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思想政治優(yōu)秀時事評論
時事評論的教學能夠讓高中思想政治課變得豐富而有趣，因此師生都應該重視這部分內容的學習，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guī)淼母咧兴枷胝螘r事評論，希望對你有幫助。
高中思想政治時事評論(一)
時事評論背景：
因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陽樓記》而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湖南岳陽樓，最近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據報道，岳陽市政府正與外地投資者洽談轉讓岳陽樓的經營權用于旅游開發(fā)。在不少人看來，岳陽市政府此舉無疑是“崽賣爺田”，不但可能導致岳陽樓在商業(yè)開發(fā)中受損，還可能傷害岳陽市民的情感。
時事評論觀點：
類似的憂慮的確值得認真考慮。畢竟資本以逐利為目標，把岳陽樓這樣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經營權拿出來進行旅游開發(fā)，確實可能讓文物面臨不可預測的風險。但問題的另一面是，文物不能只保護而不利用。文物一旦破壞就無法恢復，這決定了必須以保護為第一目標，開發(fā)利用永遠要服從于保護而居于次要地位。但這不等于文物絕對不能或不應開發(fā)利用。事實上，保護與利用并非水火不容，利用得好有助于保護，保護得好也會促進利用，二者完全可以彼此助益，形成正循環(huán)。就岳陽樓而言，目前經營權轉讓“暫緩決策”，正是為了在充分聽取民意、廣泛征求意見，在此基礎上對風險做充分預估、對保護方案做科學論證，特別是對權責做清晰劃分。只要安排到位，岳陽樓不但可以繼續(xù)成為人們發(fā)思古之幽情的天下名樓，更可以成為推動當地經濟發(fā)展、改善民生的一大助力。
當前，我國文物工作所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文物資源數量的激增與保護能力的不足并存。簡單說，好東西太多了，不加快開發(fā)利用的步伐，很多文物就難以得到妥善有效的保護。近年來，我國登記在冊的文物資源總量就翻了一倍，其中不可移動文物從40多萬處增長到76萬余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2352處增長到4296處，館藏文物從2000多萬件增長到4000余萬件。文物資源的增多意味著保護壓力和保護成本的相應增加。“十二五”期間，為了保護文物，國家花了1400多億元。即使這樣，還有大批文物處于無監(jiān)管、無保護的狀態(tài)。近來，山西等地接連發(fā)生文物被盜案件，許多文物就是處于這種狀態(tài)而被盜賊輕易得手的。同時，僅僅強調保護而不搞利用開發(fā)，許多文物就將因投入不足而難以展出，最終只能沉睡在各地文物局、考古隊的庫房里。在東北某省的一個地級市，因缺乏開發(fā)資金，有兩萬多件文物只能在倉庫里“睡大覺”。“守著金山要飯吃”是許多文物資源富集地區(qū)的寫照。
也許人們會問：既然這樣，政府為何不加大投入?但問題是，文物資源豐富的地區(qū)往往是經濟實力不夠強的地區(qū)，比如中國地上文物最豐富的是山西省、地下文物最豐富的是陜西省，要讓當地政府拿出大筆資金把所有文物都嚴格保護起來，不夠現實。不僅中國如此，埃及這樣的文物資源大國，也因為資金困難，除少數知名文物搞了旅游開發(fā)外，大量文物不是處于風吹日曬之下，就是堆在庫房里落灰。相反，法國、意大利兩國豐富的文物資源大都轉變成旅游資源，每年吸引數千萬游客，帶來上千億歐元的收入，當地的文物保護工作也因此受益。
文物保護不能為了保護而保護，而應該“在保護中發(fā)展，在發(fā)展中保護”，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讓人民在親眼欣賞和親身游歷中感知燦爛歷史、認同文化傳統(tǒng)。不能看見商業(yè)開發(fā)就一味地反對，“一棍子打死”，而應該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fā)，鼓勵合理利用、有序開發(fā)。
高中思想政治時事評論(二)
時事評論背景：
不久前，國務院發(fā)布《關于激發(fā)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xiāng)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不斷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各地正陸續(xù)出臺相關辦法，落實這一要求。
時事評論觀點：
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這說明，“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是衡量是否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關鍵性指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中等收入群體應是社會主流人群。為此，“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納入了“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
不過，目前國內學界對于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界定，還未形成明確說法，中等收入者的具體劃分方法也存在許多爭論。由于缺乏對這一群體的明確定義和測定方法，無法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量化目標和具體化的政策方案，不利于這一目標的順利達成。
在制定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標準時，可以借鑒國外對中等收入群體的測定方法。目前，中等收入群體這個詞匯，已經頻繁地出現于國際組織和知名智庫的研究報告中，同時一些討論收入分配和社會結構變遷的學術著作也采用了這一概念。
