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中的政治思想
《左傳》中的政治思想
《左傳》保存了豐富多樣的政治哲學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的重要源頭。小編在這里整理了相關知識，快來學習學習吧!
《左傳》中的政治思想
公元三世紀，曹魏學者魚豢，向他的老師、著名經學大師隗禧請教如何讀《左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闭f《左傳》不值得認真研讀，乃是經師之偏見;把《左傳》名之為“相斫書”，卻頗有一些道理，頗有幾分概括力?！蹲髠鳌酚洿呵锪袊g相斫，各國國內公族之間相斫，各個公族內部不同勢力相斫，君王、卿大夫家庭父子兄弟相斫，這些相斫的基本性質就是政治斗爭，包括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相斫雙方都必須處理政治與道德的關系，都要遵守或者打破主流倫理的約束，因此就必然凸顯政治與道德的一致或沖突。細讀《左傳》，可以推究相斫背后的“幽微”之理，推究當事者及后世論者心目中各種“人倫之紀”，進而可以由之推究《左傳》再現、表露的政治哲學。
《左傳》是一部史書，是一部敘事之書而不是一部論說之書，但是，它卻表達了、保存了豐富的理論思想，其中，尤其值得我們梳理發(fā)掘的，是它表達了、保存了豐富的政治哲學思想?！蹲髠鳌匪浭龅拇呵飼r期，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從草創(chuàng)而開始了形成其基本格局和獨特面貌的進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反映這一時期各種思潮碰撞的《左傳》，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的重要源頭。《左傳》記載了春秋時期的人物(主要是一些政治家)的言論，又多次引用了“君子曰”、“孔子曰”，這些言論中有對于由西周禮制所確立的政治體制的基本原則的闡說，有對于當時發(fā)生的現實政治行為的價值判斷，有關于公共政治與個人道德關系的評論，還提供政治權力的獲取、掌握和分享的原則與策略，以及對于政治生活中因果關系的預見和回顧。不僅此也，《左傳》本身從作者的立場、理念出發(fā)，在對史料的選擇和處理中，在對種.種“相斫”事件的蘊含著傾向的記述中，透露了系統(tǒng)性的政治哲學思想。
美國學者列奧·施特勞斯和約瑟夫·克羅波西主編的《政治哲學史》，把修昔底德列在第一章。修昔底德是一位歷史家，他唯一的著作是《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那也可以說是雅典人與斯巴達人及雙方各自多個同盟者的“相斫書”，為什么在政治哲學史中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那是因為，書中所記述人物談論的，“是我們自己也同樣關心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問題”，“喚起我們對這些政治的和道德的問題的關心”。《左傳》對于中國政治哲學的形成和其后發(fā)展方向的影響，比之《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對于西方政治哲學的形成和其后發(fā)展方向的影響，不僅毫不遜色，甚至更為巨大和深刻?！蹲髠鳌泛汀恫_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一樣，作者更多地并不是直接站出來宣說自己的觀點，而是讓讀者聽到、感受到當時若干彼此相異甚至彼此沖突的理念，它提供的不是某一種政治哲學單調的獨白，而是若干政治哲學喧嘩的眾聲。在它極富文學寫實性的敘事中，讀者看到不同政治哲學理念支配下不同政治行為各自造成的后果和遭遇的命運，看到諸多人物面對的政治與道德的一致、協(xié)調和抵牾、沖突，從而可以從中引出各自的結論。兩千多年來后代論者從《左傳》引出的各種各樣的議論，足以構成中國政治哲學史的一個小的分支。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左傳》中的政治哲學，而不只是《左傳》作者個人的政治哲學。
