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亞投行的快速預熱與未來挑戰(zhàn)

　　摘要：亞投行以超乎想象的魅力令全球矚目。本文簡要介紹了亞投行的預熱過程、功能定位及治理結構，分析了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環(huán)境下亞投行在全球形成巨大吸引力的成因，闡述了亞投行合作共贏的重要意義，最后簡要分析了亞投行未來面臨的挑戰(zhàn)。

　　關鍵詞： 亞投行 合作共贏 國際金融格局 投資效率

　　四海賓朋如約而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展現(xiàn)出寬闊的胸襟與十足的魅力;金融資本結伴而行，亞投行彰顯出整合的能量與協(xié)同的功力;大國風范應時而現(xiàn)，亞投行釋放出中國的聲音與牽引的實力。作為一支新銳勁旅，亞投行投入到國際金融體系中，服務的是亞洲，最終惠及的是全球。

　　預熱過程與功能定位

　　從2013年10月國家主席出訪東南亞時提出籌建亞投行的倡議，到相關具體工作程序的正式啟動，亞投行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加速推進。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21個亞投行首批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

　　亞投行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qū)域多邊開發(fā)機構，按照多邊開發(fā)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營，重點支持亞洲地區(qū)基礎設施建設。根據(jù)《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為500億美元左右，其中中國出資50%，總部選址在北京。根據(jù)目前的股份設計，亞洲成員國將按GDP水平共享亞投行75%～80%的股權，其他20%～25%的股權將根據(jù)經濟實力分配給亞洲以外的國家。但隨著更多國家的參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投行成員國持股比例都將相應地下降。

　　亞投行成員國分為創(chuàng)始成員國和普通成員國兩類。作為亞投行的核心成員，創(chuàng)始成員國有權制定章程，而普通成員國只能遵守已有規(guī)則。在股份占比上，創(chuàng)始成員國持股比例會高一些，只要有能力基本無限制，而普通成員國的持股比例有限制。另外，董事席位只在創(chuàng)始成員國中產生，普通成員國沒有董事席位。不僅如此，創(chuàng)始成員國有設立“保留條款”的權力，而普通成員國則沒有。也就是說，國家在簽署某個國際條約時，如果對某個條款有意見或者不同意，可以提出保留，那么這個條款就可以不適用在這個國家，而其他沒提出保留的國家就得適用這一條款。

　　在內部治理結構上，亞投行由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三個層級構成，并將建立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確保決策的高效、公開和透明。在三個層級中，理事會為最高權力和決策機構，由所有成員國的代表組成，根據(jù)亞投行章程授權董事會和管理層一定的權力;董事會由理事會選舉出的總裁主持，主要負責對日常事務的管理決策。銀行管理層包括行長、副行長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通過“公開、包容、透明和擇優(yōu)”的原則進行選聘。

　　目前亞投行1000億美元的法定資本量，如果通過金融杠桿放大5～10倍，則可以撬動5000億～10000億美元的資金規(guī)模。從動態(tài)來看，亞投行未來融資將采取三種模式：銀行同業(yè)拆借、集中創(chuàng)始成員國主權信用發(fā)債，同時設立專項基金來吸取閑散資金。此外，預計亞投行未來將擇機通過增股擴資吸納新成員，擴大業(yè)務范圍及提升業(yè)務能力。

　　本著平等、開放、包容的原則，亞投行將在吸收更多成員國的基礎上，于2015年年中完成亞投行章程談判及簽署，2015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亞投行。如同主席在“金磚銀行”成立時發(fā)出“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的美好暢想那樣，亞投行的未來愿景將更加值得期待。

　　巨大的吸引力

　　(一)亞投行人氣倍旺

　　亞投行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多邊開發(fā)機構。按照既定的時間表，2015年3月31日是亞投行接收新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國申請的截止日期。3月12日，英國成為繼首批意向成員國之后第一個遞交申請的西方國家，之后，德國、法國、意大利、盧森堡、瑞士等歐洲國家也緊隨其后，紛紛對外宣布加入亞投行的決定。

