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愛國主義情懷與愛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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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 ( 1875-1907)， 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女性。 在短暫的 32 年生涯中，她開創(chuàng)了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河，也積極投身于近代民主革命斗爭。 1907 年，秋瑾英勇就義。 此后上百年時間中，有關(guān)秋瑾的研究、評論一直未間斷，內(nèi)容涉及政治、歷史、文學等多個方面。 而關(guān)于她的愛國主義情懷與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也經(jīng)常在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中呈現(xiàn)。
一、紅毛鬼惹惱巾幗俠女
在 1904 年留學日本之前，秋瑾就已經(jīng)萌發(fā)了民主革命思想[1]93.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在深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中逐漸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秋瑾的童年時代正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瘋狂掠奪中國財富、西方侵略者在中華大地橫行霸道、中國人民不斷掀起反抗的浪潮的大環(huán)境下度過的。 中法戰(zhàn)爭期間，法軍攻入廈門馬尾港，在廈門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當時正跟隨祖父一起宦居于廈門的秋瑾目睹了同胞被欺凌的慘景。 父親經(jīng)常在家中表達對時事的不滿與憤恨，更加深了秋瑾對西方侵略者的仇恨。 她有一次對父親說道：“ 紅毛鬼那么厲害，我們中國人再不自強，豈不是要淪為紅毛鬼的奴隸。 ”清政府對內(nèi)欺壓、對外屈膝也讓秋瑾印象深刻，心中漸漸萌現(xiàn)了亡國的陰影，引起了她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深深憂慮和單純樸素的愛國情懷。
秋瑾的青春歲月是在湖南度過的， 那時父親遷官至湖南，帶著全家居住于長沙。 后來，秋瑾嫁給了有著“ 湖南王”之稱的王廷均，住在離長沙不遠的湘潭。 如此說來，湖湘文化對秋瑾的成長產(chǎn)生了特殊影響。 在《 秋瑾遺聞》中，有文記載道“: 秋瑾雖為浙籍，但其口音純像湖南人。 ”此外，人們一般認為，秋瑾極富俠女風范、生性豪爽、具有強烈的女性獨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也與湖湘文化影響有關(guān)。 秋瑾在湖南生活時期，正值大規(guī)模維新變法運動撼動著清政府的腐朽統(tǒng)治， 也撼動著秋瑾一貫反對的封建倫理綱常。
喪權(quán)辱國的《 馬關(guān)條約》簽訂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程度大大加深，正在北京赴考的康有為等上千名舉人聯(lián)名要求清政府變法。 一時間，全國要求變法的風潮四起，湖南的維新變法運動尤為活躍。 上至湖南巡撫陳寶箴、下至維新人士譚嗣同都通過各種方式倡導變法救國，使原本守舊閉化的湖南大昌士氣，很快形成了愛國救亡的社會風氣。 成長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中，秋瑾自然如沐春風。 1900 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秋瑾的革命愛國激情再次被點燃，她深情地說：“ 庚子事變已然令我可不顧生命， 革命若能成功，我死而無悔。 ”
從此，秋瑾明確了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不惜犧牲生命的革命志向。 在《 杞人憂》中，秋瑾作詩道：“ 幽燕烽火幾時收……難將巾幗易兜鍪。 ”在字里行間，秋瑾深切表達了內(nèi)心的擔憂，恨不得自己親上戰(zhàn)場沖鋒陷陣。