《左傳》引起后世長久不衰興趣的，是它深刻切入的政治和道德的種.種問題。政治和道德都是上層建筑的核心部分，它們彼此緊密關聯(lián)，又各具獨立性。在一個時代、一個集群、一個階級那里，政治和道德既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相互沖突的，對于政治和道德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構成政治哲學的關鍵內容。在《左傳》所反映的時代，社會上占據主流地位的道德，是周禮所規(guī)定的“人倫之紀”;《左傳》中的政治，主要是周王室的實力受到無情的沖擊而沒落潰散、齊晉秦楚等諸侯爭奪霸主地位而此興彼衰的過程。史家歷來認為，春秋是禮崩樂壞的時代。禮(樂是禮的重要表現形式)是怎樣崩壞，被哪些人、哪些力量所摧損;在崩壞的同時，它的哪些質素被保持和傳承下去，甚至不斷地在變化了的形態(tài)下得以強化，在中國幾千年的政治中發(fā)揮著作用?《左傳》可以幫助我們思考這些重要而往往被論者有所忽略的問題。
說到《左傳》中道德和政治的一致或沖突，作為具有典型意義的例子，我們先來看看它所寫到的圍繞兩位太子廢黜引起的風波，看看事件相關人的態(tài)度，看看他們的看法和做法。太子的廢立，是君主制國家政治中重大的事件;當事人對于太子廢立的態(tài)度，是他們在面臨重大道德考驗和政治考驗時的反應和抉擇;同時的和后代的論者對于此事的評論，則是他們政治哲學觀念的具體體現。晉獻公聽信驪姬的讒言，欲廢申生而立奚齊，他的這個心思通過命申生帥兵伐赤狄而明顯地表露了出來。周圍的謀士或者勸申生拒絕受命出征，或者勸他逃亡。只有羊舌大夫反對這些建議，而說:“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獻公對申生寒薄寡恩)，惡(違命、棄事為惡)不可取，子其死之?！斌P姬誣陷申生投毒謀害獻公，獻公為此殺死太子傅，有人勸申生到獻公面前辨明真相，《左傳》記述，“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自我辯護)，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我不能使國君快樂)。’曰，‘子其行(逃往外國)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迸c申生構成強烈對比的是楚國的商臣，楚成王要廢黜太子商臣而改立王子職。商臣與太子傅潘崇商量，“潘崇曰，‘能事諸(臣服于王子職)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弒君)乎?’曰，‘能’。”于是，商臣起兵逼死成王，登上楚王之位。上引申生被獻公逼死前及商臣逼死成王前各與親信有一段對話，是兩種立場、兩種哲學的標本。申生既不愿自辯又不愿出逃而選擇自殺，商臣既不愿臣服又不愿逃亡而選擇弒父奪位。很明顯，在申生和羊舌大夫那里，是道德壓倒政治，把個人道德完善置于維護君位繼承的合法性、維護國家政治秩序的穩(wěn)定與合理之上。在商臣和潘崇那里，是政治壓倒道德，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目標，顛覆正統(tǒng)的道德規(guī)范，打破正統(tǒng)道德的最高禁忌。
這樣兩種態(tài)度、兩種做法，其實很有些復雜，需要具體討論，不能得出簡單化的結論。歷來儒者視商臣為極惡之人。唐高宗的太子李弘，從其師受《左傳》至商臣之事，廢書而嘆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圣人垂訓，何故書此!”老師郭瑜告訴他:“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故使商臣之惡顯于千載。”郭瑜的回答不能說服李弘，他堅持要求放棄《左傳》而“請改讀余書”。李弘并沒有錯誤理解《左傳》敘事的內涵傾向，他敏銳地感受到了，儒家諄諄教導以忠孝之道齊家治國，鞭撻不忠不孝之人，史書敘述的歷史事實卻往往是忠臣孝子結局悲慘，而敢于打破單向的子孝臣忠倫理規(guī)范、反抗昏君劣父的政治人物倒可能成就一番功業(yè)。商臣即位為楚穆王之后，平定叛亂，擴張領土，使楚國由弱轉強，為他的兒子楚莊王稱霸打下堅實基礎。明代楊于庭《春秋質疑》感嘆說，像商臣這樣十惡不赦的人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戰(zhàn)勝諸侯，與晉爭霸，享國十有二年，以善終，子孫世有楚。凡此，皆天道之不可知者”。古代儒家困惑于天道不可知，政治哲學則深入思考以尋究其中的規(guī)律。商臣和楚成王父子之爭并不能歸結為善惡之爭，楚成王、商臣及歷代王朝的統(tǒng)治者都不是以善惡與否來決定自己的政治舉措。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句話兩千多年來被人們無數次引用，實際情況則并非如孟子所說。后世處于類似境地有可能登上君位的人，讀了《左傳》，是愿意走申生之路屈辱地死，還是愿意走商臣之路奪位從而施展抱負?宋代呂本中《呂氏春秋集解》引大儒胡安國的話說，“夫亂臣賊子雖陷阱在前、斧鉞加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后惡名足以系其邪志而懲于為惡，豈不謬哉!”道德評價可以規(guī)范君子的行為，卻不能約束“亂臣賊子”，后者不憚于為惡以遂其政治意圖。至于在不同的論者眼里，“亂臣賊子”是否一定就只是惡，被他們廢棄、推翻、誅殺的君主是否就是善，更是要另做考論。
