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日關系形勢與政策論文(2)
2017中日關系形勢與政策論文篇4
《21世紀初期中日經濟關系及未來走向》
提要：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經濟關系在許多方面發(fā)生了新的變化，日本經濟增長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中日經貿合作繼續(xù)平穩(wěn)發(fā)展。中日兩國在進出口結構上不存在明顯對立的競爭關系，更多的是一種互補關系，兩國經濟的健康發(fā)展對于雙方來說都是有利的。隨著日本經濟逐漸復蘇，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進一步提高，中日經濟關系將迎來全面發(fā)展的新時期。中日經濟合作關系的前景取決于推動中日經濟合作力量與制約中日經濟合作力量的變化。
關鍵詞：中日經濟關系 中日貿易 經濟互補
一、21世紀初期的中日經濟關系
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經濟關系在許多方面發(fā)生了新的變化?？傮w來看，中國和日本的經濟關系日益密切，日本經濟增長和企業(yè)盈利越來越依賴于中國。日本政府財務省發(fā)布的2006年(2006年4月―2007年3月)貿易統(tǒng)計速報顯示，中日之間(不含香港)貿易額為254300億日元(約合16600億人民幣)，同比增加了16.5%。中國與日本的貿易額首次超過美國，中國也首次成為二戰(zhàn)后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對華貿易支撐著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恢復，這個形勢已經越來越清楚。
(一)中日貿易快速增長，貿易依賴關系變化
中日之間早在恢復邦交之前，就以“民間協定貿易”(20世紀50年代)和“友好貿易”、“友好備忘錄”(20世紀60年代)等形式保持著貿易往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日貿易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見圖1)。2004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qū)對日本的貿易總額首次超過了美國。據日方統(tǒng)計，2006年全年，中日雙邊貿易額為2100.8億美元，增長11.5%。其中，日本對中國出口927.5億美元，增長16%;從中國進口1183.4億美元，增長9%;日本對中國貿易逆差255.9億美元，下降10.3%。
另一方面，中日貿易的相互依賴關系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日本對中國依賴度提高，中國對日本依賴度下降。具體表現為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比重的下降。對華貿易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從1990年的3.5%擴大到2005的16.7%，而對日貿易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從1990年的22.4%下降至2006年的11.8%。同時，日本作為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位次在下降，自2004年起，日本已由中國連續(xù)11年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降至第三位。
上述趨勢明顯反映在中日經濟的相互依存度的變化上。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計算，日本經濟的對華依賴度由1990年的0.2%提高到了2003年的1.5%。目前，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經濟依然保持較高的對日依賴度，但中國經濟的對日依賴度已與發(fā)達國家經濟的對日依賴度相差無幾了。
(二)相互直接投資出現新動向
根據中國商務部統(tǒng)計，從1986年到2002年，日本對華投資的累計額達354.4億美元，這一巨大的投資額在建廠過程中形成了對基礎建設和資本品的巨大需求。自2003年開始，日本對華投資創(chuàng)出新高，有人把日本對華投資稱之為第三次浪潮或第三波中國熱。2005年，日本企業(yè)對華投資實際投入65.3億美元，創(chuàng)下了歷史性高峰。按實際投入金額排序，日本的對華投資在世界各國家和地區(qū)中占第三位。但是從2006年開始，日本對華投資出現調整態(tài)勢，較上年同期減少29.6%，降幅僅次于1989年日本發(fā)動對華經濟制裁、全面中止對華投資時34.6%的降幅。目前日本電器產業(yè)開始脫離中國轉向其他亞洲國家，服裝、電子零部件和玩具工廠也逐步向越南、緬甸轉移。2007年1―6月，日本對華投資1022億美元，較2006年同期減少20.96%。
