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觀念”決定中國經(jīng)濟成長方向
“政府觀念”決定中國經(jīng)濟成長方向
看政府的眼色、賺政府的錢,這種投資與經(jīng)營之道并沒有受到廣泛懷疑,由此加劇了中國經(jīng)濟在市場化道路上前行的合法性爭議
私人從政府中分離的進程如果沒有被完全打斷的話,也至少是顯著停頓了。這讓人沮喪——那個巨大的政府體制也伴隨著整個經(jīng)濟體的擴大而擴大了起來。眼下,如果以混合所有制名義真的可以讓進程恢復,經(jīng)濟重回健康成長軌道的希望才會大增
政府是否真的有意炒高中國的股市?不知道有多少人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我一直在本專欄里提示我的讀者,當前政府希望股市“好到足夠可以讓國有股權大規(guī)模地被私人部門買走”的局面。
這段時間以來類似看法一直很有市場,同時對這一看法的反對也透過一些“有識之士”傳遞到投資者耳中。他們甚至指責這樣的看法無異于“陰謀論”,也就是說,政府并不會有做高股市、從而達到減持套現(xiàn)國有資產(chǎn)的目的。
由于可能被戴上“陰謀論”的帽子,對政府行為的猜測和判斷確實需要格外小心。在資本市場里,人們早就習慣了對政府行為的依賴。比如當市場極度低迷時,我們期盼政府施以援手,或者停發(fā)股票、或者提振經(jīng)濟;我們也有著深深的記憶,當股市過熱時,政府通過提高印花稅、大規(guī)模管制流入股市資金等方式打壓市場。
實際上,我相信大多數(shù)人都不會反對,在中國做投資與做任何生意一樣,人們形成了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你的對手就是那個叫做政府的東西。生意做得好的人,一定是把政府的錢賺到了自己的口袋;而生意做不好,十之八九是因為你沒有搞懂政府。
為什么會這樣?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個政府太大了。黨政機關、事業(yè)單位、研究機構、國有企業(yè)、社會團體以及它們每一類組織上下十余級的組成,構成了政府貫穿社會的無所不在的存在。雇員的數(shù)量、擁有的資產(chǎn)、收入的占比、支出的規(guī)模,都大到了無法用事實和數(shù)據(jù)來陳述和說明的地步。
其次,這個政府太強悍了。在與它打交道時,你一定要十分清楚,你不能談判,只能妥協(xié);你只能服從,不能拒絕;你不能主要照顧自己的利益,而是必須先要照顧它的利益。
再次,這個政府并不全由社會精英賢達組成,而是某種程度上被庸俗的市民占據(jù),從而總是表現(xiàn)得既精明又短視。
在與這樣的政府打交道時,很多成功者認識到龐大的政府會帶來巨大收入;強悍的政府方便結交;庸俗市民充斥的政府易滋生腐敗。那些成功者幾乎算得上中國商業(yè)社會的主流,他們未能讓整個社會的商業(yè)道德變得高尚,卻留下了遍地原罪。
看政府的眼色、賺政府的錢,這種投資與經(jīng)營之道能否繼續(xù)行得通并沒有受到廣泛懷疑,這反而加劇了中國經(jīng)濟在市場化道路上前行的合法性爭議。在此,我不會以“存在即合理”給予認同。我想對讀者們說,鄧小平對中國所做的唯一的一次改革的歷史意義就在于,它啟動了中國社會個人與集體、私人與政府的分離進程。這個進程被過于小心地限定在經(jīng)濟范疇,走到今天確實落入了巨大的道德陷阱之中。
這就是那些對中國社會抱有強烈批判精神的人會把更多希望寄托于體制變革的原因,在他們看來,經(jīng)濟的成長、財富的創(chuàng)造沒有帶來社會的公平正義,更談不上道德層面的提升。
與上述批判不同,我更關心那個分離的進程是否還在頑強地繼續(xù),因為我們畢竟經(jīng)歷了一個明顯的“國進民退”的階段。在我看來,激烈變革體制的要求確實欠缺社會基礎,因為我們試圖改變的體制是這個社會大多數(shù)人身處其中的體制。你很難設想,這樣的體制變革會像你搬個家那樣簡單——你只需要扔掉破舊的東西,住到新家就好了。
私人從政府中分離的進程如果沒有被完全打斷的話,也至少是顯著停頓了。這讓人沮喪——那個巨大的政府體制也伴隨著整個經(jīng)濟體的擴大而擴大了起來。眼下,如果以混合所有制名義真的可以讓進程恢復,經(jīng)濟重回健康成長軌道的希望才會大增。
對私人部門在整個經(jīng)濟生活、乃至社會生活比重擴大的問題將一直面臨道德的審視。大多數(shù)投資者都不會真的在意,他們就是這樣一群人,在道德與獲利之間只會選擇后者。他們的選擇不應該受到批判,甚至在中國這樣的歷史階段意義更積極。只不過,我必須要提醒投資者,在對經(jīng)濟市場化、私人部門成長這樣的決定性進程提出道德審查的人,確實嚴重地影響著進程本身。因此,你可以選擇置身事外,但我更勸你不妨參與其中,說不準,你的參與才是這一進程能夠得到的最實質(zhì)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