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村江戰(zhàn)役,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韓國西南部的錦江)海戰(zhàn),是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正式交鋒。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白村江戰(zhàn)役，希望能幫到你。

　　白江口之戰(zhàn)

　　白江口之戰(zhàn)，亦稱白村江之戰(zhàn)，指的是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羅聯軍與倭國、百濟聯軍于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發(fā)生的一次水戰(zhàn)。663年，倭軍(4萬2千，有戰(zhàn)船1000余艘)，唐軍(1萬3000，戰(zhàn)船170艘[1] )在百濟白江口展開了激烈海戰(zhàn)。唐將劉仁軌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倭軍圍住，其艦只相互碰撞無法回旋，士兵大亂。最終，日軍戰(zhàn)船全部被焚毀，數萬日軍被殺或溺死。[2-5] 在此次戰(zhàn)役中，唐朝水軍充分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將兵力、船艦皆數倍于己的倭國水軍打得大敗，堪稱一次以少勝多的經典水戰(zhàn)。此次戰(zhàn)役是中日兩國作為國家實體進行的第一次交戰(zhàn)，也是東北亞地區(qū)已知較早的一次具有國際性的戰(zhàn)役，其以唐朝、新羅聯軍的勝利的最終結果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間東北亞地區(qū)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格局。

　　背景

　　朝鮮半島在唐朝初年存有高句麗、百濟與新羅三個“國家”。其中，高句麗名聲最大，軍力最強，對中央王朝一直是時降時叛，時慕時倨。隋煬帝亡國，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句麗，致使國內民生凋敝，國力大耗。唐高祖李淵稱帝后，對高句麗“遺使稱臣并不感興趣，對臣下說：“高句麗雖臣于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6] 裴矩、溫彥博諫勸：“遼東本箕子封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于列星，不可以降。”當時的高句麗國王，是隋煬帝時一直和帝國叫板的國王高元異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國虛實，遣使臣獻上封域圖，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遼東舊戰(zhàn)場，收埋戰(zhàn)沒隋朝將士尸骨，平毀高句麗人夸功耀武的京觀。高建武害怕，下令國人“建長城千里，東北首扶余，西南屬之海”[6] [7] 。[8-9] 后來，高句麗內部政變，東部大人蓋蘇文殺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宮把高句麗王高建武也宰掉，“殘其尸投諸溝”，[6] 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為傀儡王，自為莫離支(主兵元師)。這位高句麗種群，“貌魁秀，美須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6] 蓋蘇文每次上下馬，國內貴人大臣都爭搶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給他當“腳墊”。[8-9] 高句麗內變，臣下勸太宗討伐其弒主之罪，“因喪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詔拜高藏為遼東郡王。不久，高句麗、百濟二國聯合，大舉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乞援。眾臣商議，最后李績力勸征遼。此次征伐高句麗，唐太宗總共攻克高句麗的玄菟、橫山、蓋牟、磨米、白巖、遼東、卑沙、麥谷、銀山、后黃十座城，遷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加入唐朝戶籍共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驊三次較大的戰(zhàn)役，殺死高句麗兵四萬多人，唐朝將士死近二千人，戰(zhàn)馬損失十分七八。但之后寒冷的冬季到來，而唐軍將士大都來自關中無法適應遼東寒冷的冬季，而唐軍的后勤運輸也因遼東寒冷的冬季受到嚴重影響，最終唐太宗被迫班師。

　　過程

　　645年(貞觀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駕親征，率陸軍六萬，水軍四萬，又發(fā)新羅、契丹、奚等國、部兵，進擊高句麗。唐軍初進克捷，攻克蓋牟城(今遼寧蓋平)、沙卑城(今遼寧復縣)，并克陷遼東(今遼寧遼陽)堅城。不久，唐軍又陷白崖城(今遼陽東)，進向安市(今遼寧蓋平東北)進發(fā)。高句麗大將高延壽等人率高句麗及靺鞨兵十五萬來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設計大破。高延壽勢屈，悉眾投降，膝行匍匐入轅門求請饒命。太宗怒喝：“以后還敢和天子交虞嗎!”高延壽“惶汗不能對”。[8-9] 高句麗舉國震恐，堅壁清野，向后方緊縮戰(zhàn)線。黃城(今遼寧遼陽)、銀城(遼寧鐵嶺)一帶頓時空無一人。[8-9] 唐軍進至安市，此城“地險眾悍”，城上高句麗兵將見太宗旌旗儀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績一旁也氣憤，勸太宗說，城下之日，盡屠受戰(zhàn)男丁。安市城內守兵聞知此訊，“故死戰(zhàn)”。[8-9] 膠著數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氣，太宗惜愛將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師。其實，安市城是高句麗國內一方諸侯，蓋蘇文執(zhí)政后也曾派兵攻打，“擊之不能下，因與之”。地險，人死戰(zhàn)，又遇酷寒，唐軍人再多兵再強也無可施展。臨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雖然沒有被攻屠，高句麗守軍也知曉了唐軍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賜絹百匹”。[8-9] 648年(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本準備集三十萬大軍，以長孫無忌為大總管，一舉擊滅高句麗。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句麗又逃過一劫。[8-9] 655年(高宗永徽六年)，新羅國向唐廷告狀，說高句麗、百濟、靺鞨連兵，攻取新羅三十多城。唐廷下詔勸和，不聽。作為帝國仲裁者，唐廷于660年(顯慶五年)，詔派左衛(wèi)大蘇定方等人率兵攻討。當時，唐朝剛剛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又分西突厥為兩部，設昆陵、蒙池督護府。北方突厥問題解決，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鮮半島上竄下跳的高句麗和百濟。[11-12] 唐朝在百濟設熊津、馬韓等五個都督府，擇其酋長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詔釋不誅”。扶余義慈也是倒霉蛋，本來此人上孝下親，很有榮名，有“海東曾子”的時譽。戰(zhàn)前，唐高宗還下詔勸諭：“……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新羅所俘(百濟兵士)亦畀還王。不如詔者，任王決戰(zhàn)，朕將發(fā)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后悔。”百濟王總以為唐兵不會輕出，繼續(xù)當高句麗幫兇。殊不料，蘇定方諸將一出，百濟立時破滅，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數千里地歸罪長安。不久，扶余義慈病死，唐廷施恩，贈衛(wèi)尉卿，并允許其被俘舊臣臨喪，“詔葬孫皓、陳叔寶墓左”――此舉意味深長，同為降臣，下場也一樣，終免橫死。[11-12]