商臣簡潔明確回答潘崇說，自己能成弒君奪位的“大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他也斷然拒絕。這就表明，他在行動前后沒有猶疑和畏怯，沒有感受到道德心理的壓力?；蛘哂腥苏J為，楚為南蠻，少受中原禮法約束，不以弒君為大惡，這也并不盡然。在商臣之前四五十年，楚國管城門的官員鬻拳，因為用武器脅迫楚文王接受直言進諫而自刖，后又因為閉城不納兵敗回師的楚文王入城，迫使文王再戰(zhàn)并取得勝利之后病死，自殺以謝“罪”。足見，楚國居于主流的觀念也是認為，臣子對于君王只能服從，即使君王確實錯了，強制君王改正錯誤也是有罪的。商臣和潘崇不認可、不遵循這樣的主流道德觀念。他們沒有對政治和道德的關系作理論的宣示，而是把觀念體現在行動中。我們可以從兩千年之后的西方，被奉為現代政治哲學開創(chuàng)者的馬基雅維里的著作里，尋找對這類行動的解釋。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說，“一個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知道怎樣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須知道怎樣視情況的需要與否使用這一手或者不使用這一手”，“君主必須有足夠的明智遠見，知道怎樣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國的惡行，并且如果可能的話，還要保留那些不會使自己亡國的惡行……如果沒有那些惡行，就難以挽救自己的國家的話，那么他也不必要因為對這些惡行的責備而感到不安”。列奧·施特勞斯等人的《政治哲學史》引用了這段話，并且推演馬基雅維里的意思，說:“如果一個人主張人們如何應當依賴美德過日子，那么他就進入了一個虛幻的王國或共和國。古典傳統(tǒng)的哲學家們正是這樣做的。”他們說的古典傳統(tǒng)哲學家指的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而《左傳》中君子、孔子的主張也是同樣，視他們所推崇的“美德”高于一切，其學說因為難以付諸政治實踐，不被同時的政治家所采納。馬克思、恩格斯說，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等)“政治的理論觀念擺脫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獨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張”，肯定了這種研究路數開啟了政治哲學史的新篇章。如果說，馬基雅維里是從帝王之術的角度立論，黑格爾則是從哲學家立場進行思考，他說:“世界歷史在一個比道德更高的水平上活動，……作為歷史的個人的偉大人物，其行為不但要從它們的內在的未意識到的意義，而且應從世界歷史角度來衡量;用道德要求的觀點來反對世界歷史的行為和代表，無疑是不合適的?！焙诟駹柕挠^點得到恩格斯的肯定。從這個角度看，《左傳》敘述的商臣之事所體現的“天道”即歷史規(guī)律，并非不可知。
歷來論者對申生也并沒有頌揚。與申生類似的事例在《左傳》中有很多。魯隱公拒絕羽父殺掉桓公的建議，并且打算依照嫡子繼位的原則讓位于桓公，結果反而被桓公與羽父合謀殺掉。宣姜與公子朔在衛(wèi)宣公面前誣陷太子急子，急子和弟弟壽子雖然知道宣姜的圖謀和宣公的態(tài)度，可是卻甘心被冤殺。公子朔后來還是做了國君，是為衛(wèi)惠公。鄭昭公嫌惡高渠彌，建議鄭莊公不要任命他為卿，莊公沒有采納。等到昭公繼位為君，高渠彌搶先下手謀殺了昭公。在這些例子里，都是遵循主流道德的善人心軟而遭殃，不受主流道德約束的惡人心狠而得勢?？戳诉@樣的歷史記載，后世的“亂臣賊子”不會為之生懼，反倒是忠臣孝子為之寒心。申生、急子、壽子雖然根據他們的道德原則而自愿赴死，卻絲毫不給人崇高感，甚至受到責備。