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綜述類科技論文范文(2)
2017年綜述類科技論文范文篇二
論科技對現代奧運會的異化
【摘要】科學技術是現代奧運會發(fā)展的重要支柱，但是技術主宰、興奮劑作祟、工具理性對人文精神的壓制也對現代奧運會的健康發(fā)展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因而正確對待和利用技術、走出技術異化的困境是現代奧運會健康發(fā)展的重要條件。
【關鍵詞】技術主宰;興奮劑;工具理性;人文精神
On the alienation of modern Olympics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 Pei-chao，SONG Xiao-ju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ong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Olympics, however,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haunting of doping, and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ism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till pose great threats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Olympics. Therefor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Olympics entails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Keywords】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dop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umanism
在現代奧運會的發(fā)展過程中，科技進步始終是奧運會的重要推進機制，奧運場館的布局興建、體育器材的更新改造、各種精準度越來越高的測量儀器的問世、運動員訓練手段和傷病治療手段的進步等，都是科技飛速發(fā)展的體現，可以說，科技進步為現代奧運會裝上了騰飛的翅膀，為運動員和觀眾裝上了夢想的翅膀，人們期盼著在奧運賽場上一個個打破記錄的瞬間的到來，人們沉浸在這種瞬間所帶來的力與美的震顫之中。如果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很難想象今天的奧運會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境況。
然而，就像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悖論一樣：科技的發(fā)展為我們的生活增添了豐富的色彩，把人們的許多夢想都付諸實現，但是科技又對人產生了新的束縛，科技的快速進步并沒有使人的幸福指數成正比例提高，其中的重要癥結就在于科技對人的異化，這種異化主要就是科技在快速的發(fā)展過程中，它自身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自主性系統，也就是說，這意味著技術最終依賴于自己，而不是依賴于人;它制定自己的路徑，而不是人任意決定它的過程;它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因素，它必須被當做‘有機體’，傾向于封閉和自我決定，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人卻對它產生了很強的依賴，常常要受到它的擺布。馬爾庫塞對科技異化有此精當的闡述，他認為在工業(yè)文明延續(xù)的過程中，科技規(guī)則已經發(fā)展成為一種權威力量，它規(guī)范著人類的日常生活，人們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了一種盲從、迷戀、迷信科技的意識，凡事總是追問或關注它的科技依據，尋求科技的合法性支持。這樣，人的主體意識或主體精神就逐漸被科技力量所遮蔽或吞沒，人轉變成了單向度的人?！?〕