另一方面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逐步開始了對日本的投資。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和企業(yè)經營水平的提高,近年來中國企業(yè)對外直接投資持續(xù)增長。200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1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23%;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572億美元。2005年，中國(含香港)對日投資累計26.87億美元，比十年前增長了約11倍。2006年1―10月，中國企業(yè)對日投資協議金額為1218.95萬美元，累計投資金額為1.8億美元。對日投資涉及軟件、機械、電子等領域。目前一些有代表性的企業(yè)如海爾、聯想等已進入日本市場，今后可能有更多的中小型企業(yè)和中外合資企業(yè)進入日本市場。
二、中日經濟關系的基礎：互補
中日經濟合作發(fā)展迅速，二十多年間逐漸形成的規(guī)模在世界經濟史上亦不多見，根源主要在于兩國經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這種互補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發(fā)展時期的互補性
兩國復交后不久，世界經濟遭遇石油危機，受其影響，日本國內物價飚升，經濟出現了戰(zhàn)后首次負增長。當時，由于中國尚處在““””之中，經濟發(fā)展水平對能源的需求有限，中國還是一個能源純出口大國。大量的煤炭和石油源源不斷出口到日本，幫助日本度過了石油危機。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fā)展路線。在此后相當長一個時期里，產業(yè)技術落后和資金不足，成為中國經濟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個時期，日本追趕歐美發(fā)達國家的目標已基本實現，資金方面開始出現剩余;在產業(yè)結構方面，傳統(tǒng)家電市場開始呈現飽和。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不僅為日本的剩余資本提供了出路，而且為生命周期已至的傳統(tǒng)家電產業(yè)提供了巨大的新市場。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泡沫的膨脹程度接近20年代后期美國泡沫經濟的4倍。僅就這一點而言，在日本爆發(fā)一場比美國20世紀30年代初那場大危機還要嚴重的經濟危機都不足為奇。然而，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雖然陷入長期低迷狀態(tài)，卻沒有出現20世紀30年代美國那樣嚴重的經濟危機。究其原因，有兩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一是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大大強于30年代的美國;二是在日本的周圍，是一片正在成長中的新興市場，增加了對日本產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泡沫破滅對日本經濟的打擊。表1的數據證明，1990―2002年，亞洲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由31.1%上升到了43.1%，其中，日本對中國的出口由3.9%上升到了9.6%，表明中國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在拉動日本經濟復蘇中的作用日漸上升。假如沒有中國以及其他東亞新興市場對日本需求的增加，泡沫經濟崩潰后的日本經濟狀況會更加糟糕。
(二)產業(yè)結構與貿易結構的互補性
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經濟起步晚，產業(yè)結構尚處在較低層次。日本則是一個發(fā)達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左右就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經濟大國。這決定了中日兩國的產業(yè)發(fā)展處在不同的層次。中國的優(yōu)勢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低附加值的產業(yè)領域。日本的優(yōu)勢在于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yè)，在國際分工中處于高附加值的產業(yè)領域。
