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從林則徐自身言行考察其如何“開眼看世界”
關于從林則徐自身言行考察其如何“開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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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是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是著名歷史學家、近代史專家范文瀾的看法,此觀點一經問世,更被簡化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被后人沿用。其實,從鴉片戰(zhàn)爭到20世紀初期,對于林則徐的評價還是多元的,但發(fā)展到后來,便只剩下褒揚、贊美與歌頌。
應當指出,就焚燒鴉片、抵抗英軍而言,林則徐當然是民族英雄。唯將其譽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則不無可議。當然,林則徐在作為欽差大臣受命查禁鴉片后,無論出于夷夏大防,還是出于了解對手,他的確做過一些了解外部世界的工作,比如“刺探夷事,翻譯夷書”,于是就有了輯錄與翻譯《華事夷言》《四洲志》《各國律例》等事跡,就此而言,不能說林則徐沒有“開眼看世界”,只能說他的視野極其有限--即使他看到了世界的巨大變化,但在應對上,仍然停留在封閉的園囿里。
我們不妨先看一下民國時期的史學界對林則徐是如何評價的。著名歷史學家、近代史專家陳恭祿認為:“林則徐……雖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國之情況……其失敗之主因,多由于對外知識之淺陋,以為英國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嚇解決,乃不辨明有罪無罪,一律圍困之于商館,使其餓而繳鴉片。”(《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另一位著名歷史學家、近代史專家郭廷以則指出:“林文忠公則徐之為鴉片戰(zhàn)爭中的中心人物,這是中外所公認的。但是就外國人的眼光來看,總以為他太自大,太強橫,他對外的態(tài)度完全是傳統(tǒng)的東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時同在此幕劇中占同樣重要地位的滿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風度與知識。”(《近代中國史》,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即使是范文瀾,在贊頌林則徐的同時,也還保持了當時歷史學界的部分共識:“林則徐的才能在當時雖然是第一流,但閉關時代的封建知識限制了他,使他對于中國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茫然無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樣,抱著天朝聲威可以懾服夷人',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絕市閉關,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一類自高自大不識時務的舊見解。”(《中國近代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只不過,這些話在現實政治對林則徐的選擇性利用方面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來自外界的評價,當然是考察歷史人物的重要維度,然而,從歷史人物自身的言行來考察該歷史人物本身,同樣不失為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林則徐眼中的“西洋景”
在此,筆者想通過幾個側面分析一下林則徐是如何“開眼看世界”的,或者說他看到了外部世界的什么“西洋景”.(此處運用的資料全部出自林則徐個人的著述和文字)關于國際關系。在林則徐之前的時代,中央王國的士大夫們,不論朝廷以何名號、皇帝姓甚名誰,無不充斥著“華夏上國,懷柔萬方”的“天朝”心理。天朝居于天下之中心,周圍不外乎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已。在林則徐眼里,仍然是夷夏大防,除了“藩屬之邦”,就是“八荒島夷”,如此而已。在清朝士大夫筆下或口中,對于不知來自何方、長相迥異于炎黃子孫的蠻夷,往往充滿了丑化、矮化或妖魔化。1839年8月3日,林則徐代皇上起草的《擬頒發(fā)檄諭英國國王稿》,據說被英人看到后,曾經騰笑外邦,甚至為船上的水手、醫(yī)生所嗤笑。林則徐筆下的清朝皇上以“天下共主”“全球上帝”“世界救星”自居,俯視眾生;而林則徐則以上級責備下屬的口吻教訓英國女王:“洪惟我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為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畢竟是天朝上國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按照批評與表揚相結合的原則,對英國國王說,“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觀歷次進貢表文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宣定例”.(《林則徐全集》卷五,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因為林則徐已經“開眼看世界”,他已不同于古代中央政權將“化外蠻夷”當作動物世界的“獫狁”與“犬戎”,也確實有進步、有發(fā)展,在他起草的文件中,不時出現將“英吉利”稱為“ 咭唎 ”、把美利堅稱為“咪唎 ”等為今人不明所以的文字,這與當時中國民間將西方人稱為“紅毛番”實在異曲同工--當然這并非林則徐的發(fā)明。
關于國際貿易。既然中英是天朝與蠻夷的關系,當然不存在平等的國際貿易,只能是天朝的賜予與施舍,或者是藩屬的朝貢與沾恩。
