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對國民局限的認識與改良建議
盧作孚對國民局限的認識與改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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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曾對黃炎培等民主黨派領導人提到：“要說中國的近代工業(yè)，不能忘記搞重工業(yè)的張之洞，搞輕工業(yè)的張謇，搞化學工業(yè)的范旭東，搞交通運輸?shù)谋R作孚。”[1]7而一代船王包玉剛也曾說過：“如果盧作孚還健在，就不會有我今日的包玉剛。”[2]
在上述兩個語境中，盧作孚都是作為實業(yè)家而被人稱贊的。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盧作孚被人銘記，要歸因于他創(chuàng)建了以航運起家的民生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民生公司)，歸因于民生公司在中國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宜昌大撤退中發(fā)揮的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盧作孚與宜昌大撤退
1938 年，正值抗戰(zhàn)危急關頭，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批人員物資撤往后方，先是匯集于華中重鎮(zhèn)武漢。10 月，武漢失守，華中門戶大開。距離武漢三百多公里之遙的宜昌小城，瞬間被大量來自前方戰(zhàn)場上的士兵、難民、物資、軍工民營企業(yè)所堵塞。由于航道限制，下游來的大型船無法由宜昌上行至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因為川江航道只可通行小型船只。面對這“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情形尤其紊亂”的紛亂局面，[3]512盧作孚臨危受命，擔任撤退工作的總負責人。他需要在枯水期來臨之前，將滯留在此的三萬多人和九萬噸[4]417以上的物資設備撤退到重慶、巴東、萬縣等后方地區(qū)。在當時緊迫的形勢下，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此，他親自坐鎮(zhèn)，指揮搶運工作。在充分盤算了民生公司運輸能力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性地使用“三段式”運輸方式，將航力發(fā)揮到最大限度，最終順利完成了搶運工作。這些被輸送至大后方的人員和設備，生產(chǎn)了大量的彈藥槍支及民眾生活用品，為后續(xù)抗戰(zhàn)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最終為抗戰(zhàn)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在盧作孚 1943 年發(fā)表的題為《一樁慘淡經(jīng)營的事業(yè)--民生實業(yè)公司》一文中，他談到了戰(zhàn)時運輸中最緊張的這一幕：“盡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時間，沒有停頓一個日子，或枉費一個鐘點……當著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地裝貨了。”[4]418這寥寥數(shù)語，勾勒出當時碼頭上緊張有序的一幕幕畫面，從中可見撤退工作安排之縝密周到。
“據(jù)統(tǒng)計僅抗戰(zhàn)的前三年，民生公司共運了各種人員 150 余萬，物資約 100 萬噸，而自己卻損失了船舶 16 艘，犧牲員工 100 余人，為抗戰(zhàn)事業(yè)做出了巨大貢獻。”[5]9盧作孚能夠在危急關頭指揮若定、順利完成撤退任務，絕非偶然。實際上，盧作孚不僅是一個實業(yè)家，而且還是一個頗具潛能的政治家，一個親力親為的教育家，一個眼光獨到的思想家。
為四川的建設，他寫下《一個根本事業(yè)怎樣著手經(jīng)營的一個意見》(約 1923 年前后)、《四川的新生命》(1924)、《四川人的大夢其醒》(1930)、《四川的問題》(1930)、《四川建設施政綱領》(1936)等文章，宏觀規(guī)劃機關工作、軍隊管理、設施建造等方面的工作，涉及政治、軍事、教育、經(jīng)濟、交通邊務等。[6]
為全中國的建設，他在《建設中國的困難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中提出應該建立超越家庭和鄰里、以國家為單位的集團生活;在《中國應該怎么辦》(1936)中提出應該訓練各類人才，制定并實施計劃;在《論中國戰(zhàn)后建設》(1946)中，他強調(diào)應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而經(jīng)濟建設須有計劃，而中國人民應該形成最強有力的國家生活;針對物價問題，他發(fā)表《何為物價問題?何為解決方法?》(1946)一文，提出自己在解決糧食、燃料、衣服、住房、交通運輸?shù)确矫鎲栴}的建議。