這是因為，即使是擁護儒家學說的人也認識到，服從君父錯謬的命令，不能算是真正的忠孝，反倒可能落入忠孝的反面?！抖Y記·檀弓》鄭玄注說:“(申生)言行如此，可以為恭，于孝則未之有。”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進一步發(fā)揮:“《春秋左傳》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于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于理終非，故不曰孝?！彼未坦f《春秋分紀》引藺敏修的話，“吾寧負違命之罪，而使君無殺世子之名，……羊舌大夫知違命之不孝，而不知陷父于不義者，不孝之尤者也;知棄事之不忠，而不知陷君于不義者，不忠之尤者也”。這里深層的原因在于，當政治與道德發(fā)生沖突，一個階級的自覺的成員，終究是會以統(tǒng)治階級整體的長久的利益為重，道德服從于整體的持久的政治。申生的弟弟重耳與申生同時受到死亡的威脅，他出走了，流亡19年，后來回晉國即位為晉文公，開創(chuàng)晉國霸業(yè)，成就文治武功。重耳比較冷靜妥當地處理了道德與政治的關系，成為得到好評的政治家。
《左傳》議論高渠彌殺昭公之事說，“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编嵳压闯隽烁咔浭菈娜耍瑓s沒有先行除掉他。沒有先行動手的原因是道德上的自我轄制。因為沒有足夠的合法的理由而殺人，雖然知道是潛在的惡人、敵人，也許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卻不合于“美德”?！俄n非子·難四》對同一事件有更為正面、直接的說法:“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諸焉，以及于死，故曰知，所以見其無權也。”無權，就是不懂得權變;不懂得權變，也就是不懂得為了適應政治斗爭的需要而降低以至放棄對美德的追求，沒有施行馬基雅維里所謂的“惡行”來除去政治上的隱患。這都說明，從《左傳》的多處敘事，人們最可能引出的結論是:對于政治人物，不能離開政治而孤立地談道德，在國家政治大局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楚怎樣才是大善和大惡。
我們應注意到，在《左傳》寫到的類似情況下，還有既不同于商臣，也不同于申生、急子、壽子的另外一種選擇。崔杼弒齊莊公，侍漁者申蒯和他的下屬都自愿與莊公同死，認為這是“義”。別人問大臣晏子是不是也與國君同死，晏子反問，“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接下來的對話是，“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民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yǎng)。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這段話提出一個十分可貴的思想:所謂忠，是忠于社稷，不是忠于君主個人。當然，晏子說的社稷，也還是禮制之下君主世襲的國家，但是，他把忠于體制和忠于個人區(qū)別開來，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見解。美德———比如忠孝———只應聯(lián)系于合理合法的政治，君父若不利于社稷，則可以不必忠于他、孝于他。能夠這樣做的人，才是理性的真正的“忠臣孝子”。忠誠于所處歷史條件下相對合理的政治體制，才是值得肯定和效法的政治道德。
到了18世紀，盧梭張揚古希臘推崇美德的傳統(tǒng)，他鮮明地提出，暴力強權下不能培育出美德，只有合法的權力才有資格要求人們自愿地服從，才有資格要求民眾的忠誠。“即使是最強者也不會強得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我看不出強力的作用可以產生什么道德。向強力屈服，只是一種必要的行為，而不是一種意志的行為”;“強力并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于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敝挥泻戏ǖ臋嗔Σ庞匈Y格要求人們的服從，這是歐洲啟蒙時期出現的新穎的思想。我們在《左傳》里，也可以揣摩出這種思想的萌芽:要求權力的取得、繼承、讓渡合乎其既定的制度，這樣才能要求承認此一制度的人服從。這是《左傳》政治哲學的一大亮點。
