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生產工具與交通工具介紹
洛陽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仍以石器為主，骨角器和蚌器也還在使用，在一些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留有用木質耒耜掘土的痕跡。當時的勞動人民使用這些比較原始的工具，發(fā)揮他們的勤勞和智慧，平治水土，發(fā)展農業(yè)生產。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夏朝的生產工具與交通工具介紹，希望你喜歡。
夏朝的生產工具與交通工具
生產工具
已知還沒有在夏代的遺址中發(fā)現較大的青銅器，但在二里頭文化遺存中有青銅鑄造的刀、錐、錛、鑿、鏃、戈、爵等工具、武器和容器，同時還發(fā)現有鑄銅遺址，出土有陶范、銅渣和坩堝殘片。出土的銅容器系采用復合范鑄成，反映當時的鑄銅工藝已有一定規(guī)模和水平。于2006年被國務院授為“華夏第一王都”。傳說禹的大臣儀狄開始造酒，夏王少康又發(fā)明了秫酒的釀造方法。為了適應農業(yè)生產的需要，探索出農事季節(jié)的規(guī)律，現代仍舊流行的有時稱為夏歷的農歷就是那個時代發(fā)明的。
交通工具
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為主。夏朝都城出現了車，但還不能確認是人力車還是馬車，因為車轍只有1米寬，和商朝的2米寬車轍不同，商朝已經確認使用馬車了。
夏朝的歷史和考古困境
隨著二里頭等“先商”遺址的出土，有關《史記》所載中國第一個朝代——夏朝的爭論也日益熱烈。盡管這種爭論已經持續(xù)了將近半個世紀，但就爭論水平來說，這些年來并無大的提高。除了某些技術環(huán)節(jié)之外，正方和反方仍然是各說各話，全無任何思想交流可言，更不用說能夠說服對方了。這實在是有點悲哀的。
我一直是堅定的“二里頭=夏”理論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時期來，我因為工作的原因，去了幾趟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趁工作之余前往幾個博物館和研究機構，有幸和當地的研究人員就這一問題略作交流，結果深深地觸動了我的固有思想。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有了什么驚人的新發(fā)現，獲得了什么關鍵證據，而是方法問題。
這場爭論的根源不在證據，而在方法，在思維模式。夏朝有無爭論的正反兩方都不應該為此承擔責任。
絕大多數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把夏的問題和百年前商的問題簡單地等同起來了。在甲骨文尚未被學術界“發(fā)現”之前，國際上也曾經懷疑過商朝的存在。結果我們發(fā)現了甲骨文，發(fā)現了殷墟，商朝的存在就成了無人可以懷疑的事實。夏朝的證明應該也是這樣：發(fā)現文物——發(fā)現城市遺址——破譯文字——證實并完善古籍的記載。夏朝的證實過程難道會與此有什么不同嗎?
絕大多數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會回答：沒有什么不同。
絕大多數人(包括不久前的我)可能錯了。
因為夏朝和商朝完全不同，夏朝和商朝之間的區(qū)別，遠遠大于商朝和周朝之間的區(qū)別。
而且，國際和國內學界對夏朝的質疑，與他們的前輩對商朝的質疑貌似相同，性質卻很不一樣。
質疑夏朝存在最有力的證據(雖然極少被提起)，正是來自殷墟甲骨文本身。
殷墟甲骨文根本就不承認夏朝的存在!
甲骨文已經被破譯了一千余字，其中沒有一個字可以被確定為“夏”。有些學者懷疑某些未被破譯的甲骨文是“夏”，但是未受廣泛支持。就目前已經基本確定的甲骨文來說，不僅沒有“夏”字，也沒有“冬”字。只有“春”和“秋”兩字。這就很好地解釋了先秦中國編年史書為什么經常叫《春秋》——甲骨文里沒有“夏”和 “冬”兩個字，說明商朝人只有“春”和“秋”兩個季節(jié)，每個季節(jié)6個月，兩個季節(jié)就是一年。不僅商朝人如此，和他們同時期、同緯度的蘇美爾人也是如此：在此緯度區(qū)間內，氣溫要么熱，要么冷，一年兩個季度足夠了。不熱不冷的過渡期很短，沒必要為1個月專門設季度。
當然，也有人認為商朝人有四季，但不用“春”“夏”“秋”“冬”表示，而是用另外的字，在這里就不討論了。
按照《史記》等古籍的記載，商朝的開國之君是湯，也叫湯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湯、成唐、烈祖”等等。
在甲骨文里，湯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開國之君，最多也就是一個“發(fā)揚光大”的中興之君，類似于清朝的乾隆。
湯武王難道不是推翻了暴虐的夏桀，從此得到各地諸侯的尊奉嗎?
很遺憾，甲骨文卜辭對湯武王的歌功頌德不少，但就是沒提到他曾經打敗過“桀”，推翻過“夏”。甲骨文里不僅沒有“夏”這個字，也沒有“桀”這個字，甚至連可以懷疑的對象都不存在。
如果嚴格按照甲骨文的記錄來厘定中國歷史的話，自五帝時期之后，中國就只有一個王朝——神圣的、偉大的、千年一系的——商朝。
這個朝代從五帝之一的帝嚳 (帝俊)開始，綿延1300年左右，也就是大約從公元前24世紀到公元前11世紀，而不是傳統(tǒng)上認為的從公元前16世紀才開始。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筆，不寫自己曾經臣服過的夏朝怎么辦?