所以，當我們在看到科技對奧運會發(fā)展所產生的巨大支撐作用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它對奧運會所產生的異化效應，即人的主體因素被極大削弱，科技的力量被空前放大，人對技術產生了強烈依賴，并隨之產生其他一系列的消極影響。
1 技術主宰
現代奧運會之所以能夠擺脫傳統的體育形式，科技的運用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現代的奧運會也逐漸變成了一個展示現代科技成就的舞臺，科技元素滲透在奧運會的方方面面。
第一，為了在奧運會上取得好成績，運動員的訓練、飲食、裝備等諸多方面都越來越多地滲透著科技元素。
目前從運動員的訓練來看，首先要通過“多種測試手段和多種方法來獲取足夠的參數，然后在進行綜合定量分析和對比的前提下為改進訓練提供科學依據，而這一切都要依靠計算機來完成。另外，微電子和通訊技術在運動實踐中的運用使運動訓練負荷安排以及體能恢復得到科學的監(jiān)測。計算機仿真技術和數學模型的優(yōu)化廣泛運用于技術的診斷和分析，這些也為運動員在訓練中及時改進動作提供了幫助。而生物技術輔助性訓練手段和方法的科學運用及新人體材料技術的使用使運動員運動壽命得到延長，這些都充分體現了科學技術在運動訓練中發(fā)揮的作用。” 〔2〕
運動員的飲食也嚴格按照科學的標準來安排。傳統的運動員飲食較為注重能量的儲存，所以許多運動員大量食用肉類和禽蛋，而在科學的指導下，運動員盲目追求卡路里儲存的飲食習慣被拋棄，而更加強調各種營養(yǎng)物質(糖、脂肪、蛋白質等)的合理搭配。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帶動運動員在飲食方面發(fā)生“革命性”變化的應當是IPC(電感耦合等離子體)光譜儀被運用到運動員飲食分析管理上。IPC光譜儀是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人發(fā)明的一種廣泛應用于檢查工程、工藝質量的一種高科技產品，如它可以通過分析從機件焊縫上的鐵屑成分，來判斷焊接的質量;通過分析噴氣發(fā)動機所使用的抗磨損油的成分，就可判斷發(fā)動機部件的磨損程度;通過分析鋼鐵產品的成分，來判斷這批產品的質量是否達標。可以說，由于它的卓越的分析判斷能力，它的使用范圍不斷擴大，它可以用來檢測水質是否達標，檢測空氣質量是否合格，檢測并確定罪犯在現場上所留下的痕跡等等。1984年，美國加州地區(qū)聯合實驗室主任維克托・康特首次將IPC光譜儀應用于對運動員的血液、頭發(fā)和尿液中的化學元素進行分析，他的目的在于找出運動員體內元素狀況與其運動技能之間的關系，然后有針對性地對運動員的飲食進行管理或干預，這一技術的使用使得運動員的飲食調控更具個性化。實踐證明，IPC光譜儀在運動員飲食控制中的使用，的確有助于平衡運動員體內的元素水平，從而對提高他們的運動成績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運動員的準備的科技含量也越來越高。運動員要在奧運賽場上取得好成績，離不開高質量的裝備，諸如比賽器材、服裝、鞋子等用品。如今，許多裝備都是高科技的結晶。游泳運動發(fā)展到現在，泳裝幾經變化，而每一次變化都打上了科技滲透的烙印。20世紀40至50年代，奧運賽場上引人矚目的是絲綢泳裝。50年代后期，尼龍泳裝代替了絲綢泳裝，它的科學依據就是，這種泳裝可以隨身體運動自由拉長，使身體的受束縛感降低。1972年墨爾本奧運會上，出現了毛線泳裝，這種泳裝只在一個方向上有伸縮性。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的泳裝肩帶和胯部的剪裁都作了改進，性能又提高了一步。1988年漢城奧運會上，美國選手借助新穎的“大力士”泳裝取得了佳績，這種泳裝的最大特點就是質地更薄，表面光滑，伸縮性能好，與水的阻力比過去的泳裝減少了10%左右。