晉獻公和楚成王違背所屬體制的君位傳承制度，要廢去嫡長子的太子之位，而立庶子幼子，使他們自己執(zhí)政的權威性受到損害，造成國家政治的動蕩?！蹲髠鳌防镉械恼稳宋?，針對這一類現象，也鑒于廢篡之事頻頻發(fā)生，思考過如何保持君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他們要求建立和執(zhí)行明確穩(wěn)定的、不受在任君主愛憎影響的立君之法，以此為新君即位的正當性提供依據，化解、防止統(tǒng)治家族內斗引起的混亂。他們在有限的范圍內認識到，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是政治道德正當性的前提?！蹲髠?middot;桓公十八年》記，周桓王偏愛次子王子克，托周公黑肩在桓王死后給以輔助，周大夫辛伯勸告黑肩，不要幫助王子克與太子子儀(即后來的周莊王)爭權，他說，“并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左傳·閔公二年》復述此語，狐突諫申生曰，“昔辛伯諗(規(guī)勸)周桓公云，內寵并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薄豆茏?middot;君臣下》和《韓非子·說疑》都引用了辛伯這一名言。韓非子把辛伯的話簡括為“四擬”:“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彼麄円恢抡J為，杜絕四擬，是保持君權穩(wěn)定，避免內部爭奪失序的措施。這里要表達的核心意思是，國家只能有一個權力中心，君位繼承權只能歸于一人，不能有兩個，更不能有多個。并后，是國君的幾個配偶居于同等地位;匹嫡，是庶子與嫡子居于同等地位;兩政，是大臣分享了國君的權力(也有的解釋為兩個或更多大臣同時當政);耦國，是其他封地之城與都城居于同等地位。這些，都是對權力中心唯一性的威脅和破壞。在以上論者看來，不讓四擬出現，可以排除傳賢與傳嫡孰為先的兩難，可以避免紛爭。宋代呂祖謙《左氏博議》把辛伯的話奉為極高的政治準則:“辛伯之諫周公，而謂并后、匹嫡、兩政、耦國，才八字耳，總古今亂亡之樞，而莫能移焉?！薄皢韬?，辛伯之言，真有國者座右銘也。”這些說法的要義是，在確立君位執(zhí)掌者和繼承之人時，以易于確定的先天血緣位置順序，取代帶有主觀色彩的德行和能力的考察。這合于法家的邏輯，所以《韓非子·說疑》開頭就說，“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但是，這樣做，果真能夠排除政治和道德的沖突、阻斷君主家庭爭權的廝殺嗎?歷史事實給出的是否定的答案，從春秋戰(zhàn)國到清代，弒父殺兄之事無代無有，大多數并不是“并后、匹嫡”造成的。
君主要保有其一姓之江山，不讓外姓奪去，又要避免自家子弟爭奪火并，要設計出嚴密的傳承制度。按說，無論是從君主的家族利益出發(fā)，還是從包括臣民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的利益出發(fā)，應該是選擇有能力、能服眾的繼承人，在一個哪怕是很有限的范圍里選擇相對賢能的人，這也就是“傳賢”。但“傳賢”就要對備選者作道德和能力的考察，在民眾沒有與聞國家大事權利的君主制度下的實際政治生活中，比較難于操作。誰是賢人，誰更賢能，沒有一個精確的衡量辦法，很難在有政治話語權的人群里取得共識。何況，最高權位的誘惑力那樣大，即使自知賢不如人，也不會減少爭奪的欲望，不會放棄爭奪的行動。所以，立君之法首要在于息爭，防止統(tǒng)治家族內部為爭奪君位而相互殘殺。但是，君主專制本身是惡斗的溫床和美德的墳墓，篡弒出現的概率必定是很大的。
政治哲學研究認為，不但是統(tǒng)治者家族，在全社會，特別是在政治領域，爭斗與和諧的關系都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平衡爭斗與和諧的關系。中外古代多部政治哲學著作，都著重談到“爭”是人性的必然，都論證以制度息爭的必不可少，只是，不同的學者的設計指向則迥然相異。《呂氏春秋·蕩兵》說，黃帝、炎帝、共工氏至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長，長之立也出于爭。爭斗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绷谠斗饨ㄕ摗氛f:原初的人類要生存，“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于是有諸侯之列，有方伯、連帥之類，而后有天子，“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這就是說，息爭靠的是一個最高統(tǒng)治者和他的統(tǒng)治體系。