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啦：《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這部小說寫了四個似乎八竿子打不著的故事，但“因果”落在最后3000字的正文里。下面請欣賞《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優(yōu)秀讀后感。

　　01

　　《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這失望源自于三點：

　　一、它出自心性頗高的著名作家劉震云之手，如果是其他非著名作家，沒什么可失望的;

　　二、一部本有想法有追求的作品，最終變成了一部通俗小說，令人吃驚的90萬首印數(shù)讓我想起《讀者》《故事會》之類;

　　三、在強大的事實面前，小說家的虛構能力越來越捉襟見肘，讓人失望且擔心，擔心小說是否真的在衰落。

　　這三點失望背后隱藏著三個大的文學問題：一是一位水準之上的作家是什么原因導致他寫出水準之下的作品?二是一部有想法有追求的小說是如何滑向平庸通俗的?三是事實、經(jīng)驗與虛構之間，是界限分明還是模糊不清?一個作家如何在強大的事實面前保持更強大的虛構能力?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簡單一些，原因是個人性的，寫作者創(chuàng)造力萎縮，藝術的自我要求降低，擋不住外界誘惑……均會導致作品水準下降。第二、三個問題是這個時代小說的普遍問題，答案有些復雜，值得深究。

　　02

　　劉震云的小說一貫好讀，《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也不例外。敘述行云流水，語言簡潔傳神，不茍言笑的“劉氏”幽默貫穿始終。故事的講述無可挑剔，該快則快，該慢則慢，插科打諢與偶爾冒犯，尺度把握適當。有人詢問我如何把握好小說的語言和敘述，我說您去讀劉震云，去琢磨他的語言和敘述，您會發(fā)現(xiàn)，他懂得敘述的橋墩要建多寬，語言的橋面如何鋪就，讀者借著他的敘述之橋，就進入到故事里邊去了。

　　在《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劉震云用他出色的敘事能力為我們講述了四個好讀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農(nóng)村姑娘牛小麗借了10多萬元給弟弟買了個媳婦宋彩霞，五天后宋彩霞跑了。牛小麗拉著中間人去西部某省尋找宋彩霞。宋彩霞留的身份證地址是假的，尋不到，中間人也跑了，牛小麗陷入困境。要還錢就必須繼續(xù)尋找，她遇到“皮條客”蘇爽，蘇爽專門介紹處女給大人物，便說服牛小麗裝處女，牛小麗的“處女”給了一位大人物，掙回了10多萬元。大人物問牛小麗叫什么?牛小麗說自己叫宋彩霞。

　　第二個故事：副省長李安邦偶然間有了一個晉升省長的機會，在這千鈞一刻的當口，李安邦遇到了三件棘手的事情。這三件事不僅會斷送他的省長夢，還有可能讓他身敗名裂甚至進監(jiān)獄：一是中央來的考察組組長是李安邦官場宿敵朱玉臣的同學，朱玉臣是否會乘機打壓?二是李安邦的兒子開車出了車禍，車上的“小姐”死亡，兒子活了，如何擺平此事?三是李安邦的妻子打著李安邦之名，大肆收受商人錢財，如何掩蓋?焦頭爛額之時，商人朋友引薦風水大師，大師診斷：犯“上紅”，須找一處女“破紅”，方可轉危為安。經(jīng)安排，李安邦把一處女破了紅。一切安妥，李安邦去外省上任省長。那個處女女孩自稱宋彩霞，從始至終沒問李安邦是誰。

　　第三個故事：縣公路局局長楊開拓在親戚家喝喜酒，喝得很嗨就關了手機。就在手機關閉期間，縣里的彩虹三橋被炸塌了，死了二十多人?？h里公路橋梁歸公路局管，縣長找楊開拓，楊的手機關機，縣長找楊開拓的司機才找到了楊。楊開拓趕到事故現(xiàn)場時事故已經(jīng)發(fā)生一小時了。楊開拓全力參與救援、到醫(yī)院慰問傷員，想挽回些面子，沒想到，互聯(lián)網(wǎng)瘋傳一張楊開拓在事故現(xiàn)場傻笑的照片，楊開拓一夜成名。網(wǎng)民又人肉搜索，發(fā)現(xiàn)楊開拓喜歡戴世界名表。楊開拓被“雙規(guī)”了，開始不交代問題，后來楊開拓的手機上來了那個叫蘇爽的皮條客的微信，告訴楊開拓：哥，有處女，速來。楊開拓崩潰了。