2000年悉尼奧運會出現了科技含量更高的“鯊魚裝”FS1。FS1模仿鯊魚的皮膚，在泳衣上設計了一些粗糙的齒狀突起，以有效地引導水流，并收緊身體，以避免皮膚和肌肉的顫動，FS1的確在悉尼奧運會上大顯身手。盡管這種泳裝引發(fā)的爭論并未停歇，但是第二代鯊魚裝FS2已經悄然問世了，經過最先進的測試和分析表明，FS2比第一代FS1進一步減少了游泳者在水中的阻力，因為FS2的科技含量更高，它不僅保留了FS1的設計，而且面料有所改進并增加了兩個附件：一是附在前臂上由鈦硅樹脂做成的一些緩沖器――使運動員擁有更好的水感，二是振動控制系統――附在胸前和肩后的一些護墊，作用是幫助引導水流。在北京奧運會上，FS2給人們帶來了一次次的震驚，世界紀錄轉瞬間就已經被拋到了后面。
不僅泳裝的科技革命促進了運動成績的提高，而且許多項目都從中獲益。如撐竿跳高，從木桿到竹竿到金屬桿再到玻璃纖維桿的演變，實際上是在不斷增強撐竿自身的彈力，而人類借助于這一條件，不斷地刷新著撐竿跳高的記錄：用木桿跳出來的撐桿跳成績只有3.30米。1905年運動員開始使用竹竿，最高成績達到4.77米。1930年運動員使用較為堅固的金屬桿，成績便突破到4.80米。當材料力學與新型材料結合后，1948年后使用了玻璃纖維桿，撐桿跳成績如今已突破了6米大關。鋼標槍運動員所使用的標槍也經過了許多次的改進，一開始運動員使用的木質標槍，后來改為鋁質，瑞典人研制出來了鋼質標槍。1975年科學家經過嚴格的力學測算，提出了要提高標槍的成績，就必須改變標槍的“質心”(質量的中心)與標槍“形心”(幾何形狀的中心)之間的距離的新理論，認為二者之間距離越短，標槍飛行遇到的阻力越小，投擲的距離就越遠。根據這一理論研制出來的“阿波羅”標槍和“桑那維克”標槍的確在賽場上表現不凡，1984年原民主德國選手烏貝霍恩投出了105米的成績?；诎踩蛩氐目紤]，國際田聯又重新調整了標槍“質心”與“形心”的距離，運動成績又降了下來，但是科研人員又通過另外的設計來提高標槍的成績。原捷克斯洛伐克標槍運動員澤萊茲尼首次使用了一種表面噴上細紗粒的標槍打破了世界記錄。噴上這些細紗粒以后，標槍的表面形成了密密麻麻的像高爾夫球上的小坑，增加了它在空氣中的浮力，可以飛得更遠。后來芬蘭運動員拉蒂又使用了纏繞著細帶子而且尾部一米處順時針地盤旋著一條小溝的標槍，將標槍世界記錄又提高了幾米。
今天許多奧運運動員所使用的跑鞋，每一個細節(jié)幾乎都經過了嚴格的科學測算?？茖W家認為，高科技的跑鞋要具有這樣三個條件：一是極佳的避震功能，穿著倍感舒適;二是具備“回輸”功能，能釋放吸震時儲蓄的能量，達到在跑步時省力的目的;三是附著力強，便于運動員控制，防止滑倒。于是，一些著名的田徑運動員擁有了令人嘆為觀止的跑鞋，在這些高科技產品裝備的幫助下，他們不斷地刷新著世界記錄。在1991年的東京田徑世錦賽上，美國運動員劉易斯以9秒86的成績打破百米世界紀錄，他穿的跑鞋應當也是破紀錄的“功臣”。這雙鞋經過運動力學、醫(yī)學專家和鞋匠的精心設計，只有115克重，鞋底鑲著輕盈而堅固的陶瓷鞋釘。由于陶瓷耐磨而且釘子附近無任何黏附物，鞋的重量減輕了20克，這就為他打破100米世界紀錄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據說這雙鞋價值十幾萬美元。而世界著名的運動鞋廠商耐克公司也耗巨資為兩位田壇巨星短跑名將邁克爾・約翰遜和曾是世界第一女飛人的瑪麗安・瓊斯研制了“金縷鞋”與“水晶鞋”。研發(fā)這兩雙鞋都耗費了科研人員大約3年的時間。“金縷鞋”僅有116克，鞋面全部由24K純金制成的顆粒包裹，金光燦燦，這也許是世界上最昂貴的跑鞋。年紀偏大的約翰遜穿著這雙為他量身定做的跑鞋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一舉奪得了200米和400米兩枚金牌。 耐克公司為瓊斯制作的“水晶鞋”更像一件藝術品，它由極其昂貴的透明塑料制成，總重量只有3.5盎司(約合99克)，是有史以來最輕的運動鞋。而且為了減輕重量，這雙鞋沒有后跟。用高速攝像機以每秒500幅的速度拍下瓊斯比賽的英姿后，科研人員發(fā)現，她比賽時后跟從不著地。
我們驚嘆，科技進步給體育帶來了魔力，但是這種驚嘆所表達的并不完全是喜悅的情感，還包括疑惑甚至恐懼。
我們疑惑，今天的乃至將來的奧運賽場上究竟是人在比賽，還是“機器”在比賽?人是道具還是主人?在奧運會這片科技的海洋里，人在那里?