儒家所說的德治，依靠圣君賢臣的道德自律和道德感化來息爭;而君權王權本身是爭斗的目標，如上所說，君權王權制度本身總是醞釀著爭斗。這也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二十四史，所有的歷史，都是相斫書。政治和道德的平衡在君主專制體制下無法解決，無法改善。資產階級思想家如盧梭、康德等提出了新的設想，重新肯定美德的重要，但是，他們設想的全體人民以及推舉出來的管理者都是“純潔的”，他們構想的“完美的道德”帶有空想的性質。正如盧梭自己所說，以“神明的人民”為前提的“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適合于人類的”。政治與道德的不斷進步與協(xié)調，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才能實現。
學好政治課的方法
(一)激發(fā)學生對政治學科學習的興趣
“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毙睦韺W的研究告訴我們，學習中最現實、最活躍的成分是認識興趣，或叫求知欲望，這是帶有情緒色彩的意向活動。盡管學生對政治學科的學習有一定成見，但學生可塑性是很大的，特別是高三的學生，面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常識的學習，從一開始就必須重視激發(fā)學生的求知欲望，讓學生主動積極地進行政治學習。并使這種帶有情緒色彩的意向活動始終伴隨著學生，支配著學生，主宰著學生。
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教學的起始就把學生學習政治積極性引上正確的途徑。為達此目的，筆者著重去解決下列兩方面問題。
1.尋找突破口
怎樣把學生學習政治的積極性引上正確途徑呢?具體做法是不回避矛盾，尋找突破口，解決學生思想實際。
接新班伊始，我不急于趕進度，而是結合講解前言政治現象和政治概念時，有意識向學生提出下列問題，并讓其回答。如克林頓競選總統(tǒng)時為什么要大肆攻擊我國，而當選總統(tǒng)后又發(fā)表很多要搞好對華關系的講話?波黑戰(zhàn)爭為什么曠日持久?大國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什么一再阻撓恢復我國在世界關貿總協(xié)定締約國的地位?為什么美國一再在所謂“人權”問題上百般刁難我國?學生難以回答這一系列的問題，經過教師一講解，學生自然就有所悟，有所得。筆者認為結合時政熱點作為搞好政治課教學的突破口，有利于使學生認識到政治課是大有內容可學的，且通過馬克思主義政治常識更可以擴大視野，對培養(yǎng)洞察力，關心國家大事，是大有裨益的。這就為學生學好政治課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2.研究學生好勝心，把激勵機制引進課堂
為了讓高三學生學習政治積極性得到持續(xù)、穩(wěn)定的發(fā)展，筆者的做法是實行“三多一少”，即多鼓勵、多幫助、多表揚、少批評。筆者為什么在教學中要實行“三多一少”呢?筆者認為我們普通完中學生，并不都是智力低下的，而在于學生的非智力因素存在諸多的問題，如學習態(tài)度不端正，學習中缺乏自覺刻苦的學習精神，對學習自信心不足等，因而影響智力因素正常的發(fā)揮，這是造成成績低下的很重要的原因。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給學生以關懷，多進行感情投資，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的非智力因素，調動學生非智力因素的積極性，以達到智力與非智力因素的更好結合。在學校教育中，只有當學生的全部心理活動，即智力與非智力因素都積極參與并得到有效的發(fā)展與培養(yǎng)時，教育的質量才會得到提高。在筆者的教學中，經常想到的是大多數學生，這是我教學中的指導思想。我們這類普通完中，“中下生”是大頭，力氣就要化在大頭這個刀口上，以提高這些學生進步率、合格率和優(yōu)良率，這是提高政治教學質量成敗的關鍵之所在。筆者對這個大頭經常進行排隊分析，想方設法調動其非智力因素的積極性，讓他們自覺進行學習。絕不把他們看死，更不傷害他們的自尊心，只要他們 在學習上有一絲一毫進步就給予表揚、鼓勵。
