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于公共政策論文范文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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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論文知道怎么寫嗎?下面是小編整理整合的一些關于公共政策方面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借鑒，希望對你有幫助。
黨管人才政策法制化
一、黨管人才原則概述
2002年12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中，曾慶紅首次明確提出黨管人才的原則。黨管人才原則是根據新時期我國現(xiàn)實發(fā)展的需要提出的，它是由黨管干部原則演變而來。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中，指出：“黨管人才，主要是管宏觀、管政策、管協(xié)調、管服務。”新時期，黨管人才原則體現(xiàn)了中共中央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要求，充分重視人力資源，落實人才強國的戰(zhàn)略。
二、黨管人才流動政策的發(fā)展歷程
(一)毛澤東時期。這一時期對人才的概念還不是很清晰，知識分子一直是這個時期人才的代名詞。建國后，黨和國家一直倡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于1968年12月22日發(fā)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說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yè)的子女，送到鄉(xiāng)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⑵此后，全國數(shù)萬知識青年走向農村和邊疆?？梢钥闯?，建國后由于黨內民主沒有得到進一步發(fā)揚，黨的首要領導的指示往往代表了黨集體的決策建議，也代表了一種政策取向。
(二)鄧小平時期。根據世界發(fā)展的新形勢，1977年9月，鄧小平在與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談話中提出了人才流動的思想。他說：“我們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的如何協(xié)調、人員如何進行交流的問題。人員不流動，思想就會僵化，外國的科研機構很注意更新科研隊伍，經常補充年輕的、思想靈活的人進來，我們也要逐步實行科研人員流動、更新的制度。”此后，我國人才流動的廣度和深度逐步得到增強。
(三)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時期。2000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建議中指出，“建立和完善機制健全、運行規(guī)范、服務周到、指導監(jiān)督有力的人才市場體系，促進人才合理流動。” 為建設一支宏大的高素質人才隊伍，保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健康發(fā)展，2002年5月，制定了《2002-2005年全國人才隊伍建設規(guī)劃綱要》，其中將引導人才合理流動作為第十點內容提出。2005年10月，人才強國戰(zhàn)略作為專章列入“十一五”規(guī)劃綱要。我們黨高瞻遠矚，清醒地看到我國人才發(fā)展及流動中存在的問題，在2010年6月6日，頒布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綱要中明確指出實施引導人才向農村基層和艱苦邊遠地區(qū)流動政策，以及實施推進黨政人才、企業(yè)經營管理人才、專業(yè)技術人才合理流動政策。人才流動是優(yōu)化人才結構、有效解決人才供求矛盾、促進人才使用社會化的根本途徑。
三、黨管人才流動政策的法制化
黨的政策是執(zhí)政黨為實現(xiàn)一定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目的而作出的決策。執(zhí)政黨的政策是國家法律最核心的內容。德國法學家茨格威特?克茨在討論社會主義國家政策對法律的影響后指出：“這絕不是說西方法律體系中法律不受政策的影響。恰恰相反，即使在西方國家，每一項法律規(guī)則也都具有或明確或模糊的政策背景，否則是幾乎不可能理解法律是如何產生或在實踐中是如何使用的。實際上，許多制定法都有意地尋求推進重建社會生活的某些經濟的或社會的政策。從我黨關于人才政策的發(fā)展過程可以看出，在各個歷史時期中，我黨根據現(xiàn)實需要都不同程度的強調人才的重要性，并下發(fā)了綱領性文件對人才工作進行宏觀指導。但是這僅僅是黨從宏觀出發(fā)，從政策的角度去關注人才流動性問題，缺乏統(tǒng)一法律制度的強制力保障。從目前人才流動的有關規(guī)范來看，部門立法居多，缺乏全國統(tǒng)一的立法，法律位階和效力都較低，不能滿足人才在全國范圍內系統(tǒng)、協(xié)調流動的需要，“對戶口、檔案等制約性制度的改革并未從根本上使其松動，因此不能適應建立統(tǒng)一規(guī)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客觀要求。從我國現(xiàn)有的人才流動規(guī)范內容分析，除了人才市場立法相對完善外，其他環(huán)節(jié)的立法都比較欠缺。由于人才流動爭議仲裁目前只有部門規(guī)章，仲裁效力不足，仲裁程序缺乏具體細致的規(guī)定且內容不完善，因此應盡快將人才流動權寫入法律，實現(xiàn)黨管人才政策的法制化。
政策法制化是將政黨的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層面，也是一個政黨將普遍遵守的規(guī)則上升到全國人民共同遵守的層面，用法律的形式將政黨的政策固定下來。在強調黨管人才流動政策法制化時，我們側重要求提升立法層次，將人才、人才流動及人才市場的相關問題納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議程，通過法律解除人才流動的戶籍限制等。按照鄧小平同志關于“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的指示，提出了“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作為執(zhí)政黨，從法的淵源的角度看，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中，應學會充分運用法律來實現(xiàn)黨的政策。