二、長閱歷倒向革命隊伍
無論是廈門，還是湖南，都不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中心，六朝古都北京才是當仁不讓的民主革命的風口浪尖處。 因此，秋瑾在北京時，她的革命愛國思想與實踐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恰如有歷史學家所言：“ 秋瑾的確信仰過維新變法， 崇拜過康有為、梁啟超，但她尚未踏入改良主義一步，就即刻倒向了革命隊伍。 ”這一轉(zhuǎn)變與秋瑾三進北京有直接關(guān)系。
秋瑾第一次到北京是在 1902 年，目的是跟隨丈夫入京捐官。
第二次是 1903 年，目的是跟隨丈夫入京履職。 第三次是 1904 年，目的是經(jīng)北京赴日留學。 這三年中的北京盡管直接由清政府掌控，但北京城里各種新學已隨著社會發(fā)展、思想啟蒙而不可逆轉(zhuǎn)地流行開來。 原本就具有開闊視野、開放心態(tài)的秋瑾在北京結(jié)識了吳芝瑛。 此人是著名的清末桐城學派代表人物吳汝綸的親侄女，從小深受書香門風熏陶，精通詩書。 湊巧的是，吳芝瑛的丈夫與秋瑾的丈夫都在戶部任職。 秋瑾比吳芝瑛小七歲，對她非常敬重，二人姐妹情深。 吳芝瑛夫婦與報界、書局的人來往甚密，且思想開明，秋瑾時常登門與他們或者談論國事，或者吟詩作詞。 吳芝瑛的丈夫廉泉收藏了不少有關(guān)新學的報紙書刊，秋瑾通過閱讀上面的文章認識了楊守仁、黃興、竇燕石、孫翼中、黃宗仰、蔣方震、鄒容、陳天華、黃藻等革命志士，對他們不遺余力編撰的《 游學譯編》、《 浙江潮》、《 湖北學生界》、《 江蘇》、《 革命軍》、《 猛回頭》、《 警世鐘》、《 黃帝魂》等愛不釋手。
在一次由吳芝瑛組織的婦女界人士會議上， 秋瑾結(jié)識了一位日本友人服部繁子， 她的丈夫服部宇之吉當時是京師大學堂的日語教師。 在與他們交往過幾次后，秋瑾最終確定了赴日留學的目標。 在赴日之前，隨著時局的風云變幻，秋瑾的思想和言行日益偏向于激進的革命，就連吳芝瑛、服部繁子等友人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服部繁子曾說：“ 秋瑾激進的革命態(tài)度正是中國社會的一方寫照。 革命已然成為中國社會的流行病，秋瑾顯然也得了病。 ”[3]135秋瑾還對吳芝瑛說過：“ 如今人們動不動就說革命，我認為，革命不是口頭說說，最起碼要從家庭革命開始。 ”吳芝瑛聽后告誡秋瑾說：“ 妹所言卻是駭聞，革命應慎之。 ”秋瑾回應道：“ 姐勿驚，革命乃吾所持人生宗旨，欲達目的，豈非數(shù)十年后方可。 ”
三、獨見解成為革命黨人
1904 年， 秋瑾到日本留學 , 她的革命思想在該時期初步形成。 這時清政府已腐敗不堪， 沒有能力應對內(nèi)憂外患的緊張局面，只能通過制衡的固化模式處理內(nèi)政外交。 即希望國人團結(jié)一致對抗外國侵略者的同時， 還希望借助境外勢力有效打擊國內(nèi)反政府力量。 這使得當時中國的進步人士都看清了清政府虛偽、媚外本質(zhì)，試圖通過自身努力拯救國家民族于危難之中。 許多進步青年選擇出國留學，學習西方民主政治和科學知識，為封閉的中國社會環(huán)境注入新思想。 許多留學生選擇到日本留學，學習富國強民的知識。 留學生中那些有理想、有抱負的學生在回國后積極投身到革命運動中，尋求救國之路。 作為進步愛國青年的秋瑾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提出種族革命和革命排滿思想。 秋瑾還積極參加光復會和同盟會， 標志著她從愛國青年轉(zhuǎn)變成了真正的革命黨人。
秋瑾在日本接觸到西方資產(chǎn)階級思想，提出革命排滿理論。
在她創(chuàng)作的《 寶刀歌》 和《 寶劍行》 等詩中，都透露出她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堅定決心。 在革命工作中，秋瑾認識到?；庶h的奴性本質(zhì)，從思想上將保皇黨和革命黨劃清界限。 當她意識到梁啟超所謂的“ ?；示褪歉锩?rdquo;的偽革命理論后，對此極為反感。 她曾說，有的人分不清種族是非觀念，只會奉承拍馬。 這些人自認為忠心耿耿，實際上是奉仇作父，殘害百姓。 為了追逐名利，昧著良心巴結(jié)朝廷，貪圖榮華富貴。 然而滿人的朝廷終究不是漢人的天下，無論?；庶h如何獻媚，都有被殺的危險。 可見，秋瑾十分不滿?；庶h的做法，主張進行種族革命。