由于學生是在和諧的氛圍中進行學習，經過努力，這些“中差生”學習積極性得到激勵，一般都可變?yōu)椤昂细裆?、“?yōu)等生”。94屆高三(4)班就是我們這兒的差班，筆者不斷激發(fā)學生內在的潛能，調動了他們學習政治的興趣和熱情，結果在政治會考時，這個50人的班級，A、B檔達66%，合格率達100%，這就是激勵機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教學內容上實行“三抓”
前蘇聯(lián)著名教育家贊可夫提出理論知識起主導作用的原則，強調讓學生掌握“關于各種現象的本質的相互聯(lián)系的知識”、“規(guī)律性的知識”。學生只有掌握了這些規(guī)律性的知識，才能有以一貫十，觸類旁通，從而有利于學生的一般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常識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政治理論知識，必須讓學生很好掌握這些知識。
1.抓“雙基”，打基礎
馬克思主義政治常識中的基本知識和基本觀點是學習政治常識的基礎，是認識的主要內容，是理解、應用和分析問題的基礎。在實行開閉卷的情況下，“雙基”是閉卷考題中的主要考試內容，掌握好這部分內容對于提高閉卷的成績至關重要，也為開卷打好必要基礎。為此，筆者除進行必要分析講解外，最主要的是讓學生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記憶，并通過各種練習使其得到鞏固，不斷加深印象。
2.抓梳理，成網絡
根據“三綱”，即教學大綱，會考和高考大綱的要求，在教師指導下，讓學生將課文知識點進行梳理，形成知識網絡，這樣使學生在紛繁復雜的知識內容中抓住要領，便于比較、理解和應用。如經濟制度決定階級狀況、國家性質、國家管理形式、民主制度、政黨制度等。不同的國家性質又決定各國的國家職能和對外政策等，并從我國和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些方面的比較中得到充分印證。通過梳理，存在于頭腦之中的，就不再是彼此孤立的知識“點”，而是一張有著相互聯(lián)系的知識之“網”?？傊?，經過理解和梳理所掌握的知識，就比較完整，比較深刻，便于應用。
3.抓應用，促能力
恩格斯說：“沒有分析就沒有綜合”。思維活動的基本形式則是分析和綜合。為了鞏固學生已獲得的基礎知識，培養(yǎng)學生應用分析問題的能力，以達到知行的統(tǒng)一。筆者認為對于我們普通完中來說，學生在應用和分析方面問題是比較多的。所謂應用分析，是指將已學過的某一知識、觀點和方法應用于新的具體情景之中予以分析說明的能力。這是開卷部分主要考察的內容，即指分析說明題和理解說明題。為了提高學生這方面的解題能力，筆者認為要不斷加強學生應用和分析能力的訓練和培養(yǎng)。這種訓練包括學會審題，學會運用已學知識分析說明具體問題的方法，積累這方面的經驗，掌握解答各種類型題目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巧。經過反復有目的的訓練，多數學生在應用分析的能力上都有不同程度提高。
(三)學法上采用“五法”
確定了教學目的，具備了相應的教學內容之后，教學方法的選擇和運用就成為教學系統(tǒng)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蘇霍姆林斯基認為，教學方法的運用要使學生從中發(fā)現驚奇、自豪、滿足求知欲的愉快和創(chuàng)造的歡樂等各種情感和思考，使教學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和激情的活動。筆者在教法上不拘一格，以啟發(fā)式教學為指導，常采用精講多練講議結合等方法，并側重讓學生掌握以下5種方法。
1.認真聽講，獨立思考
學生對政治學科的學習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后，為了滿足學生求知的需要，學生在上課時必然專心聽課，積極思維，發(fā)現問題即時提問。課堂上不只是教師講、學生聽，而是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自覺進行學習，學習效果明顯。
2.關心形勢，學會分析
