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從《定風波》來看蘇軾筆下的女性美論文
淺談從《定風波》來看蘇軾筆下的女性美論文
“白作清歌吹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蘇軾寫柔奴能白作自演歌曲,清亮悅耳的歌聲從她芳潔的口中傳出,使人感到如同風起雪飛,使炎熱的酷暑之地變?yōu)榍鍥鲋l(xiāng)。使得政治上失意的詞人由憂郁苦悶、郁郁寡歡、煩躁不安變得超然曠達、淡定安詳。今天學習啦小編將與大家分享:淺談從《定風波》(長羨人間琢玉郎)來看蘇軾筆下的女性美相關論文。具體內容如下:
摘要:在蘇軾的筆下,存在有大量鮮活、生動的女性形象:柔奴就是其中之一。作品《定風波》(長羨人間琢玉郎)充分展示了柔奴這一形象的容貌美、才藝美、品行美,體現(xiàn)了蘇軾作品中女性美的特點,表現(xiàn)了他進步的女性觀。
關鍵詞:柔奴 容貌美 才藝美 品行美
論文正文:
淺談從《定風波》(長羨人間琢玉郎) 來看蘇軾筆下的女性美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審美標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審美觀,盡管審美會因人因時而異,但一些普遍的共同的美還是存在的,它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發(fā)生改變,也不會岡為欣賞者的不同而發(fā)生改變。不僅有共同美的存在,而且熒感也有共同性。所謂“美有同嗜然”,人人會心,古今同品。比如蘇軾在《定風波》中刻畫的人物柔奴就代表了古今、人人都認同的美。不僅在宋人看來是美的,在今天看來也是美的。柔奴這一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電使得作品具有了較高的藝術魅力、審美價值。
美和丑總是相對而言的。有的人外表很丑,但心靈很美,在文學作品中有外表丑陋內心美好的形象,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鐘人卡西莫多,外表奇丑,而心地卻十分善良這是化“丑”為美。在文學形象中也不乏外表美而心靈丑者,如《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外表美麗,內心狠毒,我們只能把她作為文學形象來欣賞,而不應向她的人品來學習。她還不能算作理想的美。如果單純說一個女子的容貌美,似乎不足為奇。外表美是一種外在的美,一個人更重要的是內在的美,心靈的美,而柔奴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她不僅有美麗的容顏還有美好的心靈,是內在美與外在美的完美統(tǒng)一。下面我們就賞析一下柔奴體現(xiàn)的女性美之所在:
一、容貌美
一個相貌丑陋的人同然可以通過善的行為改變其形象,但不可甭認,一個人的外表美也是至關重要的,人們在相互不是很了解的前提下.第一印象占了很大的比重,影響到人的視覺,為什么青年人看起來比老年人要好,是因為年輕人的外貌年輕,膚色好,而老年人則飽經滄桑,面部多是皺紋,但老年人有豐富經驗和遠高于年輕人的智慧在蘇軾筆下的歌妓舞女大多是美女,柔奴是其中之一。
蘇軾《定風波》(氏羨人問琢玉郎)的原序:“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xiāng)。’因為綴詞云。”這罩不僅談到作者寫作的背景,還談到了柔奴美麗的容貌。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六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王鞏字定國,從蘇軾學為文,因收受蘇詩而受牽連,被貶賓州監(jiān)鹽酒稅。賓州即嶺南地區(qū),條件頗為艱苦。去時,王鞏攜歌女柔奴同行,三年后,北歸,與蘇軾一起飲酒,王鞏出柔奴勸酒。蘇軾遂作此詞助興,也可見柔奴的人格、蘇軾的胸襟。
