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報告文學　文體特性　政治制導　真實性　文學性　文化批判性
論文摘要:歷時性考察中國報告文學文體特性的形成、變異和發(fā)展，可以見出報告文學文體特性由一些基本元紊組成一定結構，其內涵在發(fā)展中相繼呈現(xiàn)，其中有深化和豐富，也有異化和扭曲，似乎完成了一個“正一反一合”的過程。政治制導是報告文學丈體特性發(fā)生偏離的最主要的原因。
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獨立成型的文體，其文體特性是什么?歷時性地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不同時期有不盡相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有不盡相同的看法。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差異去領略這種文體的變化和發(fā)展，從而辯證地理解和掌握這一基本問題。
一、1930年代的代表性觀點
(一)胡風:報告文學是雜文的姊妹。
胡風于1935年2月發(fā)表了一篇題為《關于速寫及其他》的短論。有論者認為這是一篇標志著我國報告文學理論由譯介轉述走向獨立研究的重要論文，“有的是論者對報告文學新文體的獨特理解和闡釋”m。在這篇論文中，作者把報告文學稱之為“速寫”，“‘速寫’為什么能夠發(fā)達得這樣快呢?說是因為作者和讀者都處在非常窮困和忙亂的境況里面，這種文體最和他們相應。”“十幾年來劇激的社會變動所掀起的瞬息萬變的波紋，使作家除了在較大的規(guī)模上創(chuàng)造綜合的典型外，還不能不時用特殊的形式來表現(xiàn)他對于社會現(xiàn)象的解剖和態(tài)度，運用他的銳敏的鋒芒和一切的麻木混濁相抗。”胡風把報告文學與現(xiàn)代雜文相比較，認為它們是“姊妹”。“姊妹”當然有相像的地方，它們有著“同樣的社會基礎和同樣的社會意義”，產生于“劇激變化的社會生活”中，是“戰(zhàn)斗的文藝體裁(genre)" ,“更生動更迅速地反映并批判社會上變動不息的日常事故”，是兩者共同的社會職能。他認為雜文“是一種文藝性的論文(fuuilleton)"，而速寫(報告文學)“是一種文藝性的紀事( sketch)"。兩者“不同的是，‘雜文’是由論理的側面來反映那些活生生的社會現(xiàn)象，甚至能夠使人得到形象的認識，而‘速寫’是由形象的側面來傳達或暗示對于社會現(xiàn)象的批判”。“社會批判”這個意思在胡風的報告文學理解中是占首位的。他在多處地方用到諸如“解剖”、“戰(zhàn)斗性”、“銳敏的鋒芒”、“相抗”等相近意思的詞。而批判的實現(xiàn)，得建立在“不是經過綜合或想象作用”的“形象側面”的報告上。它有三特征:
(1)它不寫虛構的故事和綜合的典型。它的主人公是現(xiàn)實的人物，它的事件是實在的事件。
(2)它的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會現(xiàn)象的中心的人。
(3)不描寫無關的細節(jié)而攫取能夠表現(xiàn)本質的要點。
胡風對報告文學的文學性也作了深人的探討，在《論戰(zhàn)爭期的一個戰(zhàn)斗的文藝形式》里，他告訴報告文學的作者，要“從繁雜的現(xiàn)象中間抓出那特殊的一點”，“應該從特殊的側面反映全體，應該在一般的現(xiàn)象中間注重特別激動我們的事件”，他舉例說，“與其詳細地敘述堆積在車站的行李和擁擠著的人群，倒不如用力地寫一寫在那里被擠散了孩子的痛苦的母性。”這就是文學的取材眼光與表現(xiàn)手段—典型性、特殊性，關乎人類情感(用“心靈去畫出場景”)。這樣自有“作品的表現(xiàn)力”。
概括起來說，胡風所理解的報告文學是:(1)堅持社會批判;(2)有以真實性、社會性、本質性為基礎的新聞品質;(3)富于表現(xiàn)力的文學品質。
(二)茅盾:“其與‘小說’同為文學之一部門”。
茅盾對“報告文學是什么”的回答，集中體現(xiàn)在《關于“報告文學”》一文中。該文發(fā)表于1937年《中流》雜志。
“報告”的主要性質是將生活中發(fā)生的某一事件立即報道給讀者大眾。題材既是發(fā)生的某一事件，所以“報告”有濃厚的新聞性;但它跟報章新聞不同，因為它必須充分的形象化。必須將“事件”發(fā)生的環(huán)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寫著，讀者便就同親身經驗，而且從這具體的生活圖畫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好的“報告”須要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人物的刻畫、環(huán)境的描寫，氛圍的渲染等等;但“報告”和“小說”不同。前者是注重在實有的“某一事件”和時間上的“立即”報道，而后者則是作家積聚下多少的生活體驗，研究分析得了結論，借創(chuàng)作想象之力而給以充分的形象化。“小說”的故事，大都是虛構，—不過要合情合理，使人置信。“報告”則直須是真實的事件。
