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政權(quán)是司馬氏在南北世族的共同支持下建立的，那么東晉開國皇帝念什么呢?下面是有東晉開國皇帝，歡迎參閱。

　　東晉開國皇帝

　　晉元帝司馬睿(276年-323年)，字景文，東晉的開國皇帝(318年-323年在位)。司馬懿的曾孫，瑯邪武王司馬伷之孫，瑯邪恭王司馬覲之子，晉武帝司馬炎從子。司馬睿于290年襲封瑯邪王，曾經(jīng)參與討伐成都王司馬穎的戰(zhàn)役;但是由于作戰(zhàn)失利，司馬睿便離開洛陽，回到封國。

　　晉懷帝即位后，司馬睿被封為安東、都督揚州諸軍事。后來在王導(dǎo)的建議之下前往建康，并且極力結(jié)交江東大族。311年晉愍帝封司馬睿為丞相、大都督中外軍事。晉愍帝被俘后，司馬睿在晉朝貴族與江東大族的支持下于317年稱晉王，318年即帝位，為晉元帝。323年去世，謚號元皇帝，廟號中宗。“牛繼馬后”之說稱司馬睿是牛金之子。

　　晉元帝司馬睿個人評價

　　司馬睿是中國封建皇朝中最少權(quán)威的一位開國之君。他之所以能夠稱帝于江南一隅，不是憑借他本人的權(quán)威或者實力，而是因為他出身的西晉皇室在當(dāng)時已成為漢族政權(quán)的象征。只有在這一旗號之下，北方的大族才能在江南立足，南方的大族才能抗衡來自北方的各種勢力。

　　在擁立司馬睿的大族中，瑯邪王氏的勢力最強，影響最大，在司馬睿建立東晉朝的過程中，他的所有政治活動和各項政策都與王氏家族的關(guān)系極大。后來司馬睿試圖擺脫扶植者對他的控制，但是由于雙方力量對比懸殊，這種努力不但沒有成功，還終于引發(fā)了王敦之亂，導(dǎo)致他的受辱身亡。

　　晉元帝司馬睿稱帝天下

　　次年二月，弘農(nóng)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帶來了愍帝臨降前所寫的詔書。詔書同意司馬睿代他“統(tǒng)攝萬機”，但對司馬睿的稱帝提出了一個附加條件，即是要他帶兵北伐收復(fù)舊都，報仇雪恥。詔書含蓄地表露了愍帝對司馬睿坐視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譴責(zé)。對此，司馬睿的心情十分矛盾與不安。他哭著拒絕了下屬要他上尊號的建議，并承認(rèn)自己是罪人。不過，在經(jīng)過一番忸怩之后，他還是接受了晉王的名號。司馬睿按照魏晉丞相稱王的慣例，“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晉書·元帝紀(jì)》)。從這時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馬睿政權(quán)已成為晉王朝的唯一代表。

　　六月，劉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將領(lǐng)懷著各樣的目的聯(lián)名上書給司馬睿，進行勸進。司馬睿拒而不受，一則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條件對他有很大的壓力。恰巧這時，祖逖在收復(fù)大片北方領(lǐng)土之后，又在譙縣(今安徽毫縣)打敗石勒大軍。司馬睿借勢傳檄天下，聲稱要派遣其子司馬裒統(tǒng)率三萬大軍、水路四道，增援祖逖。然而隊伍尚未出發(fā)，司馬裒旋即被召回建康。再一次表明司馬睿的所謂北伐仍是在故作姿態(tài)。

　　這年底，劉聰將備受羞辱的晉愍帝殺死。愍帝之死，使司馬睿的稱帝不再存有任何障礙。司馬睿一面斬缞居廬，表示對愍帝的哀悼，一面積極籌劃即位前的事宜。這時，南渡的北方大族周嵩上疏，勸說司馬睿不要忙于稱帝。他認(rèn)為，司馬睿當(dāng)務(wù)之急是出師北伐，“雪社稷大恥”。實際上，他是在要求司馬睿履行愍帝詔書的附加條件。上疏后，周嵩很快遭到報復(fù)，先是被貶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后又以“大不敬”之罪幾乎被殺。

　　太興元年(318年)三月丙辰日，司馬睿名正言順地坐上了皇帝的寶座，東晉王朝正式建立。在登基的典禮中，司馬睿突然給王導(dǎo)出了一道難題，要他與自己一起共坐御床。這一提議實在出人意外，它使王導(dǎo)一時非常尷尬。

　　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實屬罕見。一方面它反映了東晉一朝主弱臣強的實際情況。江南小朝廷自出現(xiàn)之始就形成了司馬睿必須在政治上服從王導(dǎo)，在軍事上依賴王敦的格局。司馬睿稱晉王，王導(dǎo)以揚州刺史兼為驃騎、領(lǐng)中書監(jiān)、錄尚書事諸職居中執(zhí)領(lǐng)朝政;王敦以江州刺史兼為大、都督江揚荊湘廣交六州諸軍事等職在外獨擅軍權(quán)。作為皇朝帝室的司馬氏不但不能駕馭臣姓，反而要受瑯邪王氏一家的操縱。時諺“王與馬共天下”即是對這一政局的恰當(dāng)概括。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馬睿對這種非正常君臣關(guān)系不滿的流露。在司馬睿與王氏兄弟合作的前期，兩個家族的矛盾并不突出。如果沒有瑯邪王氏的扶植，孑身處于南北士族之間的司馬睿毫無存在價值。所以在這一時期，王導(dǎo)、王敦同司馬睿是一致多于分歧。司馬睿既肯于對他們言聽計從，王導(dǎo)、王敦也對司馬睿是“同心翼戴”的。但隨著司馬睿地位的鞏固和建康政權(quán)統(tǒng)治范圍的擴大，司馬睿越來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擺布。史稱他推崇“申韓”之說，并把一部《韓非子》送給太子司馬紹，希望兒子能懂得自己的用心。他還身體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說新語·考異》)，顯然是在和王導(dǎo)制定的“以清靜為政”的國策唱反調(diào)。同時，他重用刁協(xié)、劉隗等人，力圖排抑、削弱王氏的勢力。在司馬睿稱帝之時，他同王氏兄弟雖未爆發(fā)直接的沖突，但之間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十分緊張了。司馬睿要王導(dǎo)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實際上則在暗示他應(yīng)該有所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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