中學生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知識的積累，抽象思維的能力逐漸由經驗型向理論型轉化，特別是邏輯思維能力，時常進行爭論、評說各種政治經濟現象，提出問題并力求解決問題。筆者根據中學生特別是高中生這一特點，就有意識發(fā)動學生關心時政，并用所學的觀點進行分析。這樣既滿足學生求新的欲望，又加深對所學理論的理解。如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召開，高三學生能運用人民代表大會制、政黨制度、政協(xié)職能、民主黨派的性質、作用等理論知識聯(lián)系實際進行分析，提高了學生辯證思維和分析問題的能力。
3.參加評議，提高認識
政治課是一門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也是一門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課程。教學中經常會涉及學生思想中的一些“熱點”問題，解決好這些敏感問題，有助于學生掌握教材內容，增強對政治理論知識的理解和學習的積極性。筆者認為讓學生積極參加對“熱點”問題的評議，比教師講，學生聽更有說服力。通過評論、分辨，使 “熱點”問題得以解惑，從中增長了知識，提高了認識，如“資本主義國家廣大勞動人民有沒有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人民代表大會是不是橡皮圖章?”等等問題，學生中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觀點，通過討論爭辯，教師再適當進行點撥，引導，克服了學生片面，靜止看問題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學會用唯物辯證法，全面、發(fā)展的觀點分析各種政治和社會現象，提高了覺悟，培養(yǎng)了能力。
4.爭做老師，鍛煉自己
為了讓學生在政治課學習中的積極性得到進一步發(fā)展，教師有意識鼓勵學生爭做小老師，協(xié)助老師批政治卷、分析課文、出試題等。做小老師的學生責任心強，富于使命感、光榮感，并使自己在實踐中得到了鍛煉，帶動更多學生進步。讓學生做老師不是教師偷懶，也不是加重學生負擔，而是為“教是為了不需要教”的境界邁出了第一步。
5.參加竟賽，你追我趕
為了更好調動學生學習政治的積極性，筆者認為在復習課時運用競賽的方法，有利于促使學生積極思維，形成良好的學習氛圍。通過背誦、默寫、上黑板寫概念、寫要點，糾正錯誤或對時政熱點進行講評等，看誰基本功扎實，看誰記憶好，理解力強，分析問題全面。競賽往往是選擇好生與好生比，差生與差生比，男生與女生比，這一組與另一組比。由于這種競賽是在平等條件下進行，大家都樂意參加。這樣既鞏固了所學的知識，又形成了你追我趕的熱烈氣氛，學生學習政治的自覺性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四)取得的成效
由于師生的共同努力，筆者在政治教學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1.通過教學使學生對政治課教學內容在思想上引起共鳴、認同，能接受教材中闡明的觀點，提高了認識水平。具體表現在學習政治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了起來，學習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例如94年高三會考時合格率，優(yōu)良率均高出市及格率、優(yōu)良率。其中筆者所教的三個班級優(yōu)良率達71%，95年會考合格率達100%。94和95年高考均超出市平均分。
2.學生通過政治課的教學，把正確觀點內化為信念，外化為行動，思想、政治、道德素質得到提高，為他們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奠定了基礎，具體表現在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擁護黨的方針政策，確立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而獻身的精神和決心。如94屆高三(1)班有兩位同學在臨近畢業(yè)前欲到日本人開辦的公司工作，月薪達千元，經過做了工作后，認識到要以國家利益為重，接受祖國挑選，雙雙考進了自己理想的大學和專業(yè)。很多已畢業(yè)并在大學深造回來看望筆者的學生，都談到人要有理想，要報效祖國。很多同學都打了入黨報告，成為培養(yǎng)的重點，不少同學還擔任了各級學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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