從進出口商品的結構分析，機電產品是日本對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商品，2007年1-3月出口額為112.4億美元，占日本向中國出口總額的46.3%。賤金屬及其制品是日本向中國出口的第二大類產品，2007年1-3月出口額為30.7億美元，占日本向中國出口總額的12.6%。其中，鋼鐵和銅及其制品的出口增長很快，出口額分別為16.5億美元和6.4億美元，分別增長23.1%和56.4%。日本向中國出口的第三大類產品是化學工業(yè)及相關產品，2007年1-3月出口額為25億美元，占日本向中國出口總額的10.3%。
同時，機電產品是日本從中國進口的最主要產品。2007年1-3月，日本從中國進口機電產品113.3億美元，占日本從中國進口總額的38.0%，增長7.1%。由于日本對紡織品整體進口需求的萎縮，以及來自韓國、意大利和越南等國家的激烈競爭，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進口增速和占比雙雙下降。1-3月，日本從中國進口該類產品下降1.4%，進口額為49.6億美元，占日本從中國進口總額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18.2%降至16.6%。1-3月，日本從中國進口賤金屬及其制品17.1億美元，占日本從中國進口總額的5.7%，增長16.3%。其中，鋼鐵制品和鋼鐵進口最多，增幅最大，進口額分別為6.5億美元和3.6億美元，分別增長21.9%和62.7%。
需要指出的是，從表面上看，中國與日本似乎在機電產品上存在著競爭關系，其實這不過是產業(yè)內交叉貿易的表現。就產業(yè)內貿易來看，中日兩國企業(yè)處在不同的加工環(huán)節(jié)，中國企業(yè)從事的是比較簡單、附加價值相對較低的加工與組裝，日本企業(yè)從事的是核心部件等高附加價值的生產環(huán)節(jié)和研究開發(fā)。在中國向日本出口的商品中，有許多是日資企業(yè)在中國生產后返銷日本的產品。在日本有人將此稱之為“日日貿易”，即在日本的企業(yè)及在中國的日本企業(yè)之間的貿易。
分析中日產品在第三國市場上的競爭狀況，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兩國經濟的互補關系。對中日兩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10000種工業(yè)產品進行細致比較，發(fā)現中日產品的“競合度”為20.5%，遠低于中韓之間的41.1%，中臺之間的57.1%，中港之間的 64.4%，而中國與印尼和泰國之間的出口產品“競合度”分別高達83.5%和76.1%。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中日兩國在產業(yè)結構和貿易結構上是一種相互補充的關系。
中日兩國經濟上的互補性是中日雙方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但同時，中日經濟關系中也存在著一些不利的因素。其中包括中日關系的“政冷經熱”的不正常的局面和日本對華日元貸款的急劇減少。
三、中日經濟合作的結果：雙贏
(一)中日經濟合作對中國經濟發(fā)展具有積極作用
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一直保持了比較快的發(fā)展速度。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2006年國民經濟統(tǒng)計數據，中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實現26847.05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了近20%，人均GDP達到2042美元。中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既是國內經濟建設的結果，同時也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跨國公司的作用分不開。就中日經濟合作而言，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積極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日本企業(yè)對華投資具有多方面的積極作用。