在茅盾的眼里，報告文學是這樣一種文體:它具有新聞性—立即報道生活中真實的關乎“社會的、政治的問題”的事件，不容虛構;它具有文學性—“須要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它秉持“尖銳的批評”性—把對“社會上最新發(fā)生的現(xiàn)象”進行“解剖”、“有正確尖銳的批評和反映”看作是“作家的主要任務”。“新聞性的獲得，將報告文學同一般的文學文體作了區(qū)別;文學性(形象性)的設置，將報告文學與新聞文體作了分離;而批判性(論評性)的造就，就使報告文學從一般的新聞文體、文學文體中獨立了出來。這樣的文體，就是獨具特性的報告文學。
回望歷史，1930年代對報告文學的文體特性的認識，最突出、最一致的一點，是它的社會批判精神?；Ｕf報告文學是“一種危險的文學樣式”，“危險”即來自這種毫不留情的批判性。報告文學相比于其他文體，更需要作者肩負使命感、責任感，更需要作者直現(xiàn)現(xiàn)實，參與甚至干預生活。因此，報告文學作者也更應具有膽略和識見。我國作者在介紹基希的作品、推廣報告文學這一新型文體時，首先確認的就是這種強烈的戰(zhàn)斗性和社會批判精神。它已成為報告文學的價值取向、評判標準，成為報告文學最重要的文體特征和寫作規(guī)范。其次是新聞性，堅持真實，拒絕虛構;快速反映，講究時效。但關于文學性則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胡風強調的是文學思維、文學表現(xiàn)力;茅盾則要求以“小說”的規(guī)范來規(guī)范報告文學。在《關于“報告文學”》一文中，就三次強調“小說必備”的“一切藝術條件”。茅盾是小說家，他這樣說是可以理解的(他與同是小說家的高爾基持相同觀點)。從理論的視角看，也許對提升報告文學的藝術性與審美境界，使之盡快與純新聞文體剝離不無意義，但其局限在于，用“小說”規(guī)范取代報告文學的“文學性”，則無疑使“文學性”內涵逼仄和削弱了，因而會阻礙報告文學文學性的成長和發(fā)展。同時表明對報告文學文體本性缺乏成熟的認知。
二、1970年代的話語
根據(jù)王暉的觀點，1950-70年代，中國報告文學正處于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強規(guī)范場之中，政治文化制導它的發(fā)展。前十七年，出現(xiàn)過由戰(zhàn)地報告(抗美援朝)到工地報告(社會主義工業(yè)經濟建設)、農村報告(生活變遷)的轉換，其中寫人(先進集體和英雄人物)的報告文學蓬勃發(fā)展，并延續(xù)延安文學傳統(tǒng)，以“歌頌”為主。“干預生活”的報告文學曾露頭角，但如曇花一現(xiàn)，隨著反右斗爭的到來，一大批對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有過重要貢獻的新老作家橫遭迫害，報告文學的社會批判精神就此缺位。接著，“大躍進”高潮制造了一波一波的“偽報告文學”泡沫;進人““””十年，報告文學更跌人低谷，除三年沒有一篇作品外，最后還淪為了“陰謀文學”的工具(如《西沙之戰(zhàn)》、《大地的翅膀》等)。
這一時期是“革命話語”“一元化”霸占，以“主旋律”的形式存在和發(fā)展著的時期。它不僅制導創(chuàng)作，同時也制導著總結創(chuàng)作的理論。對報告文學文體特征的認識也不例外?！掇o海》(1979)的解釋可為代表:“報告文學，文學體裁之一，散文的一種。也是速寫、特寫等的總稱。直接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真人真事，經過適當?shù)乃囆g加工，迅速及時地表現(xiàn)出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有文學創(chuàng)作‘輕騎兵’之稱”。
這個條目給我們如下信息:
(1)報告文學與生俱來的“社會批判精神”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奴埠意識。
(2)真實性受到削弱。既“為當前政治服務”，就逃不脫以“適當?shù)乃囆g加工”方式扭曲客觀本在事實。有學者稱，十七年的報告文學都“遵循一種典型化的基本要求”進行寫作，而“所謂典型化包括兩個過程:一是取舍，二是夸張。而取舍的標準自然只能是為之服務的“政治”，而要“服務”好，夸張則是必要的“修辭手段”。
(3)文體尚沒獨立。報告文學只是散文的一種，“速寫、特寫等的總稱”。報告文學的名稱曾一度消失，代之以“特寫”(受蘇聯(lián)影響)。新聞通訊與報告文學不分，多有同一篇作品各歸其類的現(xiàn)象，例如，《誰是最可愛的人》、《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等等，既進新聞通訊選本(屬新聞文體)，又進散文特寫選本(屬文學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