秋瑾在留學時， 對于許多革命思想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她看來，革命分為真革命和假革命兩種。 假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貪圖虛名、借機斂財，為了謀取一官半職趨炎附勢，為清政府出謀劃策。 這樣的革命就屬于假革命，完全不可取。 真革命則是不懼生死、不圖虛名、不畏艱險，以奪回失地為主要目標，不使中華民族淪為奴隸。 她批判梁啟超等保皇黨人口是心非、貪圖富貴，互相欺騙排擠，做一些損人不利己的惡劣勾當。 這些人從未想到過為民族大義犧牲個人利益，從未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百姓謀求福利[4]71. 因此 ,秋瑾一直試圖尋找肯為革命犧牲的革命黨人，這種思想在她的《 精衛(wèi)石》一詩中有所體現(xiàn)。 經(jīng)過兩年在日本的學習，秋瑾認清了?；庶h們假革命的虛偽本質(zhì)，明確了只有真正的革命黨人才能拯救中國。 因此，秋瑾堅持革命排滿和種族革命是一條正確的救國救民道路， 標志著她的革命思想已經(jīng)初步形成。
四、奮疾書揭露清虛偽
1905 年年底 ,秋瑾從日本回國 ,全力投入革命事業(yè) ,志在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統(tǒng)治。 在《 普告同胞檄稿》中，秋瑾揭露并控訴道：清政府財政潰爛、朝廷貪得無厭;只知讓百姓負擔納稅義務，卻不讓百姓有絲毫參政議政權(quán)力;官府歌舞升平，百姓流離失所;國之兵權(quán)操于清廷一家，民之財富集于紫禁一隅;練兵、加賦，清廷以種種盤剝欲制華夏于死命。 秋瑾進而得出結(jié)論，清政府必須被推翻，革命勢在必行，同胞萬不可再像沉睡之獅。 在談到國家未來的出路時，秋瑾提出：先要雪漢族兩百余年被奴役之恥，后要建中華二兆方圓求富強之國。 由此可見，秋瑾的革命主張已經(jīng)比較成熟，即推翻清政府、建立新國家。1906 年，在同盟會的推動下， 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再掀高潮， 清政府深感威脅和恐懼，為維護統(tǒng)治地位被迫決定“ 預備立憲”. 消息一出，不少資產(chǎn)階級立憲派人士激動不已，甚至對清政府產(chǎn)生了幻想，他們不僅積極組建憲政組織，還奮力為清政府立憲扯大旗。 但是，秋瑾以敏銳的政治眼光看穿了清政府借立憲穩(wěn)人心、保統(tǒng)治的伎倆。 在《 光復軍起義檄稿》 中 , 秋瑾斷言道 :“ 清廷步步算計 , 防民如防賊，如今美名立憲，實則殺戮不絕于書，實則大肆集權(quán)于手，實則漢人損益而滿人囂張。 ”可見，在清政府的立憲騙局下，在資產(chǎn)階級立憲派的黃粱美夢中，秋瑾保持了清醒的革命頭腦，也證明了她革命愛國的徹底性。
作為女性革命志士中的佼佼者， 秋瑾對革命中的婦女解放運動有著非同一般的體悟。 她從日本回國后經(jīng)人介紹到湖州潯溪女校擔任理科、日文等課程的教習。 她一邊教書，一邊喚醒女校內(nèi)外的女同胞們積極投身革命。 在潯溪女校， 學生對學識淵博、思想開明的秋瑾非常愛戴，但反動校董金子羽等人卻對秋瑾的革命言行視同洪水猛獸，容不下半分。 金子羽故意捏造社會輿論，逼迫秋瑾從潯溪女校離職。 秋瑾來到上海，聯(lián)合光復會成員陳伯平、尹銳志等人創(chuàng)建銳進學社，作為光復會在上海的革命聯(lián)絡(luò)點，同時還致力于婦女解放運動的組織、宣傳工作。 秋瑾意識到，婦女在革命運動中爭取自由平等，必然要遭到上千年封建倫理綱常的思想阻力， 因此僅憑她個人單槍匹馬是絕無可能卸下廣大婦女同胞身上背負的封建枷鎖的， 必須團結(jié)全國的婦女同胞。 她為此開創(chuàng)了一片婦女輿論陣地，即創(chuàng)辦了《 中國女報》。 當時針對婦女同胞的刊物只有一份《 女子世界》，而且經(jīng)?？d文言文章，文法深奧難懂，在“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中國社會很少有女子可以讀懂。 秋瑾的《 中國女報》以開風氣、倡女學、建團體、聯(lián)感情為宗旨，只刊載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和思想開放的革命檄文，深受廣大婦女同胞的喜愛[5]164. 隨著婦女讀者群體的逐漸擴大，秋瑾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奮筆疾書中，揭露婦女深受封建壓迫的殘酷現(xiàn)實，批判自古重男輕女的遺風，提出婦女用革命手段反抗壓迫的一系列主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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