從帝嚳(帝俊)開始，直到湯武王為止，大部分商人領袖都稱“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還要高一個級別)、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經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則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時才敢稱王。這就證明這些稱王的商人領袖從未臣服于任何勢力。
《史記》等古籍也并未說過商人曾經臣服于夏朝。
商人曾經臣服于大禹，倒是確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現“禹”字，顧老教授據說還因此講過“大禹是條蟲”(這個傳說大概是瞎編的，顧的原話是說“禹”字和蟲有關，并進而推論出當時流行蟲/蛇崇拜等等，這倒是很明顯)。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沒什么出息，始終被商人壓過一頭。
從《史記·夏本紀》就可以看出，五分之四的篇幅都在說大禹，剩下五分之一說他的后裔。四百年內他們就干過這點事，而且怎么看怎么像編造的，因為它和《商本紀》的情節(jié)太相似了：
夏啟建立夏朝之后，夏朝總共出過3件大事，即有過氏滅夏、少康中興和夏桀亡國。前二件事可以合并為一件，它與有易氏殺害商王亥，爾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在河伯的協(xié)助下攻滅有易氏(極可能就是《尚書》里所謂的“有扈氏”)，為父報仇的情節(jié)異常類似，甚至連時代也基本相同(公元前19世紀左右)。
夏桀亡國的過程似乎有許多細節(jié)，可是又都與商紂亡國的故事如出一轍：國王年輕時有才氣，立過功勞，然后驕傲自大，沉迷酒色，寵幸邪惡的王后和幾個壞蛋，諸侯甲勸諫被害，諸侯乙先被囚禁，然后被釋放，諸侯乙仁義明德，吞并鄰邦，最后討伐國王，國王一戰(zhàn)而敗，都城不守，戰(zhàn)爭就結束了，王朝就更迭了。除了個別細節(jié)之外，它們一模一樣。
難道一個綿延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就留下了這么點歷史故事嗎?甚至民間傳說也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說大禹的?？磥?，就連古代的說書人和聽眾也對夏朝沒什么興趣。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開始，而是只代表著商朝的晚期。各種古籍都記載，商朝曾經多次遷都，而安陽殷墟是其中最后一個都城。
所以，年代比殷墟更早的二里頭遺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因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紀以前就存在著。這也是幾十年來最被懷疑的一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是另一個方國，例如傳說滅夏的有窮氏部族的城鎮(zhèn)。
總而言之，按照甲骨文的記載，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是不被商朝人承認，而只被周人承認的。按照《史記·周本紀》記載，周人的祖先一直在夏朝當官，后來看到夏朝衰敗，才從山西西南部遷徙到陜西去自立山頭了。周人對夏人感情深厚，倒并不意外。
有夏禹，無夏朝，這似乎很難以理解。如果說少康、夏桀等夏朝君主都是后人憑空編造的，似乎更難以接受。我們不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這段歷史。
古籍說夏朝雖亡，但其核心部族并未衰亡。一部分人跟著夏桀流放到鳴條，另一部分人跟隨王子獯粥北上，其后代就是匈奴。商朝武功赫赫，對外擴張不斷，不會和這兩支夏人的后裔失去聯系，特別是此后日益強大的匈奴人。許多證據都顯示，夏朝其實也沒有在公元前16世紀滅亡，而只是轉移了陣地。不少考古學家都懷疑，夏朝的后裔便是商朝的勁敵“土方”，也就是《詩經》中所謂夏禹開創(chuàng)的“下土方”。直到武丁時期，土方對黃河流域的威脅才基本上被消除。
真正的學者畢竟是非常嚴謹的，和我交流的幾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們嚴謹到不可思議的地步，所以雖然有許多有趣的觀點，卻不肯把它們寫下來。
實際上，反對將陶寺、二里頭等地陶符稱為“文字”的主要反對意見并非來自國外，而是來自他們。也許再過幾十年，下一代中國歷史和考古大師們考證起來會比較大膽一點?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向來是廣受推崇的學風，我沒有本事小心求證，只能在這篇小文的結尾作一大膽假設：
大禹死后，他的事業(yè)迅速瓦解，各個邦國雖然在文化和經濟上仍相當近似(與春秋時期相仿)，但在政治上卻各行其是，而商人更日益強大。商王上甲微攻滅有易氏之后，已成為黃河流域的頭號霸主，湯武王更是在短期內吞并了大量邦國(《詩經》所謂“昆吾夏桀同日亡”)，將商朝推向鼎盛。但是，夏人并未被征服，一部分西遷陜西，成為周人，另一部分北上山西、河北和內蒙，成為商朝的勁敵“土方”，與商朝形成了南北朝的關系。
因此，從商朝人的觀點看，夏朝并不存在(因為他們只承認大禹的領導地位，一位君主總不能算是一朝)，在商朝談論夏朝屬于叛國行為，在土方談論商朝也是如此。武丁戰(zhàn)勝土方之后，周人不得不接受商朝的統(tǒng)治，但仍然不時地反彈，最終聯合各個反商勢力將商朝滅亡。從這個意義上講，歷時13個世紀之久的殷商天下，或許始終籠罩在它不愿承認和談論的“夏朝”陰影里。
歸根結底，夏朝究竟是有，還是沒有，恐怕并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而主要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
人，畢竟天生就是政治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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