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愿意用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但是惡意訴訟的情況也不少見，今天學習啦小編為你們介紹哪些情況是惡意訴訟的內容，歡迎閱讀。

　　惡意訴訟的具體情形

　　1.民事程序的惡意訴訟。

　　民事程序的惡意訴訟是指對民事訴訟程序的惡意提起，而意圖使被告在訴訟中由于司法機關的判決而受其害。在這種侵權行為中，形式上的加害人是法院，是惡意訴訟人故意提起訴訟程序，在訴訟過程中法院作出錯誤判決，使被告受到損害。但是其實質，是行為人故意所為，是行為人借用法院的力量，使被告受到損害。這種侵權行為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處理的還不夠多，經驗也不足。在實踐中掌握的標準應當是：故意以他人受到損害為目的，無事實根據和正當理由而提起民事訴訟，致使相對人在訴訟中遭受損失。對此，行為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按照這一要求，第一，加害人必須是故意所為，過失甚至是重大過失都不能構成這種侵權責任，因此錯告不是惡意訴訟行為。第二，加害人須是無事實根據和正當理由，即沒有事實上的訴權和程序上的訴權，為無訴權而提起民事訴訟。第三，受害人在這一訴訟程序中受到損害，主要是財產利益上的損害，并且損害與這一行為有因果關系。第四，該訴訟程序的最終結果是被告勝訴，而不是原告勝訴。具備這些要件的，構成民事程序的惡意訴訟的侵權責任，惡意訴訟的行為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2.刑事程序的惡意告發(fā)。

　　刑事程序的惡意告發(fā)就是惡意提起刑事訴訟程序，使該程序中的被告在該訴訟程序中受到損害，惡意告發(fā)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侵權行為。這種侵權行為與民事程序的惡意訴訟行為基本相似，主要是在提起的訴訟程序性質上存在區(qū)別;另外，在行為人所追求的目的方面，一個是追求受害人在民事訴訟中受到財產的損害，一個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受害人受到名譽的或者其他人格的以及財產的損害。應當注意的是，這種惡意告發(fā)行為，一般應當是行為人自行提起刑事訴訟程序，多數不是通過偵查機關或者公訴機關提起訴訟程序。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如果通過偵查機關或者公訴機關提起刑事訴訟程序，自應由這些機關自己承擔提起訴訟程序的責任，而不是由侵權行為法解決。但是，在告發(fā)人有惡意的情況下，即使是告發(fā)人只是舉報，刑事訴訟程序是由司法機關提起的，惡意告發(fā)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3.濫用訴權。

　　濫用訴權的侵權行為，是指行為人有民事程序或者刑事程序的訴權，但是其提起的訴訟所追求的訴訟目的不是正當訴權的訴訟目的，而是正當訴訟目的以外的非法目的，并造成受害人損害，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行為。

　　應當注意的是，在行政訴訟中，不存在惡意訴訟的問題，因為行政訴訟的被告是政府，對于政府的訴訟即使是不當的，也不應當追究原告的責任，據此鼓勵對政府不當行為的訴訟行為，而不是阻止相對人的訴訟。

　　民事惡意訴訟的損害賠償

　　若無損害，則無賠償。首先，因惡意訴訟所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應以受有實際損害為要件。至于哪些項目為實際損害，原告承擔舉證責任。本案原告主張其因向案外人借款而造成的利息損失，因無相應證據證明，無法認定屬原告的實際損害，故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確定成立責任范圍上的相當因果關系。責任范圍的因果關系是指權利受侵害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旨在認定某種損害是否因權利受侵害而發(fā)生，以決定是否應由加害人負賠償責任。至于因果關系的判斷，通說采相當因果關系說，即指“無此事實，雖不必發(fā)生此結果，但有此事實，通常足生此結果”。具體到惡意訴訟，依一般社會經驗和認識水平能夠預見因權利受侵害通常足生某損害，且實際亦發(fā)生，則責任范圍上的相當因果關系得以成立。本案被告三次對原告代管款惡意申請凍結，由此直接造成的銀行利息損失得以預見，顯屬應賠償的范圍。被告因原告惡意起訴而產生的交通費、材料費、誤工費等，屬通常參加訴訟所必然發(fā)生之項目。至于鑒定費，屬對楊某所提證據效力認定之必需，因其惡意訴訟直接導致，故成立相當因果關系。

　　民事惡意訴訟的認定

　　對于“惡意”之認定是惡意訴訟判斷標準中最為關鍵的要件，應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

　　首先，惡意訴訟中的惡意是對于主觀動機的描述，指故意心態(tài)中之惡劣者，含有明顯的加害性追求。當事人明知其訴訟行為不具有正當性，卻利用訴訟活動達到訴訟之外的不正當目的。惡意并不等同于故意，故意是從行為結果的意思出發(fā)認定主觀狀態(tài)的可歸責性，而惡意還包含了對行為本身目的之評價。且惡意必須為直接故意，過失行為亦不能構成惡意訴訟。然而，實踐中惡意訴訟行為目的具有混合性，在惡意中抑或夾雜著善意的動機，造成認定困難。解決此類問題，可借鑒美國侵權法的首要原則，即某非法目的在行為人決定訴訟的過程中起到了更為實質、首要的作用，則主觀上構成惡意;如是合法性目的起到更為實質性作用，則不構成惡意。

　　其次，惡意畢竟只是主觀動機，實踐中通常無法直接窺探行為人內心狀態(tài);且訴訟行為往往形式上滿足法律賦予的權利和訴訟程序要件，將惡意通過訴訟方式披上“合法化”外衣，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筆者認為，法官應對惡意訴訟保持一定的敏感度，但于打擊惡意訴訟的同時，應避免對當事人訴訟權利造成損害。在具體認定過程中應從嚴把握，只要訴訟行為尚存合理性基礎，就不應輕率認定為惡意，以免矯枉過正。司法實踐可綜合考量：一是看是否存在偽造證據、惡意串通、歪曲法律、誘使證人作偽證等情節(jié);二是利用生活經驗法則、邏輯推斷、地方風俗等“思維工具”;三是對同類型行為多發(fā)區(qū)域加強關注，包括程序性請求，如起訴、保全申請、延期申請、程序異議等環(huán)節(jié)，以及實體性問題，如證據三性、基礎法律關系真實性等方面;四是法庭調查與庭外調查相結合;五是不能僅憑相關案件判決的勝敗結果作為認定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