　　第四個故事：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馬忠誠陪家人到外地旅游，單位有事先回，在火車站附近的洗腳屋遭遇了釣魚執(zhí)法，賠光了身上的錢后被放了。馬忠誠在候車時得知，為他服務的婦女叫康淑萍，是一個省原省長李安邦的老婆。

　　毫不相干的三個人——農(nóng)村姑娘牛小麗、副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長楊開拓，因“處女”聯(lián)系到了一起，三人均被判刑，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馬忠誠因嫖娼李安邦的老婆，與前三個故事和人物聯(lián)系到了一起。

　　以上是《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的大致內(nèi)容。

　　03

　　我一直以為，復述一部小說是不道德的。一是因為復述一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會遺漏掉很多內(nèi)容和細節(jié)，任何復述都是對原小說的傷害;二是因為好小說幾乎不可復述，被小說視為生命的那些感覺、氣氛以及作者的思考是難以復述的。但是，我還是冒著不道德的風險，在這里如祥林嫂一般復述了這部小說。可是我發(fā)現(xiàn)，我對《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的復述幾乎沒有傷害原作，這個小說就是這么幾個故事，它一覽無余地展現(xiàn)在這里，《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全靠故事情節(jié)來推動，情節(jié)不會對復述提出很高要求，所以這是一部可以復述并不會受到損傷的小說。

　　其實，聰明的讀者早就讀出了這部小說背后的新聞事件——買賣媳婦墮落成“小姐”、官員對處女的迷戀、“微笑哥”、“表叔”、一個女人與多位官員睡覺等等，而且作者劉震云并不回避小說對新聞事件仿寫，有時還故意引導讀者去聯(lián)想。那么真正的問題便來了——作為“吃瓜群眾”的讀者在現(xiàn)實生活中已經(jīng)圍觀過這些事件，難道還要重新在一部小說中再次圍觀一遍這些事件嗎?劉震云的寫作意圖在小說的標題“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可見端倪，他要寫出在今天這個所謂的“吃瓜時代”里，事件中毫無關聯(lián)的主人公都是彼此的“吃瓜群眾”，事件外無數(shù)的“吃瓜群眾”都是荒誕故事和人物的圍觀者。但是遺憾的是，這個小說并沒有寫出那種升騰的感受力和思考力，沒有讓小說中的“吃瓜群眾”——主人公和小說外的“吃瓜群眾”——讀者感受到時代荒誕人事背后的悲涼，沒有引導讀者去探尋荒誕之門是如何一扇扇打開的，沒有寫出故事背后那種從未消逝的國民劣根性，比如魯迅先生所揭示的中國人的虛無的看客心里——看和被看，熱衷于自己做戲演給別人看或者看別人做戲。一切止于故事，止于新聞事件。

　　英國小說家毛姆對“何為好小說”提出了四個簡單標準：引人入勝;故事合情合理;人物有個性;發(fā)人深思并引人持續(xù)的興趣。如果用這四個標準來衡量，《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稱得上是半部好小說，引人入勝，故事合乎情理，這兩點做到了，但人物有個性，發(fā)人深思并引人持續(xù)的興趣，這兩點沒做到。

　　雖然一部小說并不適合用所謂的標準來“稱重”，但基本的藝術判斷是有底線標準的，用最基本的標準來做最簡單的判斷并不離譜。與它的姊妹篇《我不是潘金蓮》相比，《我不是潘金蓮》至少還寫出了一個執(zhí)拗的個性人物李雪蓮，給人帶來一些思考，到《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劉震云似乎放棄了藝術上的想法和追求，不再考慮人物個性，也不再考慮小說的思考力，在故事的仿寫中任性了一把，仿佛在說既然現(xiàn)實如此荒誕精彩，那就做一個時代的書記員，復制黏貼吧。

　　04

　　所以，我們有必要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第二個問題：一部有想法有追求的小說是如何滑向平庸通俗的?