　　后續(xù)

　　滅百濟后，唐朝大軍振旅而還，留下郎將劉仁愿率數千唐兵留守百濟城，并派左衛(wèi)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詔以劉仁軌代之。[11-12] 百濟王扶余義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來已經降服唐軍，待他看到唐軍主力回國，萌生賊心，并與一個叫道琛的和尚聯手，在周留城聚百濟舊民造反。不久百濟“西部皆應”，紛紛據城造反，支持扶余豐。眾軍相聚，反而把唐軍劉仁愿的留守軍團團包圍于百濟城。[11-12] 唐廷下詔，任劉仁軌檢校帶方刺史，統(tǒng)王文度舊部與新羅軍合勢救援劉仁愿。唐、新聯軍一路廝殺戰(zhàn)斗，直殺百濟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邊建兩座巨大的兵壘，劉仁軌率眾猛攻，百濟軍不敵，退保任孝城。[11] 661年(高宗龍朔元年)，唐將蘇定方又攻打高句麗，遇大雪酷寒，唐軍不得不班師。[11] 但是劉仁軌上表，表示要繼續(xù)堅守在百濟，高宗深覺劉仁軌言之有理，便讓唐軍繼續(xù)留在百濟城堅守。[15-16] 劉仁軌先出奇兵，首發(fā)制人，率軍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峴城(今韓國鎮(zhèn)岑縣)，雖然此城“臨江高陸”，唐軍連夜奇襲，一舉攻破，“遂通新羅運糧之路”。[15-16] 而百濟內部發(fā)生火并。百濟王子扶余豐越來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余福信被殺。于是，劉仁師、劉仁愿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劉仁軌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濟王子扶余隆率水軍，從熊津江出發(fā)，水陸并進，直趨白江口，準備合軍直搗固周堅城。[16-17] 663年(高宗龍朔三年)八月，劉仁軌水軍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國水軍四百余艘也綿延駛至。寬闊水面上，唐、倭兩路水軍對峙。 [16-17] 劉仁愿回長安后，高宗向他詢問情況，這位大將不專功，說明戰(zhàn)役主要指揮者以及表章主擬人均是劉仁軌。高宗“深嘆賞之，因超加(劉)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qū)。”劉仁軌絲毫不敢懈怠。他安撫百濟余眾，屯田厲兵，積糧撫士，準備下一步進滅高麗的戰(zhàn)爭。同時，他連上表奏，極言百濟之地不可輕棄，“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備，舉無遺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納其言。[18-19] 百濟亡國，下一個肯定輪到高麗，668年(高宗總章元年)，唐朝大將李勣為師，在泉男生帶路指引下，一舉踏平高麗，終于完成了隋煬帝、唐太宗未竟之業(yè)，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戶。唐朝置安東都護府，留大將薛仁貴等二萬多唐兵于平壤，高麗終成唐朝治地。由于高麗王高藏一直是個傀儡，唐廷赦而不誅，還把他封為司平太常伯，只把負隅頑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蠻荒之地。[18-19]

　　影響

　　雙方合戰(zhàn)。唐軍四戰(zhàn)皆捷，水陸連勝。雖然唐軍軍船在數量上占絕對劣勢，但隋唐時期中國的造船技術還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堅，設計精良，日本的兵船與之相較，自然簡陋寒酸。當時，倭奴還未從中國偷師學藝，技術方面落后得很，兵將甲胄質量又不好，唐軍箭雨之下，倭兵倭將往往被射得透心涼。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劉仁軌自然通曉“火燒赤壁”之事，倭奴當時還不像唐以后那樣精通中華典故、兵書，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樣擠在一起，被唐軍連發(fā)火箭，順風投火，一時間“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燒死嗆死外加棄船跳水淹死，一萬多倭奴軍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16-17] 海上大敗，百濟、倭奴陸軍也抗不住唐、新聯軍的進攻，被殺得人仰馬翻。扶余豐脫身而逃，唐軍最終是“獲其寶劍”，這個“百濟王”竟不知所之，人間蒸發(fā)了。周留城內拒守的百濟王室扶余忠勝、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勢已去，率城內守軍、士女以及未被殺掉的倭奴兵將，“一時并降”。當時，倭人好像還沒養(yǎng)成臨敗自己用刀掏肚子的習慣，一系列小矬個子軍將，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聽憑唐軍與新羅軍發(fā)落。五、六萬倭奴軍，死的死、傷的傷，降的降，跑的跑。[16-17] 倭國在百濟滅完后，接納了許多的百濟難民，在此同時。唐跟新羅之間的對立增加了。受到這種影響，天智天皇制定了稱之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個國家體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權時，其下令制定了飛鳥凈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將日本快速的導向為律令制國家。 接著在701年時，由于大寶律令的制定，日本將國號從倭國改為日本。此時，新國家之建設也告一段落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