在民間對華直接投資方面，如果不包括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qū)，日本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投資國。日本企業(yè)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具有多方面的積極作用。首先，有助于緩解中國的資金不足問題。第二，日本企業(yè)對華投資的領域主要是制造業(yè)，這對增加中國的就業(yè)、提升中國制造業(yè)的產品結構、提高制造業(yè)的技術水平具有積極意義。第三，日本企業(yè)在中國開辦合資企業(yè)或獨資企業(yè)的同時，也將經營管理的經驗和做法帶到了中國，對中國企業(yè)提高經營管理水平起著示范作用。
此外，日本企業(yè)來華投資辦企業(yè)，對促進中國的國際貿易也起了積極作用。中國雖然是一個地理上的大國，有十幾億人口，但在過去很長時期里卻是貿易小國。如今，中國已經發(fā)展成位居世界前十名以內的貿易大國。
2.日本曾經是向中國提供ODA最多的國家。
日本從1979年開始向中國提供ODA，日元貸款是日本對華“政府開發(fā)援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資金大部分用在基礎設施建設、辦學校、辦醫(yī)院、治沙、環(huán)境保護等我國急需發(fā)展的方面，對促進中國實現經濟社會與自然的協調發(fā)展起了積極作用。
3.日本經濟發(fā)展為中國提供借鑒。
回顧一百三十多年來世界經濟發(fā)展的歷史,真正在經濟技術方面趕上發(fā)達國家的只有日本。在追趕發(fā)達國家的道路上，日本走在了中國的前面，能夠為中國的發(fā)展提供有價值的經驗教訓。事實上，日本許多有識之士基于本國經濟發(fā)展的經驗教訓，對中國的改革和經濟發(fā)展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例如，最早告訴我們應該通過增加居民儲蓄解決資金不足問題的就是日本學者。中國政策金融系統(tǒng)的建立，直接參考了日本政府金融機構的經驗，日本經濟發(fā)展中出現的公害問題、泡沫膨脹與銀行不良資產問題等，成為中國引以為鑒的教訓。
(二)中日經濟合作對日本經濟發(fā)展意義重大
經濟合作從來都是互利的，否則這種合作就沒有生命力，就難以維持。中日經濟合作對于日本同樣也有許多有利之處。
1. 中國成為拉動日本出口增長的最重要的力量。
從日本官方統(tǒng)計中可以看到，從2001年到2003年中日間貿易總額增長了42.43%。日本對華出口從2001年到2003年增長了76.36%，對中國出口的增加額為16580億日元。這對促進日本經濟從低迷中復蘇具有重要意義。2007年上半年，由于日元貶值，日本對中國的出口持續(xù)大增，2007年6月，日本對中國出口增長22.6%,創(chuàng)出歷史新高。同時，日本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大幅下降，較上年同期下降36.1%。日本出口連續(xù)八個月保持強勁增長，為經濟擴張?zhí)峁┝吮Ｕ?，而對華貿易在其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國市場為日本資本提供了新的選擇空間。
中國的發(fā)展增加了日本剩余資本的選擇余地，提供了性質上不同于歐美發(fā)達國家的投資場所。中國加入WTO后，市場規(guī)則將進一步健全，中國經濟的發(fā)展?jié)摿⑦M一步得到發(fā)揮。日本在中國的投資，不僅可以分享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利益，同時也有利于分散投資風險。
3. “中國生產基地”對日本經濟發(fā)展具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
首先，在中國建立生產基地，延長了產品及其專用生產工具的生命周期。由于科學技術的迅速進步，產品的更新換代很快。然而，在日本市場上已經落后的產品轉到中國生產和銷售，仍然會有市場。這樣一來，既延長了產品的生命周期，又不需要繼續(xù)投入研發(fā)費用。
第二，在中國建立生產基地，有助于日本企業(yè)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有助于克服日本的高成本結構，提高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將勞動密集型、中低附加價值型的生產加工環(huán)節(jié)轉移到在中國的生產基地，可以使日本節(jié)省各種資源加快國內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四、中日經濟合作關系的前景
中日經濟合作關系的未來發(fā)展取決于推動中日經濟合作力量與制約中日經濟合作力量的變化。由于經濟發(fā)展水平差異較大和缺乏相互信任等因素的存在，中日之間實現貿易自由化的道路曲折而漫長。但如果中日兩國充分認識到經濟合作的重要性，妥善解決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中日經濟發(fā)展的進程可以加速推進。
(一)中日經濟關系的發(fā)展動力
