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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義”，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美國學者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思想狀態(tài)。”英國學者愛德華·卡爾認為：“民族主義通常被用來表示個人、群體和一個民族內(nèi)部成員的一種意識，或者是增進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財富的一種愿望。

　　論文關鍵詞:民族概念;國外民族理論;時代背景

　　論文摘要:我國民族概念的形成,是根據(jù)本國實際情況,融入對民族發(fā)展方向的期望后,甄別吸收國外民族理論得以界定的動態(tài)過程。本文試圖從分析對我國民族概念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三個理論方向入手,理解諸多時代背景因素在我國民概念形成中的作用。

　　一、近代國家民族學說影響下的民族概念

　　這一時期以鴉片戰(zhàn)爭之后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為界限。這一時期,我國民族定義的現(xiàn)實背景是西方列強的入侵激起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時代渴望是救亡圖存。

　　(一)民族國家學說的特點

　　民族國家理論是從地域、文化、人民和政府之間具有客觀一致性的假設出發(fā)進行研究民族概念的學說,它在關于建國和征募忠實臣民的政治演說中獲得極大發(fā)展的。在政治演說中,政治領袖們用民族國家學說把他們的追隨者團結在同一面旗幟或其他國家象征的詞匯下,進行政黨活動。在這個學說下,民族概念是在政治和教育中被用來把普通人局部的、宗教的或基于親族關系的忠誠轉(zhuǎn)變?yōu)閷业膼酆椭艺\。

　　(二)我國接受民族國家學說的時代背景

　　面對西方列強的侵入,如何凝聚本土力量共同抗拒侵略,成了時代主題。民族國家理論以其強調(diào)本土存在權益的特點,成為民眾反抗侵略的思想武器,受到國內(nèi)有識之士的重視。

　　(三)民族國家學說在我國的際遇

　　民族國家學說在我國經(jīng)歷了宣傳、理解、踐行、吸收的四個過程。

　　宣傳、理解階段:最初民族概念是被作為政治動員口號來使用的,如1901年,梁啟超在其文章《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就大量運用了“民族主義”和“民族帝國主義”等詞;1903年,梁啟超在分析了在資本主義時期民族問題的特點時說:“今日民族帝國主義者與古代帝國主義迥異,……彼則由于一人之雄心;而此則由于民族之漲力!”并指出:“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yǎng)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

　　踐行、吸收階段:辛亥革命后,孫中山面對需要動員各民族反抗列強侵略的局面,開始擴充民族概念,宣傳“五族共和”。他宣告: “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族—是日民族之統(tǒng)一。”并認為這五“族”對共同的政治統(tǒng)一體都有貢獻。后來在民族數(shù)目上,孫中山作了補充:“我們國內(nèi)何止五族呢?應該把我們中國的所有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

　　(四)對這一時期我國接受民族國家學說特點的總結

　　強調(diào)共同的民族意識在反抗西方列強侵略中的作用與民族國家學說的中國化歷程,是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

　　在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過程中,我們形成了這樣的共識,要想擊退帝國主義者并作為與歐洲人平等的主體加入近代世界,那我們國家就得去發(fā)展一種國家意識的民族觀念,以此凝聚中國民眾的精神。并且,由于這一時期,西方列強對我國的入侵,波及了我國主權范圍內(nèi)的各民族,各民族都被激發(fā)了反抗意識。但又由于我們國家是多民族國家,和西方民族國家主義下的單一成分民族國家有所不同,不能宣傳某個民族的國家主義精神,所以,創(chuàng)造性地強調(diào)能夠表達我們國家各民族共同境遇的中華民族觀念就顯得十分必要。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對民族的相關論述,具有整體背景的政治特性。

　　二、建國后,斯大林民族理論影響下的民族概念

　　這一時期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末期。這一時期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對我國影響很大,是國家認可的標準概念界定。

　　(一)斯大林民族概念的特點

　　斯大林認為民族是“在歷史上形成了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以及表現(xiàn)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zhì)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這個理論,就理論脈絡來說,繼承了馬克思的唯物主史觀,在物質(zhì)層面思考問題,有利于團結民眾進行斗爭;就特定情況來說,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具有明顯的針對性。[1]這種針對性是在針對民族定義的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中形成的。第二國際在倫敦代表大會上曾明確宣布:“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決權”。但是,后來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提出了機會主義的主張:認為民族是與地域無關的文化共同體,所以不主張民族自決權和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而只主張文化上的自治,不利于團結廣大受壓迫民眾進行反抗。在這些機會主義民族路線的影響下,很多革命群眾對革命事業(yè)悲觀失望,對共同力量產(chǎn)生了懷疑,使俄國社會民主黨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面臨瓦解的嚴重狀態(tài),正如斯大林所說:過去大家不分民族共同奮斗為光明未來,現(xiàn)在變成了“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在這種形勢下,黨內(nèi)機會主義又囂張起來,在非俄羅斯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民族主義的動搖思想”日益發(fā)展,“以至達到破壞黨綱的地步”。針對上述情況,斯大林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精神,從共同地域,經(jīng)濟生活,心理素質(zhì),共同語言四個角度,定義了革命路線。這個定義,對于號召前蘇聯(lián)各民族群眾進行革命具有很強的宣傳作用。

　　(二)我國接受斯大林民族概念的時代背景

　　這一時期,我國的時代背景是:一方面新中國已經(jīng)成立,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另一方面國家很多具體問題的解決處于探索當中。

　　(三)斯大林民族概念在我國的現(xiàn)實際遇

　　建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國家的民族概念直接借鑒了斯大林的民族界說,進行民族識別。同時在民族識別過程中,我們圍繞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展開了討論,對斯大林的理論進行了發(fā)展。

　　在實際運用中,斯大林民族定義逐漸顯露出了它的缺陷:如一是定義的時間針對性,斯大林民族定義中,“民族”指的是資本主義上升階段所形成的人們共同體,但是,在我國的事實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前,資本主義并沒有成為一種完全成型的生產(chǎn)方式,更多的是處于封建主義的歷史階段。因此,如果直接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義,我國就無“民族”可言。二是定義的絕對化。斯大林提出民族特征四個因素缺一不可,按其說法,我國諸多民族都不具備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jīng)濟生活等條件,因此,都不能稱之為“民族”。所以,這就決定了民族定義在民族識別過程中必須進行中國化探索。在探索中,我們逐漸形成了在參照斯大林民族定義的基礎上,更多地考慮了現(xiàn)實的因素和各民族的意愿,如歷史、文化、宗教、族源、民族意識、民族心理認同等,結合國情的靈活運用。

　　(四)對這一時期我國接受斯大林民族學說的總結

　　這一時期,我們繼承了斯大林民族定義背后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精髓,唯物史觀的民眾情懷,根據(jù)自己的國情,對斯大林的民族概念進行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探索性認識,使之成為一種能夠更加凝聚民族力量進行國家建設的意識認同。但隨著實踐的發(fā)展,如何正確對待斯大林民族定義的時代針對性,如何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內(nèi)涵認識新情況,推進本土建設等工作,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