為建設國家，他倡導制定計劃，并有秩序地實施這些計劃。但一切事業(yè)的實施主體都離不開人，于是，他重視教育，并寫下了一系列關于教育的文章，甚至提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的訓練”.[4]239但是，這種訓練并不應該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應該是為了社會的利益。“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忙得不得了的是個人出路。為了個人生活個人地位找出路，不惜用盡個人的能力找親戚、找朋友、找……一切幫助。事實上應該認清楚，個人絕對沒有出路。今天的每一個青年忙著找的出路，是將來在社會上的地位。在政治上，在教育上，在經(jīng)濟事業(yè)上，以及其他，總是想占著優(yōu)越的地位，那以為是個人的出路。實在此種要求，完全是錯誤。”[4]244在盧作孚看來，個人的所謂“出路”沒有將社會利益置于首位，所以是錯誤的。他認為，“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創(chuàng)造幸福;不在創(chuàng)造個人的幸福，供給個人享受，而在創(chuàng)造公眾幸福，與公眾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創(chuàng)造，且欣賞，且看公眾欣賞。這種滋味，不去經(jīng)驗，不能嘗到。平常人都以為替自己培植一個花園或建筑一間房子，自己享受，是快樂;不知道替公眾培植一個公園或建筑一間房子，看看公眾很快樂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樂。”[4]69盧作孚秉承古代先賢先天下而后個人的精神，故能得到“公而忘私，為而不有”的贊譽。[7]
盧作孚希望青年超越個人利益而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于是多次對中國傳統(tǒng)的國民性進行批判。
二、盧作孚對國民局限的認識與改良建議
盧作孚盡管幼時天資聰穎，成績優(yōu)異，卻因家貧而未能在小學畢業(yè)后繼續(xù)升學。其思想主要來源于社會的磨礪。在擔任四川省通俗教育館館長、主持開展以北碚為中心的三峽鄉(xiāng)村建設中，均取得不俗成績，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他之所以能在軍閥混戰(zhàn)，動蕩不安的局面中把自己的理念貫穿到實際行動中，與他對時局的精準把握是分不開的。而他對時局的把握能力，又建立在他對國情和國民性的深入分析的基礎之上。
他在許多文章中都談到了對國民性的認識。如《大膽生產(chǎn)，小心享用》一文中舉例說明中國人的兩種美德，勤和儉。不僅農(nóng)民和小生產(chǎn)者如此，包括許多有錢的鄉(xiāng)下財主，吃住都跟窮人無差，說是把錢留給子孫，但也不許子孫用錢。與其說他們的財產(chǎn)是由增加收入集聚起來的，不如說他的財產(chǎn)是由節(jié)省開支集聚起來的。在《南洋華僑的兩個工作》一文中，他又提到華人與別國居民的最大差別在于做事沒有時間限制，而支出永遠少于收入，赤手空拳到海外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立足。勤儉固然能幫助我們成就個人的成功，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家和民族的持續(xù)發(fā)展。
1934 年 6 月 16 日，在民生公司做題為《社會生活與集團生活》的演講時，盧作孚分析說：“自有人類以至于現(xiàn)在，無論為何種國家，何種民族，乃至于任何時代，人都不能離開社會生活，更不能離開集體生活。人都受社會生活的支配，更受集團生活強有力的支配。……中國人的集團生活，第一個就是家庭，家庭生活是永遠互相依賴著的。要不是你依賴著家庭，便是家庭要依賴著你，絕對不允許脫離或解散的。”[4]249中國人的道德觀念，集中體現(xiàn)在家庭上。
甚至于君臣、官民關系，往往也借了家庭的名義去維持，如從古到今充斥各種史書傳說中的“君父”、“父母官”的說法。正因為家庭對于中國人的意義如此之大，每個人作為家庭的一分子，封建社會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光耀門楣，提高自己家庭的地位。從而造成諸多“一門三進士，父子兩探花”的楷模標準。這種長期的思想認識幾乎根植于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1934 年 8 月，在《建設中國的困難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盧作孚對這種小集團生活做了更為深入的分析。他談到：由于地理位置影響，中國長期以來形成了以農(nóng)業(yè)為準的社會。農(nóng)業(yè)社會的安定性造成了長達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經(jīng)濟。所以農(nóng)業(yè)民族的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模式。擴大開來可引申為家族、姻親、鄰里、朋友社會關系?？傮w而言，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要的社會生活，親戚、鄰里、朋友的關系構成了中國人第二重要的社會生活。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規(guī)范了中國人的活動。
