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作為三皇五帝“中央之國”(簡稱“中國”)，是中華民族起源的“中土”之地，“中原”之地，“天地之中”,其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以下稱：華夏歷史文化),在華夏子孫后代的心目中足以達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程度。然而，河南華夏歷史文明的發(fā)掘建設果真能給游覽中原的炎黃子孫留下如此震撼的影響力嗎?河南對于華夏歷史文明發(fā)源的研究深度和理論體系，能夠支撐得起指導中原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的重任嗎?

　　這些問題確實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為此，現(xiàn)就河南研究樸素唯物史觀“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指導中原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方面，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上古時期“太極”理論是中國哲學思想產生的源泉。

　　中國華夏歷史文明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上古時期華夏先民創(chuàng)造的“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是用以說明世界本原的哲學范疇，是中國思想史中的重要理論概念，是華夏先民對上古時期客觀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唯物認識觀，更是闡明宇宙從無極而太極，以至萬物化生過程的系統(tǒng)學說。“太極”的陰陽、四象、八卦之間，存在著既互相直接、間接對立斗爭，又相互直接、間接資生依存的矛盾關系，反映了客觀物質世界的一般規(guī)律特征，也包含了天地之間萬物內部存在的共通規(guī)律。

　　“太極”是對“道”的傳承和發(fā)展。古人認為，道是無形無象,無物無狀的原始物質或狀態(tài)。隨著世界的運動和變化,它由散而聚,由隱而顯,由無到有,進而生成“太極”。“太極”產生的時間，大致是在華夏先民對世界認識由混沌到啟蒙的變化狀態(tài)之中。后來經歷三皇五帝、堯舜禹及其商周時期，還歷經了“太極生兩儀(陰陽)，兩儀生四相(象)，四相生八卦”的人類思維和認識不斷進化的長期階段。到了宋代理學中，“太極”被進一步闡釋為宇宙最原始的基因，陰陽未分的混沌狀態(tài)。

　　其實，這種狀態(tài)與華夏先民大腦思維發(fā)育的狀態(tài)和進化啟蒙的水平緊密相關，而太極、兩儀、四相、八卦的變化，不過是華夏先民對世界物質認識進化的一種表述方式而已。

　　所以，“太極”理論本應作為宇宙、人類認識產生和發(fā)展的模式來看待,是指引華夏原始先民正確認識客觀世界、適應客觀世界、改造客觀世界的科學和燈塔，其在中國哲學和歷史文化方面的意義和作用不可低估。

　　“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的基本原理，最早產生于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時期，到了五帝、堯舜禹和商周時期得到了充實和傳承。西周時期之后，“太極八卦”、“河圖洛書”學說以道教、儒教文化的形式，首先在中原河南地區(qū)得到弘揚，并逐步被系統(tǒng)化、理論化。生活于中原河南地區(qū)的老子、莊子、列子、墨子等古代先哲大家，分別繼承和弘揚了“太極八卦”、“河圖洛書”文化中先進的哲學思想，創(chuàng)造了各自新的教經學說，使中國哲學思想體系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和發(fā)展。

　　當然，由于古代先哲們無法脫離當時社會歷史文化環(huán)境的制約，因此，在他們的哲學思想中，也會反映出從宗法奴隸制下解放出來的小生產者階層的二重性，即：精華的唯物主義思想和糟粕的唯心主義思想同時存在。他們學說中的科學、合理因素，為后來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所繼承和發(fā)展;學說中的迷信、糟粕因素，也為秦漢以后的唯心主義思想家所吸收和利用，兩者都在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歷史文化中產生過重大影響。“神學目的論”，就是唯心論中的一個典型學派。它把社會歷史中的因果性聯(lián)系，歸結為隱藏在冥冥之中的上帝、天命或天意預先安排的結果，人類歷史進化、發(fā)展過程和結局完全由這種神秘的東西來決定。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唯心論的存在，而否定“太極八卦”、“河圖洛書”作為樸素唯物主義學說科學性的根本內涵。

　　二、華夏歷史文明“多中心論”背離“太極”基本原則。

　　由于當代歷史文化研究曾受到反馬克思主義的形而上學極左思潮影響甚大甚廣，以至于把上古時期“太極八卦”、“河圖洛書”中的科學理論，當作封建、迷信和腐朽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主觀論而一概加以否定，更甚者當做街頭路邊算命先生騙人的“看相”、“風水”把戲來看待。時至今日，這種影響還在很多人意識觀念中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甚至一提起“太極八卦”、“河圖洛書”文化，馬上就“談虎色變”，立刻將其打入唯心主義、封建迷信的另類，完全否定了它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科學性一面。因而，人們不能也不敢運用科學、唯物的“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學說，來研究華夏歷史文明發(fā)展的基本客觀規(guī)律，自然也無法用“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學說來探討和解決華夏歷史文明在中原地區(qū)發(fā)源和傳承等重大理論問題。實在悲哀。

