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調地展示自己對醇酒美人的低級趣味，是歷史上韜光養(yǎng)晦的不二法則，也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鍵：既減少政治風險，又暢快地享受人生，何樂而不為呢?從這個角度看，奕匡的“首富”非當不可的 -----《國運1909》

　　2、 同時代的劉鶚在其《老殘游記》里痛責這類“清官”：“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眼所見，不知凡幾矣。” -----《國運1909》

　　3、 最為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日益激進的改革民意其實是地方實力派或其他政治群體要求分享權力的幌子，“政治上壘”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動聽的憲政訴求異化成為爭奪權力的新式武器。 -----《國運1909》

　　4、 問題是，改革與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種推翻，更是一種建設，這就需要在“變”的同時必須保持“穩(wěn)”。在政治和經(jīng)濟兩方面，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即推進平等和進步，但其路徑要求卻有一定的矛盾：經(jīng)濟的發(fā)展需要進一步的權力集中，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政治的發(fā)展則要求不斷的權力分解與分享?！秶\1909》

　　5、 權利的本質，既不是職位，也不是頭銜，而是影響力。 -----《國運1909》　　6、 反腐敗與政治改革，的確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一方面，腐敗不除，依靠這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干部隊伍，任何改革都會變形走樣，成為新的尋租工具;另一方面，普遍的腐敗已經(jīng)表明了舊的體制和機制不具備自我代謝的能力，不改革就無法消除腐敗。 -----《國運1909》

　　7、 早在新政伊始，大清中央就不斷地高唱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懾之以威，但在“貪官污吏足躋滿朝”的大背景下，敲警鐘都被當做了敲木魚，甚至越能貪腐者也越能高唱反腐。 -----《國運1909》

　　8、 “上驕”就是領導干部自我陶醉，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并且以自我表揚為主，忘乎所以;“下諂”就是人們在權力面前無法“養(yǎng)成高尚之人格”，官大一級壓死人，爹親娘親不如長官親。 -----《國運1909》

　　9、 大清國的愛國者們越來越不屑于投入應有的耐心與寬容，更缺乏應有的合作與妥協(xié)，調門一個比一個高亢，行動一個比一個浮躁，改革逐漸演變?yōu)閷υ捳Z權及領導權的爭奪，那些動聽的政治名詞，從此更多地成為向執(zhí)政者發(fā)難乃至“彼可取而代之”的工具，陷入了“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循環(huán)。-《國運1909》

　　10、 其實，到了奕匡這種已經(jīng)“不勝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無大志。一個道德形象與工作能力都完美得無可挑剔的下屬，對大多數(shù)的領導人來說，并非是件可以高枕無憂的好事 -----《國運1909》

　　11、 企業(yè)家的頭銜上加上“愛國”二字，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現(xiàn)象，既反映了資本與權力的不同地位，也體現(xiàn)了資本向權力主動靠攏、尋求和諧。-----《國運1909》

　　12、 官商的不斷結合，雖然繼續(xù)拉大了貧富懸殊，激化了階級矛盾，破壞了社會的公平，但在另一方面，權力不再是資本的絆腳石，而日益成為同謀者，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也讓一部分人先“貴”起來。 -----《國運1909》

　　13、 只想過安穩(wěn)和諧日子的大清百姓，一般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正常情況下絕無動機和動力去挑戰(zhàn)現(xiàn)有的政治制度，真正造成危害的，是那些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暢行的、絕不僅限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貪腐文化。 -----《國運1909》

　　14、 大清國的干部隊伍來源，一是科舉，二是保薦，三是捐納，其中，科舉是最為公平的，八股面前人人平等;捐納次之，基本能做到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至于保薦，則是最容易產生黑箱操作，無規(guī)可循的。 -----《國運1909》

　　15、 早在甲午戰(zhàn)爭期間，深刻研究了中國國情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就認為，中國的腐敗并非只是官場獨有，而是全民喪失信仰，“人心腐敗已達極點”。 -----《國運1909》

　　16、 晚清的財政可以說基本上就是攤派的財政，中央向地方攤派，大官向小官攤派，官員向鄉(xiāng)紳攤派，鄉(xiāng)紳再向農民攤派。這種實際上的攤派體制，與“仁政”的大旗相互矛盾，說一套，做一套，說的不敢改口，做的不敢聲張，演變?yōu)槿鐣恼詹恍募w黑箱操作，給各級官吏提供了極大的尋租空間。----《國運1909》

　　17、 其實，經(jīng)營管理從來就不是大清企業(yè)家的正業(yè)。要在大清國做一個成功的企業(yè)家，可以不懂經(jīng)營、不懂管理，但絕對不可以不講政治、不可以不懂大局。一個優(yōu)秀企業(yè)家的最重要素質，就是要緊跟風向，與時俱進，不斷調整自己隨風搖曳的方向、姿態(tài)和力度。 -----《國運1909》

　　18、 曾有研究者將那一時期中日兩國的企業(yè)發(fā)展作了對比，發(fā)現(xiàn)日本的企業(yè)家似乎更愛國、更有長遠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時的損失，而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政治體制令企業(yè)家更有信心。 -----《國運1909》

　　19、 官督商辦“是大清國”改革開放“中最具特色的，其原因在于財政枯竭，無力推行純國有企業(yè)，需要吸納民間資本參與;而又對民營資本信不過，要將人事、財務等大權牢牢地抓在政府手中。在實際操作中，掌握這些企業(yè)真正權力的人，既不是代表出資人權益的股東，也不是代表公眾利益的抽象的政府，而是由政府領導人拍腦門任命的干部。這些享受著公務員待遇的”下派干部“們，一只筷子還在機關的鐵飯碗里，另一支筷子則伸向企業(yè)的金飯碗， ”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一人兩制“，旱澇保收，進退自如。 -----《國運1909》

　　20、 實，中國歷來便有所謂”官利“制度：不管公司業(yè)績如何，股東都可以旱澇保收地獲得”官利“(股息)，投資者實際上將自己看做債主，而非股東。這一極富中國特色的制度，一直貫穿在晚清和民國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寫入了民國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資者沒有動力、也不習慣去過問乃至監(jiān)督公司的運營。-----《國運1909》

　　內容簡介

　　由作者發(fā)表在《中國經(jīng)營報》上的專欄文章修改而成，暢談晚清改革，針砭時弊，反響熱烈。

　　1909年，整整一百年前，在改良派、革命派、執(zhí)政者等各方勢力的推動下，垂死的清王朝進行了最后的自救努力。但那場看上去轟轟烈烈的改革最終在各方的極度失望下被暴力革命所吞噬。100年前的改革為何歸于失敗?旅澳清史學者雪珥在為我們再現(xiàn)那一段歷史的同時，也試圖能找到其中的答案。

　　作者簡介

　　雪珥，曾用筆名”雪兒簡思“，一直致力于收藏和晚清對外戰(zhàn)爭有關的海外文物，通過挖掘海外史料，運用國際關系理論，以國際化的嶄新視角、跨學科的寬闊思維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不僅十分注重歷史研究的實證，更重視思想的理性和寬容，及歷史研究成果的大眾傳播效果，在華人世界廣受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