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運河是沿岸各地的母親河，是中國七世紀之后歷代封建政權的生命河，它的興衰曾與國家的興衰，沿岸的經濟繁榮相關聯(lián)。下面學習啦小編整理了大運河的開鑿概況，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隋唐大運河的開鑿概況

　　隋唐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 605年，隋煬帝即命開鑿大運河，“發(fā)河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通濟梁，自西苑引谷、洛水達于黃河，自板諸引河通于淮”，長1000多公里。隋唐大運河跨越地球10多個緯度，縱貫在中國最富饒的華北平原和東南沿海上，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8個省、直轄市，是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過巨大的作用，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運河。

　　584年隋文帝為了將關東資源便利的運至關中，引渭水自長安開通到潼關的廣通渠，但砥柱仍阻礙關東漕運。公元587年，為了興兵伐南朝陳，循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的邗溝興建山陽瀆，自山陽(今江蘇淮安縣)至揚子(今江蘇儀征縣)入長江江都(今江蘇揚州)。隋煬帝時大規(guī)模發(fā)展運河，605年開通通濟渠(又稱汴渠)。西段自今洛陽西郊引谷水、洛水入黃河。東段自滎陽汜水鎮(zhèn)東北開始，循夫差所開運河故道，引黃河經汴水、泗水達淮河，經過汴州(今河南開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今安徽宿州)、泗州(今安徽泗縣)等城市。同年又發(fā)淮南民十余萬人再度修筑山陽瀆，整治取直，中間不再繞道射陽湖以直達長江。

　　隋唐大運河開鑿原因

　　文化交流

　　黃河是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搖籃，黃河流域是華夏文明的發(fā)源地，它的中下游是古代經濟、文化、科學最發(fā)達、最昌明的區(qū)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為活躍的所在。黃河自西向東的流向，便于東西橫向聯(lián)系，而不便于南北縱向的聯(lián)系，縱向經濟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響，黃河以北不乏富饒之地，黃河以南的東南沿海更是物產豐富之地，但長期得不到開發(fā)，這種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中國經濟文化發(fā)展不平衡的現(xiàn)象。我們的祖先明智地覺察到這個問題，從而產生開鑿南北縱向的人工河的愿望。

　　軍事需求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封建統(tǒng)治者為鞏固政權，戰(zhàn)事頻繁，征伐不斷，為保證軍事行動所需之大量糧草的運輸，在水運上占有主導地位的年代，溝通南北水運，開鑿運河無疑對軍事行動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見，大運河的開鑿，主要是為了當政者便于鞏固和發(fā)展自己的政權，而軍事行動和經濟開拓則是最直接的目的。同時，也有著追隨帝都的屬性。

　　經濟需求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運河、灌溉農田和進行運輸?shù)臍v史。據記載，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為了進攻齊國，運兵運糧，征調大批民夫，在長江與淮河之間開鑿一條運河，叫做“邗溝”。這就是后來大運河在江蘇境內的一段。兩漢至南北朝時期，相繼修建了一些渠道。這些渠道雖然斷斷續(xù)續(xù)，卻使大運河的開鑿，在江南和中原地區(qū)初具規(guī)模了。隨著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日益發(fā)展，修鑿的局部運河，已經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尤其江南地區(qū)在全國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占重要地位，溝通南北水道已經成為社會經濟交流的迫切需要。隋統(tǒng)一中國后，人民得到安定的社會條件從事生產，社會經濟逐漸恢復。隋文帝于584年命宇文愷率眾重開漕渠。自大興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漢代漕渠故道而東，至潼關入黃河，長150多公里，名廣通渠。604年改名永通渠。

　　隋朝京杭運河簡介

　　隋唐時期，它的總長度約2100公里。隋代運河分為4段，黃河之北為永濟渠;洛陽經徐州至淮河段稱為通濟渠;淮河至長江的一段稱為江淮運河，即邗溝;長江直至杭州的一段為江南運河。因洛陽至淮安的通濟渠是由汴河、泗河疏浚連接而成，故有的文獻也將其稱之為汴河。到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它被改線山東，成為直道。運河北起元大都城外(今北京積水潭)，南至杭州拱宸橋，全長縮短為1816公里。這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長的人工運河，也是許多王朝賴以漕運的交通大動脈，是我國古代經濟交流的生命線。

　　據文獻記載，隋煬帝開鑿運河后的10余年間，人們并沒有體會到京杭運河的好處。自唐代以迄明清，運河漕路得以充分利用，成為國計民生不可須臾離開的生命河?！缎绿茣?middot;食貨三》說：“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于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以運河轉輸江南之粟成為保障京師供應的重要出路。元代建國都于大都，也依賴江南糧米。《元史》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運，百司庶府之繁，衛(wèi)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江南。”

　　從歷代運往京師的漕米供應數(shù)量來看，運河交通對于繁榮京畿也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據史籍記載，唐玄宗時期，在運河沿岸建倉，分段漕運，再轉運長安，“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比陸運節(jié)省“傭錢三十萬緡”，每年漕運量在200萬石以上。宋代建國都于汴京(今開封)，至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定汴河漕量，“歲額六百萬石”，汴河即淮河至開封運河。元代晚期，由運河轉海運，每年至京師的糧食近300萬石。明代永樂十五年(1417年)，漕運進京的糧食就達500萬石以上。成化八年(1472年)，漕糧北達“始定四百萬石，自后以為常。”清代漕運量雖有的年份有所增加，但大多年份的運量仍維持在400萬石左右，但其他品種的輸送量則大有增加，如南方的毛竹、木材、茶葉、白糖、絲綢等。運河的暢通也給客船提供了便捷，降低了旅費。隋唐以迄明清，里閭平民、商賈士紳、達官墨客，直至皇親國戚、帝王將相，凡遠程外出也喜歡借運河水利之便，揚帆代步。

　　正因為京杭運河對京師供給、大宗運輸、經濟交流、百姓生活有著如此密切的關系，所以歷代朝廷都將運河的暢通視為“社稷之要”，并置衙設官，投以巨資，頒行律令，嚴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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