我們恐懼，人類有運動的極限嗎?“對于人類運動成績有無極限或世界紀錄有無極限，英國牛津大學體育生理學家愛德華的解釋是：現在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如今男子100米跑絕對不可能創(chuàng)造6秒的成績，更不用說5秒或4秒了。但是，100年后能不能呢?如果100年后不行，1000年后行不行?1000年后不行，那么1萬年后呢?這樣一直問下去，說“有極限”恐怕就得慎重考慮了。……現在我們不考慮愛德華的斷言，只考慮一個簡單的問題――人類的運動成績會不會不斷地被突破?也許，這是大多數人都會回答的問題。因為，只要通過改善人類自身的體能和外在的運動環(huán)境，就可以把許多不可能的極限一點點地打破或突破。如今，人類在體能方面也許已走到了盡頭，但改善運動環(huán)境，包括把科技手段滲透到體育運動的方方面面，如改進體育器械、裝備，利用人體和動物工程原理改進運動方式和姿勢等，就可以把過去不太可能的紀錄刷新和打破。”〔3〕可是，人類這種挑戰(zhàn)記錄的意義何在?
毫無疑問， 科技發(fā)展所表現出的對奧運會的主宰態(tài)勢，構成了對奧運會的道德基礎的挑戰(zhàn)，這主要表現為：(1)科技主宰地位的確立，必然造成人的主體地位的缺失，實質上是對人的競賽權利的剝奪，這樣奧運會對人的價值和意義的表現必然大打折扣。(2)運動成績對科技的過分依賴可能導致新的不公平現象的出現。今天，從整個世界范圍來看，科技的發(fā)展水平并未達到一體化，不同國家之間的差距很大。這種狀況就可能導致有條件利用高科技的運動員，可以通過高科技的運動裝備不斷打破記錄，壟斷奧運賽場上的獎牌，而一些經濟水平和科研水平較低的國家的運動員，則可能在運動成績方面長期停滯不前。(3)賽場上的“高科技欺騙”現象有可能上演。隨著納米技術的成熟，目前世界上有的發(fā)達國家已經生產出了體積非常小、重量非常輕的機器人和強磁場條件下仍然可以正常工作的微型機器人，而這種機器人是很難被檢測出來的。如果在奧運賽場上，運動員將這種微型機器人植入身體并借助它的力量來參加比賽，那么就很可能取得常人永遠都無法取得的運動成績，可是，這種現象與服用興奮劑有什么本質的差別?
第二，奧運會的傳播手段以及場館建設往往都代表了當今科技的一些最新成果。奧運會的百年之旅充分展示著科技的發(fā)展速度和水平，奧運會越來越稱職地擔當起科技博覽會的角色。我們可以通過下表對奧運會科技運用的情況簡單加以列示。〔4〕
而2004年雅典奧運會也使用了一大批新科技成果，如信息化平臺新技術，可以實現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相關場所，都能夠安全、方便、快捷、高效地獲取可支付性強的、豐富的、無語言障礙的、個性化的信息服務的目標。2008年北京奧運會，也將“科技奧運”的特色充分展現出來，“鳥巢”和“水立方”都是高科技的完美結晶。北京奧運會在通訊服務方面充分展示了現代科技發(fā)展的最新成果，2008北京奧運會已辦成“第一屆真正意義上的寬帶奧運會，支撐寬帶奧運會的將是一個遍布全國的、沒有瓶頸的、立體便捷的新型智能網絡，在用戶接入、網絡運行、故障處理等幾個方面都做到了無瓶頸。從無線到有線、從光纜到衛(wèi)星，一切面向客戶的通信應用都方便快捷，一切支撐奧運的通信網絡都暢通無阻。” 〔6〕
高科技在奧運會的場館建設和信息傳輸過程中的應用的確為奧運會增添了很多光彩，也使全世界的觀眾從中獲得了很多樂趣。但是在科技逐漸向奧運會集中的發(fā)展趨勢中，是否潛藏著奧運會的個性或特色性被遮蔽或消失的危險?