　　看到《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版權頁上90萬冊的首印數(shù)，我嚇了一跳，一部嚴肅的小說能一次性賣掉這么多嗎?我很懷疑。大師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西班牙語版四十年才賣到100萬冊。在中國，超級暢銷書才可以這么賣，其次便是《讀者》《故事會》之類的了。明白了這個道理我才明白，一本通俗小說是可以做到的。或許，從《我不是潘金蓮》開始，劉震云就變成了一個地道的通俗小說作家，那個寫出過《故鄉(xiāng)天下黃花》的、對歷史和人性有著深沉思考的小說家不見了，是時代改變了寫作者，還是作者自己改變了自己?一本小說暢銷不是壞事，但對一個嚴肅小說家來說，暢銷值得警惕，因為暢銷意味著妥協(xié)，意味著娛樂，意味著很快過眼云煙。

　　但問題是，劉震云并沒有把《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當成通俗小說來寫，他有想法有追求，而且這想法和追求不小。他要為這個“吃瓜時代”的人們畫相，畫出他們荒謬、冷漠、起哄、演戲的眾生相，但是他沒有做到，小說文本沒有帶領“吃瓜群眾”向現(xiàn)實的縱深走去，向自己的內(nèi)心走去，去發(fā)現(xiàn)那副眾生相的可憐和可怖。劉震云只讓小說在新聞故事的層面滑行，當小說講完四個有起因、經(jīng)過、高潮、結尾的小故事時，小說也就匆忙結束了。如果我們抽去事實之后，整部小說只剩下含沙射影和浮光掠影，小說終究變成了無病呻吟的戲仿和戲謔：裝處女的牛小麗被抓，貪污腐化、瀆職失職的領導倒臺，領導的老婆淪為“小姐”——從始至終，小說僅停留在膚淺的社會批判和道德審判上，從一個個新聞事件又回到了新聞事件上。

　　劉震云沒把《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當通俗小說寫，但寫著寫著寫成了通俗小說。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大致有三個。

　　一是小說被故事捆住了手腳，題旨和精神上跳騰不起來，也飛升不起來。講故事是小說的第一要務，前提是要講好故事，講有想象力的故事。這個小說中的四個故事都只是新聞事件的仿寫和復原，談不上好和有想象力。全書四個故事，三大一小，三個大故事，每個故事五六萬字，情節(jié)推進完，小說便告結束，結果每個故事都沒有深入，而且很明顯，第一個故事講述時較冷靜、節(jié)制。到第二三個故事，敘述明顯感覺急促，被情節(jié)“俘虜”，只顧匆匆講完。整部小說從故事的編排上來說，粗暴簡單地并列在一起，最終變成了通俗故事集，讀者暢快地讀完便拉倒。

　　二是小說人物沒有立起來，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沒有進入到“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和精神世界里邊去。這幾個人物都是扁平的，牛小麗只在算計損失的十萬元的賬、副省長李安邦一心想往上爬、公路局長楊開拓一副奴才樣子等等，如此簡單的人物形象根本不需要用一部小說來告訴讀者。一部小說不集中于“人”“人心”“人的靈魂”上，不著力于人性復雜的開掘上，終究會流于淺表。根源是，這部小說只顧了故事，而顧不上人了。

　　三是小說的思維被束縛，導致小說的開放性有限。這部小說的三個主故事均來自社會事件，每個故事都很沉重——買賣媳婦、失足墮落、貪官處心積慮——盡管劉震云應用了他的“冷幽默”敘述，依然是以沉重寫沉重，并沒有給這幾個沉重的故事插上翅膀，讓他們離開沉重的肉身，如鳥兒一般在精神的空間飛起來。因為作者的小說思維在這里是封閉和被束縛的，好像在一種自我審查中寫作，作者的寫作沒有進入自由狀態(tài)，對這些荒誕事件發(fā)生的根源不去深究和探尋，最終停在故事層面結束?，F(xiàn)實沉重的時代，越是寫出清逸才難能可貴，不是像羽毛那般清逸，而是像鳥兒那般清逸。

　　05

　　可以推測，劉震云《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會遭遇像余華《第七天》當年那樣的詬病：小說新聞拼貼化。兩部小說都是對新聞事件的直接運用，前者以小說的形式直接仿寫和還原新聞事件，虛構成分有限;后者用人物串聯(lián)起新聞事件，為作者的構思服務，虛構成分偏多。這兩部小說之所以會遭遇“小說新聞化”的詬病，是因為在強大的新聞事件面前，小說家的虛構能力不堪一擊，況且是兩位水準頗高、寫作才華被讀者信任的作家。