日本企業(yè)非常重視開拓中國市場，據日本經濟產業(yè)省調查，在日本制造業(yè)的主要企業(yè)中約有75%把中國視為“市場”或“生產據點兼市場”，近90%的企業(yè)計劃擴大中國業(yè)務(計劃大幅度擴大的企業(yè)占1/4以上)，日本企業(yè)的這種姿態(tài)是中日經濟貿易關系進一步發(fā)展的重要動力。
隨著中日兩國與東盟及韓國合作關系的加強和東亞金融領域合作的開展，中日經濟體系將更加開放，中日之間實現貿易自由化將隨著兩國與東盟及韓國之間合作的深入而提高。自1997年12月東盟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以來，東盟內部以及東盟與中日韓之間的對話機制已經建立。2000年5月在泰國清邁達成的東盟與中日韓之間的雙邊貨幣互換協定的簽署標志著金融合作已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重要內容。未來日韓經濟和中韓經濟的發(fā)展將有助于中日經濟合作關系的推進。
另外，在世界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發(fā)展水平的提高和日本經濟走向復蘇也會為中日經濟合作關系的發(fā)展帶來新的良機。
(二)中日經濟合作關系的障礙
首先，發(fā)展水平的差異使中日兩國現有的貿易保護對象和保護程度明顯不同。日本在要求中國開放市場的同時對本國的農業(yè)采取了保護，而中國在希望日本開放農產品市場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的同時要求日本能夠給予中國一定的貿易保護空間。日本對中日貿易自由化存在著較大的疑惑，其缺乏動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認為在非貿易領域中國市場還有待進一步開放，中國履行承諾的可行性值得懷疑，中國巨大的經濟發(fā)展?jié)摿蛣趧映杀镜膬?yōu)勢可能會對日本國內企業(yè)帶來威脅。在現有的制度下，日本對農產品采取了聞名于世的強力保護，實現包括農產品在內的中日雙邊貿易自由化十分困難。中日兩國在個別領域上的嚴重保護會增加中日貿易整體的不確定性。
其次，中日經濟關系的發(fā)展依賴于區(qū)域外經濟。中日經濟與美國經濟的特殊關系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決定了美國因素會對中日經濟關系的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美國為了維護自身在東亞的地位，一方面希望東亞國家之間能夠通過合作促進東亞地區(qū)的市場開放;另一方面，美國不希望東亞國家之間的合作對美國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在中日經濟合作問題上，美國因素的制約主要表現在貿易和金融兩個方面。在貿易方面，如果中國對日本開放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日本對中國開放農產品市場，那么美國必然也會對中日兩國提出開放對美貿易的要求。在金融方面，美國不希望亞洲國家間的金融合作削弱美元在東亞的地位。
最后，歷史問題和安全保障問題是中日經濟合作正常發(fā)展的最大障礙。中日兩國之間友好的政治關系對于經濟發(fā)展和地區(qū)安全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日本領導人反復參拜靖國神社和“教科書改惡”不斷地傷害著中國人民的感情，日本在安全利益上所采取的戰(zhàn)略、日本的修憲、對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努力均體現了日本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轉變的愿望，這一系列變化都會增加中日經濟關系未來的不確定性。
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多年來，中日經濟關系已經從單純的貿易往來發(fā)展到現在的相互直接投資，政府資金合作以及包括金融、保險、運輸、物流等服務業(yè)在內的全面經濟合作階段。中日兩國關系的好壞，不僅對中日雙方自身，而且對亞太地區(qū)乃至世界經濟繁榮都會產生極大影響。因此，在中日經濟往來和合作中，兩國應當共同努力，克服不利因素和障礙，使中日經濟合作在更廣闊的領域內更健康快速地得到發(fā)展，創(chuàng)造出中日友好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王可：中日經貿關系的現狀分析，《北方經濟》2006年第10期。
利用外資分國別(地區(qū))統(tǒng)計簡表，中國投資指南網站。
《200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tǒng)計公報》，商務部和統(tǒng)計局聯合發(fā)布。
2017中日關系形勢與政策論文篇5
《淺析從均勢角度談中日關系的走向》
內容提要：本文論述了世界格局多極化 發(fā)展的方向，目前我國在國際中所處的地位，中日關系的現狀及走向。
關鍵詞：多極化 中日 現狀及走向