在宋代,有大量歌妓、舞女存在,這與統(tǒng)治者的倡導有關,官員司以妻妾成群,擁有歌女、舞女,供他們尋歡作樂。在這些女子中,不乏才貌雙全者。有的還與主人產生了真摯的感情,終身與主人相隨、相伴,與主人同甘苦、共患難。王鞏攜柔奴到嶺南,則正是那個時代特有生活的真實寫照。如果說在現(xiàn)代社會,有官員帶歌女出游的話,完全是一種被人唾棄的行為,而在宋代,則截然不同,時代背景小同,對事情的理解也就相異了,歌女與主人相依為命、不離不棄、患難與共的可貴精神,是值得稱頌的。而在詞人蘇軾筆下的女子,不僅外表靈巧秀美,而且才藝雙全、具有令人贊賞的人品美,這是他們形象的一個普遍特點。詞人在原序中提到“眉目娟麗”,是在贊美柔奴天生麗質、美貌絕頂、無與倫比。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這是詞的第一句,作者并沒有從正面描寫柔奴之美,而是采用了虛擬的手法。“琢玉郎”,本指雕琢玉器的工匠,這里借指王鞏這位善于相思的多情種子。“點酥娘”本于梅堯臣之詩,有“女子能點酥為詩”,這里借以夸贊柔奴的聰明才藝。“點酥”大概相當于現(xiàn)在的裱花工藝藝。‘分付”,即交付。這一整句是說羨慕你這位多情男子,老天交付給你一位心靈手巧的“點酥娘”來了。蘇軾并沒有對柔奴的容貌和身段作具體的摹寫,而是采取了以虛馭實的手法,把一個上天交付給的冰清玉沽的美人擺在讀者面前,給了讀者充分想象的自由空間。
如果說這首詞,只是在原序中偶爾提到對柔奴的直接外貌描寫,還不足以說明蘇詞筆下女性美的一個顯著特征的話,那么我們也可以從蘇詞的其他詞中加以印證。如:“眉長眼細。淡淡梳妝新綰髻”(《減字木蘭花》[贈君猷家姬]),捕寫一位侍女不著胭脂、淡妝素雅的自然之美。“眉長”、“眼細”、“淡妝”、“綰髻”無不顯示出侍女的本色美,不加妝飾,她的美麗是原生態(tài)的、清新自然的,無任何人_[做作。而在《訴衷情》(琵琶女)巾的“膚瑩玉,鬢梳蟬。綺窗前。素娥今夜,故故隨人,似斗嬋娟”,是從正面描寫琵琶女的膚色白皙、鬢發(fā)俏麗,展示了琵琶女的外形美,結尾以月亮作襯托,更顯出琵琶女天姿國色、美麗動人。其他如“云鬢裁新綠,霞衣曳曉紅”贊美了舞伎的頭發(fā)、衣著的和諧美,“寒玉細凝脂”是贊美妻子的容貌清秀。
蘇軾筆下“塑造的女性清新自然而不艷麗妖嬈,容貌秀麗而不嫵媚,體現(xiàn)的是女性的本色美”,不同于溫庭筠、柳永筆下的人工修飾之美。這跟作家不把女性當做觀賞的對象,而是尊重女性,把女性放到了一個較高的層次,不無相關吧。
二、才藝美
“白作清歌吹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寫柔奴能白作自演歌曲,清亮悅耳的歌聲從她芳潔的口中傳出,使人感到如同風起雪飛,使炎熱的酷暑之地變?yōu)榍鍥鲋l(xiāng)。使得政治上失意的詞人由憂郁苦悶、郁郁寡歡、煩躁不安變得超然曠達、淡定安詳。這是寫柔奴的歌聲產生的藝術效果,肯定了柔奴技藝的精湛。“皓齒”,即潔白的牙齒,是寫柔奴的容貌美,當然作家本意并不僅于此,而是運用了通感的藝術手法,來展示柔奴的歌聲之美。風起雪飛是視覺效果,而炎海變清涼,則是觸覺的效果在起作用,使讀者由視覺的感知轉向了觸覺的變化,以此來展示柔奴的歌聲輕柔、舒爽,使人產生怡情悅性的審美享受。這有些夸張的意味,引起讀者的無限遐思。而“言為心聲”,歌聲正是歌女柔奴內心世界的表達,是因為她的心情曠達,能與主人同甘苦、共患難的精神使然。反過來,這對于支撐、堅定王鞏的生活和人生信念起到了關鍵作剛。