　　小說與新聞事件的糾結，成為這個時代小說家們無法繞開的礁石。一方面，讀者似乎不再像過去那樣相信小說家，總是抱怨一年到頭讀不到幾部讓自己難忘的好小說。曾經(jīng)，小說家的見識和思考通過故事表達出來總是讓人著迷，今天卻不一樣了，小說家知曉的讀者也知曉，小說家不知曉的讀者也知曉。除了讀者與作家的信息對稱以外，讀者的閱讀心性也變了，“在閃爍的屏幕中，信息像雪崩一樣傳來，吸引了我們散漫、膚淺的注意力……從一種噪音飛向另一種噪聲，從一個標題飛向另一個標題”(美國評論家喬治·斯坦納語)，讀者已經(jīng)被無數(shù)的信息變成了看客和觀眾，那個優(yōu)雅深思的讀者消失了。另一方面，“在小說家和天生編故事的人之間，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無言的深刻斷裂……小說家的想象力已經(jīng)落后于花哨的極端現(xiàn)實”(喬治·斯坦納語)。這是問題的關鍵：小說家的虛構能力在強大的事實面前開始枯萎。外面是熱火朝天的生活、千奇百怪的事件，一個靜守書齋或靠浮光掠影體驗生活的職業(yè)作家，該如何處理事件、經(jīng)驗與虛構之間的關系?在如雪崩的信息面前，該如何保持自己獨有的有價值的虛構能力和虛構魅力?

　　眼前的事實是，很多小說家的虛構能力正在枯萎，一些小說家不得不擱筆，放棄寫作，一些小說家感受到了小說越來越難寫，但還在堅持著。劉震云《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就是虛構能力枯萎而堅持寫出的作品，那種面對現(xiàn)實的無力感和缺乏個人經(jīng)驗參與的創(chuàng)造力，在小說文本中表現(xiàn)得很明顯。

　　那么，那個在印刷時代成熟到頂峰的嚴肅小說，難道在今天的數(shù)字信息時代會無情地衰落和被替代嗎?好像也不必那么悲觀。一些出色作家的經(jīng)典作品總在啟示我們?nèi)绾谓嬜约簭姶蟮奶摌嬆芰?，構成虛構能力的想象力、洞察力和表達力仍然蘊含于致力于寫出偉大小說的作家心中。屬于自己時代的出色作家總會應時而生。

　　我讀馬爾克斯的《一個海難幸存者的故事》時，有一個強烈的感覺：馬爾克斯居然把一則新聞事件寫成了一部出色的海難小說。所以我就想，一則或多則新聞需要擁有什么樣的“魔法”才能變成一部具有長久魅力的小說呢?我粗略分析后，得出三點“魔法”，這三點“魔法”會讓新聞事件變成虛構的小說——

　　一是想方設法賦予人物命運感。一則新聞往往是記述在有限時空范圍之內(nèi)的人和事，這人和事無不充滿“視覺暴力”或“思維暴力”，要么吸引眼球，要么聳人聽聞，它具有極端的個體特性。如果它要向一部小說邁進，突破有限的時間和空間，人和事的邏輯演變就會變得舒展和寬闊，極端的個體性被平常的普遍性代替，人物的命運感便有可能呈現(xiàn)出來。打一個比喻，就像煙花在一個小屋子點燃它會爆炸，成為新聞事件;如果將煙花拉到一個空曠之地上燃放，它會很美麗，讓人欣賞，成為一部小說。

　　二是精準地寫出了某種境況中的生命狀態(tài)，希望與絕望、愛與憐憫、尊嚴與榮譽等等。比如馬爾克斯所描述的海難幸存者貝拉斯科，在大海中希望與絕望伴生的生命狀態(tài)，它屬于所有讀到這部書的人，包括半個世紀之后的我們。海難的真相、英雄的榮耀已退居次要，真正打動我們、震撼我們、永遠具有吸引力的是生命中希望與絕望的搏斗。“永存最后那遙遠的希望”，是這部書留給我們的生命禮物。當文字的敘述到達此番境界時，它早已溢出了一部新聞作品的邊界，而進入小說的領地了。

　　三是賦予事件充滿魔力和魅力的細節(jié)。一方面，對現(xiàn)實的魔幻寫法讓現(xiàn)實抵達了本質真實和藝術真實;另一方面，虛構的細節(jié)會產(chǎn)生文學的說服力。

　　以上三點能否給予小說家提升虛構能力的啟示呢?無論怎樣，在今天，“人們聽膩了政治家、科學家、經(jīng)濟學家、哲學家和醫(yī)生的論調(diào)，還想聽聽小說家的意見”(小說家朱山坡語)，沒錯，“小說家的意見”還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小說家是靠自己強大的虛構能力和虛構魅力來發(fā)表對自我、對世界、對人類的獨特的意見的。

　　(《文學自由談》2018年第2期)

作者：石華鵬

　　公眾號：文學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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