　　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太極”理論中關于華夏歷史文明發(fā)源“一生二，二生三，三實為一”、“天地人合一”和“太極者，天之心也，應于昆侖，形變于龍鳳”等“中心論”，逐步被華夏歷史文明發(fā)源于全國遍地的“多中心論”所取代，背離了“太極”理論關于華夏歷史文明發(fā)源于“昆侖”、“天之心”的基本原則。

　　于是，太極昆侖山、三皇五帝居住和建都之地，被主觀地安置在“天地人合一”的“太一”、“中央”，即“中土”以外地區(qū)，華夏歷史文明發(fā)源地出現(xiàn)了令人眼花繚亂、莫衷一是和無法認定的局面。在這種混亂的理論觀念影響下，“炎黃文化西來”之說盛行一時，“堯舜建都山西”之說成為基本定論，“夏商核心在豫西”寫入正史，直把三皇五帝居住和建都同在“昆侖”、“中央”、“中土”一地的華夏歷史文明分割的支離破碎，慘不忍睹。

　　由此，華夏歷史文化被曲解了，華夏歷史文明原始發(fā)源地被人為地遷徙了,華夏民族尋根問祖的理論依據和地理方位漸漸模糊了，隨后又被人們遺忘了。

　　華夏歷史文明“多中心論”局面的出現(xiàn)，與華夏先民所創(chuàng)造“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太一”、“昆侖”、“中央”、“中土”文化內涵格格不入，甚至也與華夏歷史上最原始、最基本的“天地人合一”觀念也完全背道而馳。因此，華夏歷史文明的最初發(fā)源地在商代中期之后被遺失，華夏民族尋根問祖的中原難以找回自我，這是遲早要發(fā)生的事。而現(xiàn)代華夏歷史文明“多中心論”觀念的出現(xiàn)，不過是商代中后期這一觀念的延續(xù)罷了。河南悲切，中原悲切，中華悲切。

　　商代末期，這種悲切轉化為周文王(西伯昌)對周人居住陜西周原、遠離中原地區(qū)的嚴重不安。戰(zhàn)國時期《清華簡·保訓》中記載周文王說，地處“四象”少陰之地的陜西周原一帶“日(陽)不足，唯宿(住、留)不羕(祥)”。因此，周文王遺訓周武王一定要象先祖黃帝、舜帝和商上甲微一樣，“求中”、“得中”、“假中”、“歸中”，就是回到周人夏代先祖后稷的居住地，也是華夏先民創(chuàng)造“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中“太一”、“昆侖”，“五行”“中央”、“中土”之地。

　　由于周武王滅商后在位時間較短，周文王這一遺愿沒能得到實現(xiàn)。周成王即位后，繼承了祖父周文王、父親周武王的遺志，把東都建在鄭州登封陽城“天地之中”西部的成周洛邑。盡管由于周公旦采用“圭表測景法”測量誤差過大，錯認鄭州登封陽城為夏商時期的華夏歷史文明發(fā)源地“天地之中”，即“昆侖”、“中央”、“中土”，所造成的重大歷史失誤直到公元724年才被唐朝糾正過了來，但周人崇尚、恪守“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誓死回歸“東土”、“中原”，即“昆侖”、“中央”、“中土”祖宗之地的文化道德觀念，真可稱根深蒂固，世代相傳。

　　遺憾地是，盡管中原地區(qū)的華夏先民最早創(chuàng)造了“太極八卦”、“河圖洛書”文化，但地處中原的河南卻沒有能夠把“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中最根本的“昆侖”、“中央”、“中土”原則科學、系統(tǒng)地堅持和傳承下來，有時甚至有意無意在“炎黃文化西來”、“堯舜建都山西”等說法的傳播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對“太極”理論和中原為華夏歷史文明發(fā)源地認識和傳承的深度方面，甚至連商代末期的周文王都不如，實在是愧對中原華夏民族的始祖三皇五帝，更無顏面對尋根問祖于中原的海內外炎黃子孫。

　　三、華夏先民“太極”理論是對樸素唯物史觀的科學總結。

　　上古時期，居住在中原地區(qū)的華夏先民在長期生存發(fā)展中，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huán)往復，促進了大腦的進化和思維水平的提高，摸索出了大自然存在的基本規(guī)律，經過現(xiàn)實中的不斷修正、總結，將通過實踐所獲得的認識上升為一般原則規(guī)范，指導自己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繁衍和發(fā)展。這就是“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及其形成的過程。