盡管說“所言之物,可以飾偽:巨奸可以有憂國語,熱中人能作冰雪文。言之格凋,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yōu)槌五?,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yōu)橹攪?。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rdquo;,是用于分析文學作品風格的,但是將這種觀點運用于此,并無不可。柔奴自作的歌曲,相當于自己所寫的東西。那么柔奴的歌聲有其特殊的風格,是她性格、人品的展示。只有高尚的、真摯的情感才能打動人,這正說明柔奴的歌曲創(chuàng)作具有高度的藝術真實性。“詩品出于人品”,能寫出這樣好的歌曲來正源于她高尚的品行和真摯的情感。
蘇軾筆下的女子不僅能歌,而且善舞,多才多藝。如“響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減字木蘭花·慶姬》)來比擬襯托慶姬歌喉的響亮程度,能“遏住行云”,使飛鳥不停地展翅飛翔。也有善舞者,如“霜庭按舞月娟娟”
(《浣溪沙》[學畫牙兒正妙年])寫月夜庭院擊節(jié)跳舞的小歌女的動人舞姿,“翠袖倚風縈柳絮”(《浣溪沙》[萬頃風濤不記蘇]),寫歌伎的翠袖在柳絮般潔白、輕盈的雪花巾搖曳。她們有的還通曉樂器。如《鷓鴣天·佳人》中,“酥胸斜抱天邊月,玉手輕彈水面冰”,寫琵琶女高超的技藝。“長笛吹《新水》”(《菩薩蠻》[娟卷缺月西南落])是歌妓作別時吹笛以表達依依不舍之情。“玉笙不受朱唇暖,離聲凄咽胸填滿”(《菩薩蠻》)則顯示了笙妓高超的吹笙技術。
總的來說,在蘇軾的詞中,這些女性形象不僅精通各種樂器,如琵琶、胡琴、笛笙,能演奏美妙動聽的音樂,而且歌喉清麗、舞姿婆娑,盡管她們是歌妓舞女,地位卑下,但在蘇軾的筆下卻得到了應有的尊重,把她們當做藝術家來看待并加以歌頌。他融入其中,同情、理解她們的遭遇和不幸,并與她們產生了強烈共鳴,共同享受藝術帶來的審美愉悅。
三、品行美
“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是寫柔奴的北歸。先勾勒出了她的神態(tài)容貌,“萬里歸來年愈少”,嶺南的艱苦生活她甘之如飴,心情舒暢,歸來后,更加容光煥發(fā),更顯年輕。“年愈少”未免有些夸張,但卻是蘇軾對柔奴不畏艱難困苦、歷險若夷的由衷贊美。“微笑”,寫出了柔奴在北歸后對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一種超越、一種解脫,表現(xiàn)了豁達和樂觀的人生態(tài)度,艱苦歲月沒有把她擊垮,反而更歷練了她的性格,使她更加倔強堅強。“嶺梅”,指大庾嶺上的梅花,有較強的生命力,“笑時猶帶嶺梅香”,寫柔奴與主人南遷而歸,不但見不到頹唐之態(tài),反而更加精神煥發(fā),堪與嶺梅相媲美。這也說明了柔奴的堅強意志,像嶺梅斗霜傲雪。這一切為下文做好了鋪墊。
“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詞人先以否定句開頭,事出有因,盡管蘇軾當時還沒到過嶺南,但遷謫于此的文人對荒蠻的嶺南早有敘述,故蘇軾略有所知,所以對嶺南的好壞提出疑問,“卻道”,陡轉而下,使得答句“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更顯鏗鏘有力、警策雋永。一般的官員都害怕到嶺南,所以蘇軾對王鞏和柔奴充滿了敬佩之情。同時,也顯示了柔奴的達觀、聰敏的品性。
“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這類隨遇而安、表達曠達性格的話語在白居易詩中多見。白居易《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五首之四,“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xiāng)何獨在長安?”在《初出城留別》中有“我生本無鄉(xiāng),心安是歸處”。在《種桃杏》中有“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等語,意即能使內心平靜的地方就可以當做故鄉(xiāng)。在白居易看來,在身、心二者中,心安是身安的前提,只有心安才能達到身安,也才能達到身心安泰的最高境界。他追求的是一種身心自然合一的生命境界。