林則徐在檄書中道:“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yōu)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著,賴有此也。”“至夷商來至內地,飲食起居無非天朝之恩膏,積聚豐盈無非天朝之樂利……”意為因為英國國王恭順滿清天朝,感激上國天恩,所以天朝才對這些蠻夷破格優(yōu)待,讓你們享受了200年的貿易之利。英國之所以能成為富庶的現代國家,不是因為你們工業(yè)革命的成功,而是全靠我們天朝的恩典。
被官方史家負面評價的清朝大臣琦善,曾給道光帝上過一則《尊旨覆奏禁煙折》,其中言:“內地實有可制外夷之權……則大黃、茶葉是也……蓋(西洋各國)地土堅剛,風日燥烈,又日以牛羊肉磨粉為糧,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為通腸之圣藥。
大西洋距中國十萬里,亦惟茶葉是急,英吉利較近,皆不能離此。”在琦善看來,英國人之所以強烈要求與中國通商,是因為他們離開中國的茶葉、大黃,會因大便不通而憋死。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是琦善的看法,也是林則徐的看法。1839年3月,林則徐在《諭各國商人呈繳煙土稿》的通令中指出:“況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乃聽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靳惜,恩莫大焉!”他在代皇上起草的致英國女王的檄書中也說道:“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言外之意是,中英貿易的實質是,中國無求于英國,英國卻離不開中國,比如中國的茶葉和大黃,如果天朝不向英國出口,這些野蠻人就一天也無法活下去。即使英國的紡織品,也全靠天朝提供原料;如果天朝控制出口,英人也就無利可圖。
關于敵我局勢。中國早有“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的古訓。然而,林則徐作為受命于朝廷處理重大涉外事務的欽差大臣,盡管搜集了一些敵國情報,翻譯了一些外國法條,但在制訂重大涉外戰(zhàn)略時,仍體現了相當程度的封閉與盲目,以致在對敵我態(tài)勢的分析判斷中出現了重大失誤。1839年9月1日,他在《請嚴諭將英船新到煙土查明全繳片》中,向中央報告:
“臣等細察夷情,略窺底蘊,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而其胠篋奸謀,總以鴉片為浸淫之漸。”事實證明,這只是林則徐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林則徐昧于情勢,根本不了解英國政府對禁煙事件的反應。后來的發(fā)展證明,英國政府不僅在1840年之初就派出了由16艘軍艦組成的侵華遠征軍艦隊,而且向中國政府正式發(fā)出了外交照會(巴麥尊照會),照會稱:“本文件簽名人、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謹照會中國宰相:因中國官員傷害僑居中國的英國臣民,并侮辱英國女王,故女王陛下特派遣一支海軍兼陸軍前往中國海岸,向中國皇帝要求賠償及匡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4年版)外交語言足夠婉轉,作戰(zhàn)計劃卻相當完備。然而,這一切林則徐都懵然不知,他認為英國至多不過是“私約夷阜一二兵船”,“未奉國主調遣,擅自粵洋游奕,虛張聲勢”.在近代史上,談到中國的喪權辱國,一些愛國人士往往歸結為列強的船堅炮利,那么,林則徐眼里的英國海軍是怎樣的呢? 1839年9月,林則徐在奏折中斷定英船只適合外洋作戰(zhàn),一進入內河將無計可施。1840年7月3日,林則徐頒發(fā)的《英人鴟張安民告示》,幾乎可以視為戰(zhàn)爭動員令,他對英國炮艦的看法一仍舊慣,“彼若敢來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臌裂,再則伙食盡罄,三則軍火不繼,如魚處涸河,自來送死,安能生全?”1840年7月,此時定海已被英軍攻陷,林則徐卻一無所知,他在給皇上的奏折中仍堅持認為:“夷船所恃,專在外洋空曠之外,其船尚可轉掉自如。若使竟進口內,直是魚游釜底,立可就擒,剿辦正有把握。”
此外,林則徐對英軍陸戰(zhàn)能力的判斷也是典型的誤判。1840年7月,林則徐在《英人鴟張安民告示》中,將英軍視為不同于人類的“異類”,“一跌不能復起”的英軍像沒有膝蓋的木偶。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英軍艦隊北上攻占定海,林則徐在上報的奏折中認為:“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堅……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夷,即鄉(xiāng)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關于外國印象。1840年1月號的《中國叢報》刊登了英船“杉達號”醫(yī)生喜爾與林則徐的接觸經過,“提到土耳其的名字時,他問是否屬于美國,或是美國的一部分。我們告訴他土耳其距離中國幾乎需要一個月的航程。他似乎很驚奇。”(《鴉片戰(zhàn)爭》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而此時的林則徐已到任廣東一年有余。
1839年9月3日,林則徐視察澳門歸來,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對歐洲人的印象:“惜夷服太覺不類:其男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如演劇扮作狐、兔等獸之形。其帽圓而長,頗似皂役……其發(fā)多卷,又剪去長者,僅留數寸。須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驟見能令人駭,粵人呼為鬼子,良非丑詆。更有一種鬼奴,謂之黑鬼,乃謨魯國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過于漆,天生使然也。”這就是林則徐眼中的歐洲人的形象,大抵畜類、丑類而已。
如果說林則徐將從事不法鴉片貿易的歐洲人稱為“西洋鬼子”情有可原的話,那么,他把其中的黑人稱為“鬼奴”,則屬于鄙視或蔑稱了。在另一份材料中,他對黑人的觀念則明顯地帶有種族歧視的性質,他在《英人鴟張安民告示》中言:“如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爾人人持刀痛殺,凡殺有白鬼一名,賞洋一百元,殺死黑鬼一名,賞洋五十元。”在世界近代史上,非洲大陸的黑色人種,長期遭受歐洲殖民者的欺壓與侮辱。林則徐筆下所謂黑人只是“供夷人使用者”,大抵也屬此類性質。就此而言,他們的命運與近代史上同樣遭受列強欺凌的中國民眾是一樣的??梢姡謩t徐對黑人的侮辱與鄙夷,由此體現出來的對世界不同種族的文明視角,并不比歐洲白人更文明。