2 興奮劑作祟
今天有人把興奮劑比喻成奧運會上的“潘多拉盒子”，也有人將其比喻成奧運賽場上的“假哮喘”(國際奧委會醫(yī)學委員會主席永奎斯特2005年7月7日在新加坡出席國際奧委會全會時表示，許多運動員偽造哮喘病病歷，以躲避奧運會上針對麻醉類藥物的檢查)。這實際上都是在說明，興奮劑已經成為奧運會健康運行的大患。的確，興奮劑對奧運會的侵蝕應當是現代奧運會異化的最顯性的方面，當然這種侵蝕在異化的層面上有多種關聯，它與經濟異化有一定牽連，而與科技異化更是密不可分。
興奮劑一詞在英文中的對應詞匯為dope，據說起源于荷蘭語dop，指非洲戰(zhàn)士飲用的一種由葡萄皮制作的酒精性飲料，有強壯功能。該詞匯1889年被列入詞典，釋義為“供賽馬使用的一種鴉片麻醉混合劑”。 興奮劑在醫(yī)學中原指能刺激人體神經系統，使人產生興奮從而提高機能狀態(tài)的藥物。一開始，人們主要通過利用自然界的原始材料來獲得興奮劑，而隨著科技的發(fā)展進步，興奮劑也成為具有高科技附加值的產品。特別是當今的一些新型興奮劑，諸如基因興奮劑等，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通過使用刺激性藥物來增強人的體力或振奮精神，達到提高運動成績的目的可謂由來已久。有資料表明，古希臘運動員就使用特殊的飲食來獲得額外的體力。在公元前三世紀的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有的運動員曾試圖食用由蘑菇中提取的致幻覺物質來提高運動成績。士的寧、咖啡因和可卡因在19世紀的耐力項目運動員中，使用非常普遍。有人把在1904年第三屆奧運會馬拉松比賽上獲得冠軍的美國運動員托馬斯・希科斯稱為打開興奮劑這一潘多拉盒子的第一人，說他是“在生雞蛋、士的寧和白蘭地的共同‘幫助’下取得了冠軍”。或許許多人從?？扑沟?ldquo;成功”中獲得了啟示，通過服用興奮劑來提高運動成績逐漸成為公開的秘密。可是，興奮劑造成的悲劇終于在奧運會上發(fā)生了。1960年羅馬奧運會上，丹麥自行車運動員可努博・詹森在100公里自行車比賽中，中途跌落車下猝死。后來經過尸體解剖，發(fā)現詹森的血液和組織中含有大量的苯丙胺(安非他明)。這是一種強力的運動神經刺激劑?？梢哉f，詹森選擇了興奮劑，也就選擇了死亡。可是詹森致死并沒有使哪些沉浸在名利漩渦中的運動員警醒，悲劇接二連三地發(fā)生，僅在20世紀60年代，由于在體育運動中濫用藥物直接或間接致死的運動員多達30人，面對這種觸目驚心的局面，國際奧委會反興奮劑的斗爭終于揭開了序幕。1962年國際奧委會在莫斯科通過了一項反對使用興奮劑的決議。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由日本、法國、比利時為代表的15國聯合上書，要求對使用興奮劑采取控制措施。1967年成立了以梅羅德親王為首的國際奧委會醫(yī)學委員會。反對使用興奮劑成為該委員會的一項主要工作。1968年在格勒諾布爾冬季奧運會上正式實施興奮劑檢查，國際奧委會聲明，一旦發(fā)現服用禁藥，比賽資格取消、運動成績作廢，所獲獎牌一律追回，而且隨隊醫(yī)生也禁止參加以后的奧運會比賽。國際奧委會反興奮劑的決心很大，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反興奮劑的斗爭進行得非常艱苦，“道”“魔”之爭可謂曠日持久。
20世紀60年代以后，興奮劑的更新換代周期在迅速縮短，新型興奮劑在不斷出現。60年代被濫用的興奮劑主要是“傳統興奮劑”，即刺激劑、麻醉劑等，這些藥物都是在比賽前使用，賽后檢查運動員尿液中的藥物濃度就可判斷是否服藥。于是，尋求新的興奮劑就變得非常迫切。20世紀60年代末期，被濫用的藥物以合成類固醇為主，其主要目的是增強肌肉合成代謝， 促使體格強壯、肌肉發(fā)達、增強爆發(fā)力，并縮短體力恢復時間， 故常被短跑、游泳、投擲、摔跤、柔道、健美、自行車、滑雪、 橄欖球等項目運動員使用。濫用者在平時訓練中有計劃地用藥，比賽前提早停藥，以躲避興奮劑檢測。這些藥物的分子量大，結構復雜，傳統的檢測方法很難識別。“于是類固醇便像一只巨大的黑手，為體壇的興奮劑污染推波助瀾。據統計，在美國，有50%―60%的運動員在使用以類固醇為主的興奮劑;在歐洲，比例也大致相同。在舉重、投擲等個別項目中所占比例更高。西方的體育強國如此，東歐的體育強國也如此。” 〔5〕甚至在一些國家，運動員服用類固醇都是在有關政府機構監(jiān)督下進行的。國際奧委會為檢測制止類固醇藥物在賽場上肆虐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但直到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時，檢測方法才有了重大的突破。20世紀80年代以后，反興奮劑的斗爭又進入了新的階段，內源性激素成為主要的濫用對象。它們包括促紅細胞生成素(EPO) 、人體生長激素( HGH) 等。由于正常人體中就存在這些物質，區(qū)分體液中的這些物質是自身分泌的還是人為使用的有相當的困難。加以這些物質中的肽類激素比類固醇激素的分子量更大，分析的難度也就更大。當今的興奮劑使用已經進入了以內源性物質為主的第三階段，隨著基因技術和轉基因食品的出現，未來反興奮劑的任務將更加艱巨。