蘇軾的詞顯然是受了白居易詩的影響,又加進了王鞏和柔奴的烙印,有他們的個性色彩。這種隨遇而安、不隨外物而改變的樂觀心態(tài),對他們克服嶺南的艱難險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故鄉(xiāng)是人心,人心到哪里,故鄉(xiāng)就在哪里。故鄉(xiāng)本是指具體的地方的,故鄉(xiāng)不可動,而人心則是主觀的,人心是可動的,作家到處漂泊,曾慨嘆“此身如傳舍,何處是吾鄉(xiāng)!”(《臨江仙》[忘卻成都來十載])四海為家,把人心當做故鄉(xiāng)也就突破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故鄉(xiāng)概念,人到了哪里,人心也就到了哪里,故鄉(xiāng)也就到了哪里。凡能使人安心的地方都是故鄉(xiāng)。
原先的故鄉(xiāng)可能是繁華的,而現(xiàn)在的所在地是荒涼的。人心不會因為外在條件的好壞而改變,這是一種至高的人生境界,是一種達觀的人生態(tài)度,不怨天尤人、不絕望、不抱怨,而是雖身處逆境、困境,仍能泰然處之。“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是“含有深刻人生哲理的妙悟,柔奴隨緣自適、隨遇而安的樂觀曠達,與家主‘共進退,同患難’的‘忠愛’之情是何等的難能可貴!”蘇軾對王鞏和柔奴的贊美,受到他們的感染,在晚年被貶嶺南時,在艱難困苦中,正是這種隨遇而安的精神,有助于他樂觀、堅強地生活下去,并成就了一番文學業(yè)績。蘇軾的精神是和王鞏主奴一脈相承的,所以他把它引入詞中,加以贊賞。
蘇軾筆下的女性的品行美也可以從其他作品看到,比如《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霧),借詠梅來表達對朝云的懷念之情,歌頌朝云梅花般高貴的品質,正是她在蘇軾落難時不離不棄,相依相伴,使得蘇軾終身難忘。在《醉落魄》(蒼顏華發(fā))中,蘇軾塑造了一位重感情,有人情味的女性形象。“舊交新貴音書絕,惟有佳人,猶作殷勤別。”這位歌妓情意懇切,疏肝利膽,是可貴的知己。在蘇軾《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中,“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尊,收淚聽陽關。漫道帝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寫出了女子的氣韻高雅、情深意重。
在蘇詞的筆下,存在有大量鮮活的、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不論她們的生活環(huán)境、社會地位如何,在蘇軾的心目中,她們都情高志遠,才藝雙全,是美好的化身,是蘇軾最尊敬的人。尤其是那些才貌雙全,品行高尚的女子,更是蘇軾歌頌贊美的對象。在宋代,女性的地位低下,蘇軾進步的女性觀對促進男女平等、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物質日益繁盛的現(xiàn)代社會,有了柔奴的任勞任怨、吃苦耐勞的精神,無疑對于人們克服浮躁心態(tài),安心本職工作,擁有穩(wěn)定情感生活,推動社會文明進步都具有現(xiàn)實意義。也期待新時代下,新的女性學習柔奴精神,成為現(xiàn)代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生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