冷笑：“借契上借債人邱以誠的‘邱’姓，原來是沒有‘阝’旁的。到了雍正年間，雍正帝大尊大圣先師孔夫子，因避孔夫子之‘諱’，才開始給‘丘’姓加上‘阝’旁，成為今天一直使用的‘邱’，當(dāng)年的歷書記錄了這一‘忌’。若說此契寫于康熙五十九年，那么‘邱’姓應(yīng)寫成‘丘’字才對，借契上卻寫成‘邱’字，可見這張借契根本不是康熙年間所寫，而是后來偽造的。”余阿呂聽畢，無言以對。李公于是追問偽契是何人所造，余阿呂還想死賴不說，李公便喝令打板，余阿呂只得招供。

　　余阿呂從小好吃懶做，長大吃喝嫖賭，又不善于經(jīng)營，于是逐步弄得傾家蕩產(chǎn)。余阿呂便向其父舊友邱以誠借三百兩銀子，說是要重振舊業(yè)。邱以誠一則怒其不爭氣，二則拿不出這么多銀子，把他教訓(xùn)了一頓。余阿呂借不到銀子，反受訓(xùn)斥，非常氣憤，伺機訛詐。余阿呂有一個朋友叫朱阿良，此人非常善于描摹。余阿呂從家里找出邱以誠的筆跡，串通朱阿良偽造了這張借契，望事成后三百兩銀子來個二一添作五，誰知陰謀敗露。李公傳訊朱阿良，朱見余阿呂招了，自己哪還敢隱瞞，也如實招了。李公命差人枷起兩犯，待后處置，宣布退堂。邱以誠感激李縣令的明斷，叩頭拜謝而去。

　　包公是怎樣執(zhí)法的

　　包拯尤為人稱道的是其斷訟執(zhí)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長縣時，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農(nóng)人至縣衙，狀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頭，請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無財利可圖，故包拯推斷此事必屬怨家的報復(fù)行為，于是命農(nóng)人宰牛賣肉以引罪犯上鉤。宋代宰殺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見牛主殺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縣衙首告，遂自投羅網(wǎng)，疑案立破。 [5]

　　包拯執(zhí)法之剛正不阿在其出知廬州時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廬州是包拯的家鄉(xiāng)，任知州時，他的親朋故舊多以為可得其庇護，干了不少仗勢欺人，甚至擾亂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決心大義滅親，以示警戒。時恰有一從舅犯法，包拯不以近親為忌，在公堂上將其依法責(zé)撻一頓，自此以后，親舊皆屏息收斂，再不敢胡作非為。 [5]

　　權(quán)知開封府時，包拯整頓吏風(fēng)，改革訴訟制度。開封府舊制，凡往告狀者，必須先將狀紙交給守門的府吏，再由府吏轉(zhuǎn)呈，是否審理，何時審理，則由府吏通知。由于訴訟者不能面見長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詐勒索，營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錢財而告狀無門。包拯革除此弊，大開正門，使告狀者可直接至公堂見官納狀，自陳冤屈，于是審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5]

　　東京多皇親國戚、達官顯貴，素以難以治理著稱，而包拯“立朝剛毅”，凡以私人關(guān)系請托者，一概拒絕，因而將東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執(zhí)法嚴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動都下”，在他以天章閣待制職任知諫院時，彈劾權(quán)貴，“貴戚宦官為之?dāng)渴?，聞?wù)呓詰勚?rdquo;。 [5]

　　包拯的嚴于律己，廉潔著稱也是十分突出的。二十三歲時，包拯受到出知廬州的劉筠嘉許，聲名大盛，家鄉(xiāng)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請他赴宴敘談，一位李姓同學(xué)欣然欲往，而包拯卻嚴肅地說：“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xiāng)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可見他為官前即確立了從政不徇私情的志向。 [5]

　　端州以產(chǎn)硯著名，端硯歷來是文人士大夫?qū)ひ挼恼淦罚鲋酥輹r不僅革除了諸前任在“貢硯”數(shù)額之外，加征數(shù)十倍，以飽私囊和賄賂權(quán)貴的流弊，而且任滿離去時“不持一硯歸”。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時，在包拯及其子孫墓中僅發(fā)現(xiàn)一方普通硯臺而無端硯，也足證史載之確。 [5]

　　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不僅如此說，而且還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訂立了《家訓(xùn)》。將《家訓(xùn)》鐫刻于石碑，豎立于堂屋東壁，以昭示后人。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