(一)
當前世界格局正向多極化方向發(fā)展，國際關系處于大的整合和調整時期。主要表現是：在國家利益的構成中安全問題的地位下降， 經濟問題地位上升。國際沖突將主要因經濟利益沖突而起。
中日關系是關系到世界局勢的發(fā)展和中日切身利益的重要關系。對此，日本是極為重視的。1989年后日本首先恢復了對華援助，1997年日本又將外交目的明確表述為：鞏固與美國的同盟關系;發(fā)展與 中國的友好合作;改善與俄國之間因領土問題而發(fā)展相對滯后的國家關系。①我國領導人近年來也頻頻對日本進行高級別的訪向。
但是，中日關系的發(fā)展不是一帆風順的。日本急于謀求 政治大國地位，依附美國，做美國制約中國的馬前卒。在人權、民主、核武器實驗、對華貸款等問題上給我們制造了不少麻煩;對一些 歷史問題極力回避;日本政府官員接二連三的“出言不慎”;對釣魚島事件持明顯的支持縱容態(tài)度;尤其是日本與美國拼湊的“戰(zhàn)區(qū)導彈防御計劃”，明顯是借助美國制約中國。
我們還要注意這樣一個問題，美日經濟沖突目前有日益淡化的趨勢，原因是美國產業(yè)升級順利完成，日本在產業(yè)檔次上落后于美國，而我們的產業(yè)和日本還處在同一檔次，在一個時期內中國將成為日本主要的競爭對手和排擠的對象。
那么在這樣的前提下，中日關系的發(fā)展將會是這樣的呢?我們在分析中日關系之前，首先應了解我國在國際關系中所處的地位。
(二)
目前，我國在國際關系中所處的地位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美國有求于我國，不再像以往那樣，在聯合國給我們制造那么多麻煩;其他國家也有求于我國，因為我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希望我國在表決時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同時，各國都看中了我國巨大的富有潛力的市場。不利的一面是，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向多極化發(fā)展，我國失去了在冷戰(zhàn)時期作為美蘇之間平衡砝碼的地位。美國在入關問題上給予“正常貿易國”待遇問題上、人權、民主問題上給我們制造麻煩。一些美國人士還在大肆宣揚一些不利于中美關系的言論。如一位學者最近在<外交》上撰文宣揚要與中國保持“有限接觸”，意即美在對華政策上要“包含更多的現實政策：既非全方位的遏制戰(zhàn)略，亦非熱情地擁抱，而是冷靜的接觸與回避共存，即有限的接觸OJ9⑦美國蘭德公司的分析家則向政府建議“美對華應采取‘遏制接觸政策”當然，美國也有一些有識之士在定位中美關系時采取了現實的態(tài)度。如基辛格在就對中美關系發(fā)表的演講中指出“美國同中國打交道應拋棄冷戰(zhàn)思維”④。在亞洲我們是“超級大國”，但我們的發(fā)展壯大已經讓一些亞洲國家心有余悸。
我國與俄羅斯建立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來自北方的傳統(tǒng)威脅，在對外關系方面多了一個支撐點。但是，俄羅斯現在的諸多不確定因素，決定它一方面在短時間內不能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太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不甘心對世界一極地位的放棄，又決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有與西方國家激烈沖突的可能。我們不能引火燒身。我們也因為諸多的問題有待解決，俄羅斯也不可能與我們靠得太近。正如俄外長伊萬諾夫在俄羅斯國家杜馬舉行的題為“世紀之交的俄羅斯與中國”的聽證會上所說的：“俄羅斯與中國之間高水平的政治關系將為建立多極的公正世界和國際新秩序奠定牢固的基礎，這將有助于保障各國的合法權益。”但是，“俄羅斯和中國不會建立針對任何人的政治軍事聯盟?！?歐盟是我們在經濟上的競爭對手，但是在政治上與我非敵非友。
(三)
從“均勢”這個角度來看，目前，日本尚不足以從武力上直接威脅到我國的國家安全。反過來是日本感到我國對它的軍事威脅。因而采用在 臺灣問題上、在人權問題上、在中國威脅論上做文章，給中國制造麻煩，和中國搞平衡。
現在我們卻不能采取過激的舉動。我們不具備足夠的實力。新加坡《聯合早報)1999年9月份登載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困境》一文說道：“從甲午戰(zhàn)爭到二戰(zhàn)，再到今天的釣魚島，一個多世紀，皆因中國在三大指標上一直沒有全面趕超日本，導致日本敢于不斷發(fā)泄其對中國的領土野心。一遇此情況，中國民族主義的請愿、游行、抵制日貨，甚至出海‘保釣’，又曾有或又能有多大的作為呢?”⑥因此我們的低調外交政策既是明智的，又是合乎實際的。一方面，我們現在的經濟發(fā)展還需要日本提供的資金和技術，中日關系鬧僵了，相對而言對我們更為不利;另一方面是日本感到安全受威脅，而非是我們。如果我們有了過激的舉動，正好給煽動“中國威脅論”的人以口實。
(四)