　　目前，關于河南中原地區(qū)為“太極八卦”、“河圖洛書”文化發(fā)源地，是上古時期三皇五帝“中國”的觀點，在國內學術界已有了趨于一致的認識。

　　但是，由于我們過去曾經長期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在社會正統(tǒng)文化中，至今仍然不能把上古時期華夏先民生存和發(fā)展最根本指導原則的“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當作華夏民族創(chuàng)造的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來客觀對待。有的還將其視為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產物予以鄙視，甚至將其擺在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對立面加以排斥。

　　這種極左的認識觀，從根本上否定了“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的科學性，為人們正確理解和運用“太極八卦”、“河圖洛書”學說，客觀探討和發(fā)掘華夏歷史文明，設置了一道看不見的精神禁錮，影響至深。

　　這是我們不能正確地運用“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來指導中原華夏歷史文明的發(fā)源問題，推進中原華夏歷史文明研究、發(fā)掘、傳承和創(chuàng)新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要用“太極”樸素唯物史觀指導。

　　“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是上古時期華夏先民最早創(chuàng)造的樸素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指導上古時期華夏民族認識世界、適應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燈塔。沒有樸素唯物史觀“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作指導，中原文化就無法客觀反映上古時期華夏歷史文明發(fā)源的實際狀況，就無法科學、系統(tǒng)、客觀地解決中原華夏歷史文明發(fā)源問題，也就難以找回華夏民族真正尋根問祖的精神家園。

　　最近，中央領導同志倡導全黨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學習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對于歷史文化研究領域肅清極左思想影響，重新運用樸素唯物主義“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指導上古時期歷史文化和社會科學研究工作，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也顯得尤其重要。

　　中國是世界歷史文明古國，華夏原始先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最早創(chuàng)造了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這就是中國人所表述和傳承的“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等樸素唯物主義，是上古時期人們在科學不發(fā)達情況下，依據宏觀認識和直觀經驗對自然知識所作的理論概括。它不可能像現(xiàn)代科學一樣經過微觀論證和邏輯推理，僅僅是與當時歷史條件相適應的自然科學知識而已。

　　所以，中國“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等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產生，要比西方唯物主義認識論早得多，它伴隨著華夏歷史文明的發(fā)源而出現(xiàn)，對華夏民族世界觀的形成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探討。

　　鄭州大學教授王保國關于“中原的特別就是‘中’字，而不是‘商’字”的觀點;河南大學教授吳效群關于“在中國傳統(tǒng)宇宙觀當中，中原地區(qū)是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并不是地理學的概念(這一點我們不贊同，也不符合太極“天地人合一”理論)，而是中國人認為的天地、四時、風雨、陰陽的交匯處，用現(xiàn)在的話講，它是世界的樞紐和動力的來源”的觀點，我們是贊成的。

　　其實，他們所說的“中”，就是“天地”、“四時”、“風雨”、“陰陽”交匯的“太極”、“昆侖”、“天地之中”，是三皇五帝、堯、舜、禹共同的居住和建都的“中央之國”。為此，西周《周禮·大司徒》認為:“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說明“地中”，即“天地之中”，就是上古時期華夏子民富足安寧，三皇五帝“建王國”，又稱“中央之國”的地方。

　　這表明，有學識的河南文化人在探討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建設中，已經開始意識到“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對于指導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的深刻意義，并在嘗試運用“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解決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等重大歷史文化問題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愿這一研究工作能夠堅持深入下去。

　　運用“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指導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規(guī)劃建設，理應成為河南“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推進文化強省建設”的重要理論課題。只有科學、系統(tǒng)地解決困擾我們的“太極”理論問題，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才有希望。

　　地處“太極八卦”、“河圖洛書”文化發(fā)源地的河南，認真學習和研究“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用以指導中原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規(guī)劃、建設工作，比其他地區(qū)尤其現(xiàn)實而緊迫。假如河南打造中原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背離了“太極八卦”、“河圖洛書”文化的基本原則和特征，那么，它怎么可能會把中原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打造成功呢?即便打造了一個所謂的“中原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又如何能經得起歷史檢驗和被炎黃子孫的認可呢?

　　為此，運用“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理論，指導中原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規(guī)劃、建設工作，應該引起有關領導和歷史文化、社會科學研究部門的足夠重視，并盡快將其納入華夏歷史文明、歷史文化和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中，力爭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探討，比較系統(tǒng)地弄清“太極八卦”、“河圖洛書”學說的基本原理，切實在規(guī)劃建設中原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工作中發(fā)揮重要的指導作用。

　　不然，華夏歷史文明的發(fā)掘、傳承和創(chuàng)新工作，很可能會背離上古時期華夏歷史文明產生發(fā)展的客觀實際，有悖于“太極八卦”、“河圖洛書”學說的根本原理，所打造的中原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也無法經得起歷史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