在家庭這種強有力的社會組合下，我們每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擺脫不了對家庭的依賴，生老病死都與家庭息息相關。家庭對我們的要求最好是能興家，其次能管家，最不幸是敗家。我們?yōu)榱思彝タ梢耘谴髟?，可以蠅營狗茍，可以殺人越貨。家庭關系強大到可以破壞我們其他的社會關系，至少是中間一層障壁。而鄰里、親戚、朋友的第二重社會生活，也是一種依賴關系。我們得志的時候有提攜鄰里朋友的義務，不得志的時候也有求助于鄰里朋友提攜的權利。[4]255-256所以湘軍、淮軍集團、軍閥隊伍，乃至于同鄉(xiāng)會館，無不打下這種生活的烙印。
正是因為有了這兩重生活的保障，我們對外界的依賴更低了。我們需要錢的時候，不必仰仗銀行;我們需要職業(yè)的時候，不需要依賴職業(yè)介紹所。我們?nèi)绻弥荆匀粫性S多親戚朋友來依附，只要有親厚的關系，獎勵不必有功，犯罪不必有誅。[4]256這種種早已潛移默化的“規(guī)則”早已深入人心，從而讓我們不得不花費極大的物力與精力去應酬維護這些社會關系。
中國人的這種集團生活屬性，與世界上任何民族是一樣的。但是我們的集體組織源自于農(nóng)業(yè)生活的狀態(tài)，與多數(shù)早已步入現(xiàn)代工商業(yè)化的民族是不一樣的。遺憾的是自從鴉片戰(zhàn)爭敲開中國大門后，國人的農(nóng)業(yè)生活很難維持原狀地延續(xù)下去。我們不得不操練新兵、不得不建立新型工廠、不得不開辦新式學堂，從而降低了對原有家庭及親朋好友的依賴關系。盧作孚明確指出了中國的當前途徑只有邁步前進，追逐現(xiàn)代或更超越現(xiàn)代，不然便會遭受淘汰。[4]260“尤其明顯的，需要形成最大的集團，才有最大的力量去比賽斗爭。這種集團，最低限度也應擴大到以一國為單位而后止。”[4]250應該說他的這種認識是很具有前瞻意識的。
在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遭受戰(zhàn)爭的蹂躪苦苦掙扎之時，在軍閥割據(jù)連年混戰(zhàn)的動蕩局勢下，在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隨時可能發(fā)動戰(zhàn)爭的危急關頭，盧作孚沒有像很多對時局有所了解的人那樣，利用自己先人一步的見識進行政治投機或者大發(fā)國難財，而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創(chuàng)造新的集體生活的試驗中去。他利用建立四川通俗教育館、進行三峽鄉(xiāng)村建設、創(chuàng)辦民生實業(yè)公司等機會把自己的主張變?yōu)楝F(xiàn)實。于是，通俗教育館成為了省內(nèi)名副其實的科學、文化、藝術和游覽中心;北碚從一個盜匪橫行的三峽農(nóng)村變成了整潔美觀，文化底蘊深厚的花園城市;民生公司更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書寫了川江、長江運航史上一個又一個的奇跡。
這些試驗的成功證明了創(chuàng)建新的集團生活是完全可能的，也體現(xiàn)了盧作孚的實干才能。他提出成立新的依賴關系和比賽標準，而不是僅僅依從傳統(tǒng)社會模式來判定一項事業(yè)是否應該進行。他沉痛地寫道：“聰明的人們不應愛好一時結合的人群，這人群只于親戚鄰里朋友相為，而尤各為其家庭，以求一時的成功，而使失敗緊緊跟隨于成功之后。不應徇人們的要求--家庭和鄰里朋友的要求;幾十年來，上至政府，下至人民，在交通上、產(chǎn)業(yè)上、教育上及其社會上，有許多建設被這人們的要求毀壞得沒有幾處剩余：一個中華民國尤其毀壞得無法統(tǒng)整，尤其是值得我們猛省。因為家庭和親戚鄰里朋友的要求，就是促起小至于一樁事業(yè)大至于一個國家四分五裂，而又相互沖突的最大原因!”[4]272其拳拳愛國之心，不能不使人為之動容。盧作孚更是指出了自己心目中復興中國的唯一道路：“中國的根本辦法是建國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設成功一個現(xiàn)代化的國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4]2721935 年 10 月在廣西南寧市對省黨部公務人員發(fā)表演講時，盧作孚仍在呼吁：“我們必須打破這以家庭為中心的集團生活，擴大為以國家、以民族為中心的集團生活，然后中國才有辦法。否則，雖然我們也可以學外人筑鐵路、辦輪船、開工廠，但舊日集團生活不改變，仍舊是無用的。”[4]299總之，盧作孚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雖有局限，但仍可改良。改良的方法就是淡化家庭鄰里、同事朋友乃至軍隊黨派的小集團，注重社會和國家的大集團。如此，便可全國一心共同建設中國人的美好生活。
在《什么叫做自私自利》、《怎么樣做事--為社會做事(偶感佳言錄)》、《中國人并不自私自利，只看社會的影響如何》、《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的訓練》等一系列文章中，他或援引實例，或侃侃而談，堅定地相信國人并不如同外界所說的那般自私自利。人皆有私心，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通過教育與感化，幫助他們戰(zhàn)勝私心，將個人與地區(qū)乃至國家民族大義統(tǒng)一起來，實現(xiàn)國民性的轉(zhuǎn)化，新的集團生活的建立，從而建設出一個“愿人人皆為園藝家，將世界造成花園一樣”[8]的現(xiàn)代化國家。