為適應國際反興奮劑的需要，國際奧委會在1999年2月的世界反興奮劑大會上決定成立“反興奮劑局”，進一步加大反興奮劑的力度，目前對“使用興奮劑”的界定和興奮劑的種類劃分上都不斷提出新的解釋。經國際奧委會(IOC) 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 審定批準的“使用興奮劑”的定義為：“使用了對運動員的健康具有潛在危害和( 或) 能提高運動成績的物質或方法;或者在運動員體內查出了或有證據表明使用了《奧林匹克運動反興奮劑條例》列表中的禁用物質; 或者有證據表明使用了該條例列表中的禁用方法。” 2004 年最新公布的興奮劑目錄包括七大類 159 種興奮劑品種和三種興奮劑禁用方法。這七類興奮劑是：第一，精神刺激劑，如麻黃素、可卡因、苯丙胺等;第二，合成類固醇，如睪丸素睪酮、康復龍、大力補等;第三，利尿劑，如速尿、 利尿酸、安體舒通等;第四，麻醉止痛劑，如可待因、杜冷丁、芬太尼等;第五，倍他阻斷劑，如心得安、心得舒、心得怡等;第六，肽激素類，如人生長激素、紅細胞生成素、促性腺激素等;第七，基因興奮劑”或“轉基因興奮劑”。
使用興奮劑與反興奮劑的斗爭從表面來說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科技內部之爭：興奮劑的生產和使用依賴于科技的進步，反興奮劑的斗爭要取得進展也需要借助于科技手段，科技的兩面性在這場斗爭中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但是這種科技內在的爭斗絕非兩個機械玩具之間的博殺――至多博得眾人一笑，與人的生存發(fā)展沒有多大關系，它在多個層面上關涉到人的生存和價值實現問題。我們且不說興奮劑的使用會在奧運賽場上導致不公平的競爭，也不說興奮劑的生產和反興奮劑的斗爭要耗費多少人力、物力、財力，或許這些都是較為表層的東西，興奮劑對人所構成的最深層的挑戰(zhàn)恐怕就是那個古老但具有永恒意義的問題：“to be or not to be”，如果興奮劑無法得到控制，相反它借助于奧運會這個廣闊無垠的平臺得到蔓延，奧運會也就走到人類的對立面了。
在興奮劑這個問題上，人們會記得那些騙局被揭穿的人，如本・約翰遜等;會哀嘆那些猝斃于賽場上的人，如可努博・詹森;會寬容那些大膽站出來懺悔的人，如馬里昂・瓊斯……但是我們最應當記住的還是那句話：“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如果每個人都能思考到這一層面，興奮劑就難以藏匿了，奧運會的道德光輝將會更加奪目。
3 工具理性與人文精神的緊張
科技對奧運會的異化反映了工業(yè)文明體系中的一對主要的矛盾――工具理性與人文精神的之間緊張關系。
工具理性主要是強調手段的合適性和有效性，而不在乎目的的價值指向，因而工具理性所關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邏輯關系，以可計算的效率為主要追求目標，引導社會和個人以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方法達到自己的目標或者說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當然，工具理性并非一無是處，它也反映了人與現實世界的關系，反映了人的一種存在方式。實際上，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實踐活動總是要借助一定的工具為中介來展開，正是在工具理性的參與下，人類才能以實踐活動方式體現著理性的“機巧”，實現著從客體的自發(fā)運動形態(tài)向人的自覺活動形態(tài)的轉化，從而達到以人的內在尺度控制事物的外在尺度的目的。