　　英國能夠最先申請加入，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爭取中國國內市場巨大的回報機會。2014年中英之間的年貿易額為800億美元，還不到中德貿易額的一半，英國政府希望通過亞投行強化對華關系，來獲取在中國更多的投資貿易業(yè)務。更重要的是，作為傳統(tǒng)的金融中心，從建立和發(fā)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到承攬由西方國家發(fā)行的首只人民幣主權債券，英國一直在人民國際化領域與中國政府進行著頻繁與密切的合作，而亞投行的出現(xiàn)將使人民幣的國際化前景更為廣闊，英國也試圖借此進一步密切與中國的關系。二是謀求整個亞洲的投資機會。相比于美洲和歐洲，亞洲經濟無疑有著更強的活力、更好的彈性和更大的潛力。亞洲是煤、氣、油等全球不可再生資源的主要儲藏區(qū)，容納了全球60%以上的人口，GDP占全球40%以上。作為“世界工廠”的亞洲國家也正在謀求轉型升級，特別是隨著經濟發(fā)展，亞洲中產階層正在日益崛起，并將形成巨大的購買力需求，亞洲成為全球經濟未來最重要的增長重心已不容置疑。由于亞投行的核心職能是支持亞洲地區(qū)基礎設施建設，而英國在基建、高級工程項目、金融服務和綠色科技等領域都具有全球領先地位，從而勢必能夠通過亞投行這條固定的渠道打開其在亞洲國家投資贏利的巨大空間。

　　緊追英國的腳步，作為歐洲大陸制造業(yè)強國的德國，更是希望通過站上亞投行這一巨大的平臺，拓展與亞洲進行投資與貿易合作的機會。根據(jù)筆者調查發(fā)現(xiàn)，過去德國對美國的出口要大于對全球其他地區(qū)和國家，但在金融危機之后，德國調整了對外貿易與經濟的重心，大力東移。目前德國對亞洲特別是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已遠超其對美國的出口，如果加入亞投行，就可使德國與亞洲的經貿關系進一步鞏固。而瑞士、盧森堡等其他歐洲國家也如英國、德國一樣，有著試圖通過亞投行分享亞洲市場巨大紅利的訴求。

　　此外，為提振經濟，歐洲央行在2014年推出了規(guī)模為3000億歐元的投資計劃，但作為成熟經濟體，歐洲目前并沒有明顯的新經濟增長點，而且在經濟增長率低迷之下，投資回報率并不高。由此，歐洲地區(qū)過剩的流動性需要在全球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出口。而亞投行將采取國際融資方式，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勢必作為項目融資的一個主要趨勢，從而為歐洲資本，尤其是其民間資本提供一個進入與獲得投資回報的閃亮路徑。

　　追趕著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步伐，中東地區(qū)的沙特、卡塔爾、科威特等國和亞太地區(qū)的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以及北美的加拿大等國家都魚貫登上了亞投行這列“快車”。根據(jù)2015年4月15日財政部公布的名單，共有57個國家成為亞投行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國(美國、日本暫未加入)。后續(xù)其他國家仍可加入，但只能作為普通成員國。

　　(二)亞投行令全球矚目

　　亞投行一夜之間從亞洲國家的多邊機構，變身為令全球矚目的國際性多邊機構。重要的是，不論是作為亞投行資金主要來源國的中國，還是借貸項目建設的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市場化程度都還不高，市場機制均不成熟。伴隨著發(fā)達國家的進入，帶來的將不僅是亞投行資本規(guī)模的擴張，由于這些國家具有國際金融多邊機構的管理經驗，以及熟練的市場化運營方式，亞投行也將縮短市場摸索期。而隨著高標準運行規(guī)則的制定，亞投行將在實質上走向國際化。

　　亞投行合作共贏的重要意義

　　作為中國第一次主導建立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及其“朋友圈”的擴大彰顯的無疑是中國在全球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日漸高漲的信任度。一方面，中國外匯儲備充足，截至2014年12月，中國外匯儲備規(guī)模已高達3.8萬億美元，具備了資本輸出和馳援亞洲國家的雄厚實力。另一方面，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中國具有比較強的技術實力與實戰(zhàn)經驗，在實現(xiàn)自身技術輸出和產能輸出的同時，也能幫助亞洲國家建構和夯實經濟發(fā)展所需的基礎設施平臺，從而形成合作共贏關系。