關于愛國節(jié)操。盡管1839年9月1日,林則徐曾向朝廷作出了英軍不敢對我侵犯(“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的誤判,然而,三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上旬,他在發(fā)配伊犁途中的私人信件里,竟然以“馬后炮”的形式,為自己當初的錯誤判斷而導致的戰(zhàn)爭失敗進行開脫與辯解:“英夷兵船之來,本在意中。徐在都時所面陳者,姑置勿論,即到粵后,奏請敕下沿海嚴防之,亦已五次。”對于林則徐這樣的朝廷高官,我們應當相信他對皇上事前的報告呢?還是應當相信他對友人事后的辯解?1842年8月,林則徐被朝廷貶謫伊犁路經西安,在與家人告別時賦詩兩首,其一即《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謫居正是君恩厚,養(yǎng)拙剛于戍卒宜。
戲與山妻談故事,試吟斷送老頭皮。”曾被今人反復引用的林則徐的名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即出之這首詩。然而,幾天后,他從西安走到蘭州,在《致姚椿、王柏心》的私人信件中,他清醒而客觀地分析了敵勝我敗的原因:“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后,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軍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故所謀往往相左。徐嘗謂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指南宋名將岳飛、韓世忠)束手,奈何,奈何!”作為鴉片戰(zhàn)爭的當事者與指揮者,他的經驗與教訓,對于國家都是彌足珍貴的,都應成為國家防范與抵御外部侵略的極其重要的鑒戒與財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隨后寫下的幾句話:“兩先生非親軍旅者,徐之覙縷此事,亦正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禱切,禱切。”此處,“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深意蕩然無存。他既沒有向皇上報告敵國真相,也沒有向國家提出改革建議;他眼見朝廷睡在夢中,國家日趨衰弱,卻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奮斗。在林則徐看來,個人的名譽重于國家危亡。
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曾任國民政府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的蔣廷黻就指出:“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真可謂入木三分!與外國人的交往。“開眼看世界”即今日之“放眼世界”,而身邊的外國人,正是最方便的媒介。那么,兩廣總督林則徐是如何與外國人打交道,如何處理涉外事務的?林則徐與美國醫(yī)生伯駕的交往恰為一例。
伯駕是一位在廣州行醫(yī)的美國人。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因患疝氣而間接托人請其開方診療。當年7月,林還請伯駕翻譯《各國律例》若干段落。伯駕雖說是林則徐的醫(yī)生,卻從未見過林則徐。林則徐作為清廷的封疆大吏,也沒有平等地接見過其他外國人。有史料稱,伯駕打算送林則徐三樣禮物:一本《各國地圖集》、一部地理書、一架地球儀,林則徐卻要伯駕先填“請愿書”,意思是:給我送禮是你的榮幸,要先請示,我答應了才行。伯駕一氣之下便拒絕再送。其實,早在鴉片戰(zhàn)爭開始前,伯駕就看出林則徐“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國際慣例”的弱點。
1839年7月,伯駕給林則徐寫信,詳細闡述了他對中英局勢的看法,并指出了林則徐禁煙運動的一些缺憾:“欽差大臣由于不了解各國的法律,不曉得他們的強大,無意識地采取了與友好國家慣例相抵觸的措施,已經程度不輕地得罪了英國。”他表示:“鄙人愿不惜個人生命的安危,采取任何手段幫助大國之間恢復和好。”“我還要進而向閣下建議,最好能預見到戰(zhàn)爭的害處,撇開強硬的語言,采取和平的解決辦法……英國已經在世界各地占領了許多國家,我擔心英國也希望占領中國……”(《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有種種跡象證明,林則徐當年收到了伯駕的信,但他并未答復--于是,清廷失去了避免戰(zhàn)爭的最后機遇。1840年4月,伯駕給美國的親屬寫信說:“中國和大不列顛的戰(zhàn)爭看來是無法避免了,而且在不遠的日子就會爆發(fā)。我已經施加了我一點小小的影響,讓中國能預見和避免這次不幸,但是他們太驕傲,不肯屈從,而且是深深地陷在無知之中,對已經被他們從獸穴中弄醒的獅子(英國)的力量,仍然毫無感覺。”兩個月后,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了。三個月后,林則徐被革職。1842年8月,這場戰(zhàn)爭最終以清朝的割地賠款而告結束。
在中國近代史上,林則徐無疑是一位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愛國者。但若稱其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難免失之偏頗。
只能說他比同時代的封建士大夫多看了“有限的”幾眼。妨礙他視野的正是專制王朝、傳統(tǒng)文化以及囿于自身的種種局限。在中國的文化環(huán)境中,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忘記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一個歷史人物,往往一好百好,以致一俊遮百丑,影響了人們對歷史人物客觀的、全面的、立體的看法。
這樣的歷史教育,是應該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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