目前國際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方法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絕對標準模式，另一種是相對標準模式。絕對標準模式是基于維持相應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多少，來設定中等收入群體收入標準。其中被廣泛采用的絕對標準模式以世界銀行貧困線(日人均收入1.9美元)為參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于10至50美元或10至100美元的人為中等收入者。相對標準模式通常是根據收入分布的中位數來確定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標準，收入中位數的50%或75%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下限，收入中位數的1.5倍或2倍為上限。
這兩種測量模式，主要目的不同，適用范圍也不同。絕對標準模式主要反映的是達到一定生活水平(或收入水平)的人數及比例的增長趨勢，比較適合于發(fā)展中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相對標準模式是測量收入處于中間位置的人數比例增減情況，主要反映的是收入不平等的變化趨勢，比較適用于發(fā)達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比如經濟改革之前的中國社會，80%以上的人口是低收入的農民，基尼系數很低，按相對標準模式劃分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較大，但收入卻并不多。簡而言之，絕對標準模式更適合成長型社會——人們的收入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達到較好生活水平;相對標準模式更適合改進型社會——多數人已到達較好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會。
我國在3年前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正在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既要使越來越多的人脫貧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絕對標準模式和相對標準模式的中等收入群體測量都是有意義的。但是，在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之下，中等收入群體并不是同一群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一政策目標的重點，應該放在哪個群體，或者如何使兩者達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高中思想政治時事評論(三)
時事評論背景：
培養(yǎng)大國工匠，源頭在一流的工程教育。如今，工科人才的培養(yǎng)，不止一次聽到“局中人”直呼“兩難”：一頭是工科學生的“難”，難在專業(yè)“窄化”、生活“宅化”。學生抱怨課程多、實驗多，疲于應付眼前連綿不絕的茍且，無暇詩和遠方，更難涵養(yǎng)精益求精、沉潛專注的匠心。另一頭是工程單位的“難”，慨嘆工程領軍后備人才短缺，特別是素養(yǎng)好、領悟力強、科學與基礎理論修養(yǎng)扎實、系統(tǒng)視野開闊、能駕馭宏大復雜工程的“將才”，更是難求。
時事評論觀點：
為何會出現這供需的“兩難”?竊以為是因為工科人才培養(yǎng)的人文土壤、人文養(yǎng)分還不夠，重視了學生掌握技術和工具的“硬知識”，少了些關注學生人格精神全面成長的“軟學養(yǎng)”。
人文教育，以塑造完整健全的“人”而非單向度、工具化的“匠”為出發(fā)點，涵育的是人對價值道德的終極關懷，對做事的完美追求，是心靈的沉潛寧靜，這和工匠精神是無比契合的。因此，工科人才的培養(yǎng)，切不可少了人文教育這一環(huán)，還需以人文教育鑄匠魂、育匠心、造匠韻。
一流的大國工匠，需要把科技創(chuàng)造同人類社會重大問題緊緊聯系在一起，甚至應當立足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具備關切環(huán)境、關懷生命的責任心。人文教育中，歷史文化、哲學倫理、文學藝術、自然科學等學科知識的交匯融通，造就其博約相濟、以文化人的特點，讓學生涵育健全人格，諳悉工程倫理，明了歷史環(huán)境，樹立高遠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念。早年間，錢三強先生立志立德，正是得益于人文教育。他中學時代即就讀于蔡元培先生創(chuàng)辦的孔德學校，接受德智體美的全人教育，名字也由“錢秉穹”改為“錢三強”，意為德智體都強。后來在孫中山先生的影響下，在未來中國藍圖的吸引下，錢三強決心學工科，以實際行動報國，自此一生未改初心。
一流的大國工匠，不僅要培育專注技藝、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養(yǎng)賦予產品生命和內涵、在技術中融入巧思和靈魂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想象力、審美品位也是不可小視的創(chuàng)造力，不少蜚聲世界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都曾得益于文學和藝術的滋養(yǎng)，對生命有了更高層次的體認，也讓工程技術有了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久遠價值。目前，不少國貨正從粗憨、實用階段轉向追求精細、美感的階段，對工程人才的工藝審美素質要求更高。人文教育恰恰可以打破專業(yè)壁壘，將人的思考和生命力融入工程技術，賦予中國制造更大的價值。
當前，我國正處在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質造”乃至“中國智造”的轉折點。將人文教育的土壤培得更厚、渠道拓得更寬、內涵挖得更深，才能以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為國家的轉型發(fā)展輸送更多一流的“大國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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