　　除了能夠實現(xiàn)資本、技術和產能輸出，從而分享亞洲市場的紅利收益外，如果與上合組織開發(fā)銀行基金、海洋合作基金以及絲路基金相策應，向亞洲基建領域“供血”的亞投行還將顯著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目前，包括印度、印尼等在內的亞洲國家基礎設施都非常滯后，而且成為經濟發(fā)展的重大拖累。據(jù)亞洲開發(fā)銀行預測，未來十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缺口為8.22萬億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基礎設施投資約8200億美元，投資需求占全球GDP的11%。對此，亞洲國家大體只能解決4000億美元，而亞洲開發(fā)銀行的貸款額度最多只有200億美元，即使將世界銀行和其他發(fā)達國家的扶貧貸款計算在內，資金缺口也依然巨大。在這種情況下，亞投行的出現(xiàn)將為這些國家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將為基礎設施的改善與經濟的起飛裝上強大引擎。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都是亞洲國家基礎設施改善的重要“輸血”管道。但IMF的功能定位是維護全球金融秩序穩(wěn)定，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的職能是投資扶貧開發(fā)，三者在功能定位、業(yè)務重點以及投向方向上都不盡相同。因此，具有定向投資、靈活運作優(yōu)勢的亞投行無疑是國際金融機構的有力補充，彼此之間不是競爭和零和博弈關系，而是合作與互補關系。

　　未來的挑戰(zhàn)

　　盡管亞投行發(fā)展前景十分廣闊，但由于亞投行是一個國際多邊機構，在規(guī)則制定、管理標準、提高投資效率等方面也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

　　(一)創(chuàng)始成員國話語權分配問題

　　根據(jù)目前的股份設計，在亞投行設計的15～20個董事會席位中，可能僅有3席預留給亞洲國家之外的成員國。這樣，圍繞著董事會席位，不僅在亞洲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國之間，而且在非亞洲成員國之間也會有競爭。從目前來看，亞投行董事席位的分配既會根據(jù)GDP水平，同時也需要兼顧區(qū)域平衡，并通過對成員國劃分選區(qū)的方式定額推選產生。不過，如何劃分選區(qū)以及讓最終的推選結果令成員國皆大歡喜，就需要中國切實履行和發(fā)揮好斡旋與協(xié)調的作用。為了盡可能平衡多方利益，亞投行可像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那樣設置不需選舉的特別董事席位，以便讓更多指標轉移到選區(qū)范圍中。同時，亞投行將采取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三層治理結構方式，對于那些未能取得董事席位但的確又能發(fā)揮重要作用的成員國，在集體決策的基礎上，可以考慮在理事會和管理層層面給予其有限的職權分配。

　　(二)投資風險管理及投資效率提升問題

　　亞投行的功能主要是服務于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開發(fā)，這就意味著亞投行要追求一定的投資回報。然而，基礎設施建設一般周期都很長，而且融資額度大，盈利困難。特別是在當前亞太地區(qū)地緣政治經濟風險突出的情況下，項目的投資回報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甚至也可能“血本無歸”。據(jù)此，亞投行必須做好相對嚴格、標準的投資論證，如果降低標準或者將政治因素考量進來，勢必會損害項目選擇和投資的公正性與嚴謹性，最終給出資人帶來很大風險。如果這樣，亞投行就會逐漸失去商業(yè)魅力，并可能在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然而，倘若只將收益回報作為主要考慮因素，亞投行開展投資就會束手束腳、瞻前顧后，導致一些不發(fā)達、但的確需要資金的國家難以獲得投資，其結果可能就會與中國發(fā)起亞投行的初衷相悖。因此，在恪守投資高標準與支持投資緊迫性、提高股東回報率與增強信貸及時性、強化投資靈活性與控制投資風險之間，亞投行需要練就和展現(xiàn)足夠的平衡技巧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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