三、盧作孚對國民性的批判的當代價值
盧作孚批評的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已經(jīng)離我們遠去了。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物質(zhì)文明的極大豐富，我們的思想反而愈發(fā)迷茫。究竟人生的意義是什么?
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又是什么?于是，我們總是忙碌著學習，忙碌著工作，忙碌著所謂的奮斗。為了讓自己跟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這原本是無可厚非的。也有一些人，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迷失了自我，追逐著這輩子都用不完的金錢，信奉著主宰一切的權力。為了這些，他們可以磨滅自己曾有的良知，無視自己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感，用盡一切手段攫取不屬于自己的東西。無論是身居高位的徐才厚、周永康之流，還是小官大貪的魏鵬遠，馬超群之輩，他們將曾經(jīng)宣稱的冠冕堂皇的信條拋諸腦后，做了金錢和權力的奴隸。
人活著，還是需要點信念的。正如美國《Asia andAmerica》(《亞洲與美洲》)雜志對盧作孚的評價：“一個沒有受過正規(guī)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xiàn)代物質(zhì)享受的企業(yè)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3]513依照他的才干，他原本可以讓自己和家人過得舒舒服服，但是他沒有。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建設心目中現(xiàn)代化國家的實踐中去了。如同他曾在《社會的動力與青年的出路》一文中提到：“每個青年中學生，都應該認識到學校培養(yǎng)人才，是盼望社會成功，而不是盼望個人成功;盼望為社會謀出路，而不是為自己謀出路。而且在目前的社會之下，我們自己無出路可言;我們的出路，是建筑在社會的出路上。”[4]306這幾句樸實又坦誠的話語，可否引起我們的一點深思：不管社會如何變化，我們都不應該隨波逐流，將個人的事業(yè)與社會、與國家的需要結合起來，才是真正實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盧作孚是一個自始至終的實干家，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一個雖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卻在人格精神上高人一等的學者，一個在社會中磨礪多年卻仍然不改初衷的正直的人。在七十年前那個國家危急，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正因為有了全中國各黨派各階層中像盧作孚這樣的人，抱著國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帶著“雖萬千人吾往矣”的當仁不讓的勇氣，才迎來了抗戰(zhàn)的勝利，才讓我們數(shù)千年的中國文明綿延至今。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緬懷歷史，尊重先烈。
注 釋：
[1] 凌耀倫、熊甫 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之《前言》腳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2] [3] 凌耀倫、熊甫 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之《盧作孚年譜》，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4] 凌耀倫、熊甫 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5] 凌耀倫、熊甫 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之《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6] 本文所引盧作孚文章，均出自凌耀倫、熊甫 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版，除非引用具體文字，否則不再一一注明。
[7] 梁漱溟為盧作孚紀念館題字。見凌耀倫、熊甫 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插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5 月第 2 版。
[8] 盧作孚題字。見凌耀倫、熊甫 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插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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