價值理性是與工具理性相對照的，它關涉的是人的意義世界的架構問題，著眼于對人的存在作深層追問和探詢，它不關注人的感性欲望的滿足和功利追求的實現，而著重于人的精神超越和人生境界的攀升。所以，價值理性在發(fā)揮作用過程中，要求人的行為始終必須符合道德和審美的基本要求。價值理性凸現出了人的主體尺度的自覺性和自為性，“內涵著人類生存意義下的道德價值、理想價值、情感價值等等，具有明確的目的合理性與終極關懷性。因此，價值理性本質上是人的生命理性，體現著主體意識的自由本質，即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價值理性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作為一種以人為主體、以人為對象的思想，是人對自身命運的理解和把握。人文精神關懷個體的自我價值的實現，追求人與人的平等、社會和諧與進步、人與自然的統一。這種精神體現在追求人生意義的各種文化創(chuàng)造過程中，這種過程涉及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 〔7〕
正像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工業(yè)文明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結合并沒有使得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得到均衡的發(fā)展，人類在生存過程中所深刻體驗到的就是一個價值理性不斷萎縮、工具理性不斷擴展的演變過程。追究其中的原因，馬克斯・韋伯認為，工具理性之所以能夠膨脹，這與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尤其是知識和經驗存在著的數學化傾向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科學技術構成工具理性的基礎，或者說，它本質上就是一種工具理性。當然，科學研究從初始動機上看，并不純粹受工具理性的左右，也往往有價值理性的指涉，如或者是為了游戲、好奇，或者為了研究者的自我證明，或者為了滿足社會和個人的應急需要，等等。但是科技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后，便取得自主性，逐步將目的、價值和意識一類的東西放在一邊，而單純追求工具、控制的手段，更可怕的是原初追求真理，創(chuàng)造福祉的科學技術一再被用于邪惡的目的，最終科技的工具意義逐漸壓倒甚至代替了價值意義，科技也逐漸失去了價值批判、反省的意義，走向了原初價值指向的反面：它將人類社會變成鐵牢籠，把人變成機器上的螺絲釘。所以，科技理性化的過程實際上是走向“非理性化”的過程。
無論是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還是非理性的泛濫，說到底就是科技的發(fā)展在獲得自主性的過程中，失去了人文關懷的價值維度，或者說人自身的力量、地位和價值遭到貶損。當然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緊張關系并不是科技發(fā)展的一種必然結果，因為在現代社會中，科學研究越來越不是科學家個人興趣的體現，技術發(fā)明和使用也不是技術工程人員的自我決斷，科技的發(fā)展總是要打上文化設計、制度安排、組織計劃等方面的烙印，所以對科技發(fā)展所出現的工具理性膨脹的批判就必然要轉化為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工業(yè)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科技對現代奧運會的異化是科學技術異化的一種表現方式，當然通過奧運會這個舞臺，科技異化呈現得更加醒目、生動，來自于不同方向的力量都在向奧運會施加著壓力，使這個一向以倡導和諧團結和實現人的和諧完美為目標的“價值實體”面臨著解體的危險，而人自身更加深刻地體驗著人性被扭曲、欲望被放大、豐富的生命內涵被積壓所帶來的痛苦。
但是，人類在體驗痛苦的同時也必然在探尋超越的路徑。因此，應當堅信，未來的奧運會也會在這種探尋中開辟出新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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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卞敏.終極關懷：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J〕.江蘇社會科學,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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