日本外交部于1999年6月發(fā)布的《中日關系最新 發(fā)展動向》一文說：“與 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建立建設性合作伙伴關系是至關重要的”。小淵首相在今年7月9日在北京舉行的訪華新聞發(fā)布會上就中日關系的發(fā)言中又做了如下表示：1、對未來充滿信心;2、最重要的兩國關系。中國政府對中日關系的評價是：“目前中日關系發(fā)展總體順利，雙方在各個領域的友好交流與互利合作不斷取得進展，給兩國帶來重要利益，也為本地區(qū)和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與發(fā)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自1979年以來日本每年向我國提供的政府貸款約占我同國外官方資金合作的40%以上，居首位。自1979年起日本共向我提供四批日元貸款，合計25809億日元。其中前三批為16109億日元(79年至95年)，第四批日元貸款前三年(96至98年)金額為5800億日元，項目為40個。1998年11月江澤民同志訪日時雙方確定第四批對華日元貸款后兩年金額為3900億日元，項目為28個。
這是個好勢頭，但是中日關系的發(fā)展，不可能將諸多的遺留的尚未解決的問題擱置一旁。我們不是為了算老帳，而是為了謀取國家利益，昨天的 歷史可以也應該成為我們今天為國家謀取利益的武器和憑借。
(五)
中國和日本一樣不甘心成為二流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處的形勢又大致相同，這決定了中日關系的發(fā)展將是合作與對抗并存的關系。
合作是因為中日都有一個共同的對手——美國。美妄圖獨霸世界的野心不死，那么要在國際社會中謀求自主地位的中國和日本就面臨著共同的來自美國的制約，以及在亞歐競爭上要互為犄角。
對抗起因于中日在亞洲內部事務主導地位上、在提高國際社會地位以及爭奪 經濟利益等問題上的矛盾。后者將是在中日關系發(fā)展中引起沖突的主要原因。在多極化的前提下，單純的國家安全問題將讓位于綜合的國家利益，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勢頭決定將來中日之間的經濟沖突將是國際間沖突的主要部分。
我們要防備一些國家利用日本企圖恢復 政治軍事強國地位的迫切愿望，開出一些空頭支票作為誘餌引誘日本與之接成于我不利的聯盟。對此我們的策略應該是分而制之、遠交近攻。
我們應通過實行全方位外交，力爭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在日美貿易問題上、在日本與東盟的關系上、在日本與朝鮮半島的關系上、在日本妄圖成為政治大國的問題上影響日本。特別在最后一點上我們是很易于加以善用的。因為日本要得到常任理事國席位，首先要請求修改聯合國憲章。但是，聯合國憲章第一百零八條規(guī)定：“修憲需要全體會員三分之二多數，外加所有安理會常任會員國按本國立法程序通過，才最后生效”。只要人大或人大會通過相關議案，任何修改聯合國憲章的企圖 自然慘敗。給日本的答復可以如同日本在光華寮問題上給我們的一樣。
日本在近幾年不可能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和兩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間有領土爭執(zhí)，即中日的釣魚臺列島之爭和日俄北方四島之爭。1984年中英關于香港的聯合聲明發(fā)表后，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間不再有領土爭執(zhí)。如果日本高升為常任理事國，讓日本有了更多的政治資本，那么，在這兩項領土爭議中日本就有了更多的要挾其他國家的資本，這將成為聯合國順利運作的障礙。第二，日本要真正加入國際大家庭，必須反省戰(zhàn)爭罪行。德國已經很好的做到了，日本為何不能?只要日本在這一問題上不能給世人一個滿意的答復，那么“敵國條款”被刪除的可能性就不大。
在世界向多極化方向發(fā)展的大前提下，美國、歐洲、俄羅斯、日本以及中國構成了世界的五極。在這五極之間，因為不再存在兩極格局時各方以國家安全為第一的需要，國家利益的尋求與保護將涉及到比原來更為廣泛的領域，各個國家之間的利益協調將更為復雜和困難。中日關系的發(fā)展不僅只是取決于中國和日本，還將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五級之間關系的影響。以及亞洲的東盟、中國、日本、俄羅斯，東亞的俄羅斯、中國、朝鮮、韓國的關系的影響。我們要時刻關注這些國家之間的分化組合，關注五極之間的利益沖突與利益一致，并加以善用。這樣我們才能處理好中日之間的均勢，才能為我們的國家謀取更多的利益，只有這樣也才能達到我們研究國際關系并對國際關系的發(fā)展做出預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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