隨著經濟、社會的逐步發(fā)展，新的領域、產業(yè)不斷出現(xiàn)，人才流動是社會進步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要合理配置人力資源，實現(xiàn)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局面，需要黨的人才政策做指導，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
大小非之所得稅政策
經過查找資料，對“大小非”的定義如下：非是指非流通股，即限售股。小非，即小部分被禁止上市流通的股票，限售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例不大于5%，在股改一年后才可流通，一年以后也不大規(guī)模拋售，而是將一小部分有限度拋售，防止對市場過度沖擊。大非，即股改后，對股改前占比例較大的非流通股。限售流通股占總股本5%以上者在股改后兩年以上才可流通，因為大非大都是公司的大股東，作為戰(zhàn)略投資者，一般不應拋售。
2009年12月3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連同證監(jiān)會下發(fā)通知，從2010年1月1日起，對個人轉讓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財產轉讓所得”，適用20%的比例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據官方解釋，為了實現(xiàn)稅負公平、資本市場發(fā)展穩(wěn)定、抑制“一夜暴富”，可以通過對個人轉讓限售股所得征稅的方式達到以上的目的。
當然，此項稅收政策一出，即引起業(yè)內外眾多人士的關注，同時對其將帶來的效應也各抒己見。但事實證明，從政策出臺至今，“大小非”減持的熱潮不減。
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6月份限售股解禁的減持強度要比5月份來得猛烈。大小非6月減持量總計為2.44億股，而5月份的減持量為2.36億股，環(huán)比上漲了3.4%。單就大宗交易7月份就累計套現(xiàn)86億元。待到8月，又有33家公司發(fā)布了減持公告，總計減持了2.66億股，以變動期間股票均價或交易平均價計算，減持市值約為35.24億元。在此基礎上，9月僅第一周就又有19家公司發(fā)布減持公告，共計22.97億元。
當然，相對于2010年5.7萬億元的解禁高潮，2011年預計將有2.45萬億元的大小非解禁，比2010年減少了56.95%。
而隨著今年各公司中期業(yè)績的相繼出爐，在創(chuàng)業(yè)版、中小版上半年出現(xiàn)反彈后，大小非也逢高減持。WIND統(tǒng)計顯示，進入7月后， A股全部的大小非減持市值達到105.58億元，不計算部分增持股份，凈減持金額竟也達到95.37億元，凈減持金額較6月增加了超過20億元。
依此現(xiàn)象，我認為，總體來看，征收所得稅的政策對證券市場形成了積極作用。因為這一政策能夠緩解市場的解禁壓力，會擠占一部分大小非的收益，給了大小非持有者長期持有股票一個有利的理由，讓參與配售的投資者可以作為戰(zhàn)略投資者參與市場，而不是作為短期投機者投機市場。同時，這也有利于提高國家稅收收入，間接上對證券市場起到了促進作用，使我國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后健康穩(wěn)定運行的想法有了堅實的市場基礎。
但是，大小非減持一直對市場存在隱患。由于大小非持有者持有股份的成本幾乎為零，而流通股被炒到幾十元甚至上百元的都比比皆是，特別是創(chuàng)業(yè)板個人持有股份上市后有的市值竟翻了近百倍，因此不少千萬、億萬富翁也就因此誕生，這不僅沒有遵守市場的三公原則，還擴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梢?，大小非股東減持熱度長期不減的原因就在于此。而這些“精明”的只有人也尋找稅收政策上的盲區(qū)，依次來豐厚個人的利益。
按照新規(guī)，對個人所持限售股征稅的范圍包含：“2006年股權分置改革新老劃分后，首次公開發(fā)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間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轉股。”此外，“納稅人同時持有限售股及該股流通股的，其股票轉讓所得，按照限售股優(yōu)先原則，即轉讓股票視同為先轉讓限售股，按規(guī)定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
這樣，如果一家公司股東，在限售期內進行送、轉股，所形成的股票同樣視為限售股。但如果限售期之后進行的送、轉股則不算作限售股，不予征稅。這樣一來，任何公司都不愿意在限售期進行送股或轉股，只會等到限售期結束之后再進行大幅度送股或轉股，依次逃避稅收，增加收益。
此外，對于有意減持的個人投資者，也可能不會為了而逃稅延期減持。這是因為，拋售轉讓后的限售股就不再屬于限售股范疇，也不再受征稅限制。那么，不少市場中的限售股持有者，就可以通過創(chuàng)造利空壓低價差出售的范式從而減少稅收，之后再以較低價位買回的策略來盡可能規(guī)避稅收。
而從國際上看，美國政府以稅收的形式支持投資者長期持有股票，如果持有期在一年以上，就會有稅收減免;反之，若在一年以內，則將會征收繁重的稅收。所以，我覺得，新政對于個人轉讓限售股課稅，在緩解減持壓力的同時，應在稅率上加以區(qū)別，持有期限越長，稅率越低，從而鼓勵投資者長期持有，真正成為戰(zhàn)略投資者，而不是財務投機者。
綜上，我認為，實行浮動利率的政策應該能在更大程度上起到對逃稅的限制作用。重新合理明確界定征稅范圍也更能削弱財政政策盲區(qū)所引起的消極影響。此外，對于公司而言，由于其長期尋找政策盲點來獲取利益，或許可對其大小非解禁所得征收稅率累進制的資本利得稅，代替原有的企業(yè)所得稅，作為穩(wěn)定市場的一項措施。因為，對大小非減持征收利得稅有利于股市平穩(wěn)，更體現(xiàn)了稅收實現(xiàn)再次分配公平的意義，也無害于中小股民的權益，又不存在技術上的障礙，不失為一種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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