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苦旅》中傳統(tǒng)文人形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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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秋雨的散文帶著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在《文化苦旅》中重點指向中國文化人的文化靈魂。中國傳統(tǒng)文人受儒、道、釋三家影響,形成了他們復雜的人生觀,使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別具特色。本文將重點對余秋雨《文化苦旅》中傳統(tǒng)文化人形象進行解析。
關鍵詞:《文化苦旅》 傳統(tǒng)文人 形象解析
深受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重點指向中國文化人的文化靈魂。中國傳統(tǒng)文人受儒、道、釋三家影響,既有儒家“積極入世”的執(zhí)著,也有道家“無為而治”的飄逸,更有佛教“超然物外”的灑脫,形成了他們復雜的人生觀,使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別具特色。因此,余秋雨關注的并不是各處的風景名勝,而是風景之中蘊藏的文人精神。正是作者對中國文化的深切關注,才使得他在尋找著散落在各地歷史山水間的文化精髓的同時,也勾畫出一系列帶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tǒng)文化人形象。
一、憂國憂民型
古代文人自小就被培養(yǎng)了一種社會責任感,一種民族憂患意識。中國的文人學士,是歷朝歷代所有階層中最特殊的一個群體,他們身體羸弱,手無縛雞之力,卻有鋼鐵般的意志,一身的傲骨,不管是面對外族的侵逼,還是權(quán)奸的擠迫,始終堅守著一種特定的文化精神,保持著對國家的憂患意識以及對百姓的關懷之情。翻開中國歷史畫卷,我們可以看到,自中國第一朝夏朝開始,就出現(xiàn)了許多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遠有商紂時期的比干丞相,剖心求諫;近有清朝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他們在災難、痛苦乃至死亡面前所表現(xiàn)出來的大勇大智,無不是出于自覺承擔的神圣使命感。這可以是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鮮明的印記,也是每一個浸染于傳統(tǒng)文化中的文人學士抹不去的烙痕?!段幕嗦谩分小兜朗克?、《莫高窟》等作品正是此類精神的代表作。
二、自我價值型
中國文人歷來追求“學而優(yōu)則仕”。當官,是體現(xiàn)其自身價值的最終途徑,而中國文人的自我價值并不只有這單一的路可以走。《柳侯祠》中主角柳宗元,作為一位貶官,而且是已在永州呆了10年的貶官,“日子孤寂而荒涼”,他的人生價值何以體現(xiàn)?正是在這些荒涼的日子里,他作為官員的一面隱退了,露出他最樸質(zhì)的文人這一面,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并在再次貶到柳州后,為當?shù)赝诰?、辦學、種樹、修廟、放奴婢,按照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實踐著屬于自己的人生價值。這算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的貶官文化。柳宗元或許可以說是他無奈之余的對策,而《都江堰》中的李冰則是另外一種境況,但他們追求的是同樣一種精神。秦始皇筑長城,半是壯膽半是排場,而都江堰只是個純粹的水利工程,卻在幾千年后仍然“水淋淋的流動著”。
三、堅韌不折型
先秦儒家強調(diào)道德人格的培養(yǎng),以及人格尊嚴的不可侵犯,他們提倡松柏氣節(jié),主張“當仁不讓”,“舍生取義”,中國傳統(tǒng)文人在接受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也接受了這種傳統(tǒng)道德教育。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也有這么一個群體,他們勢單力孤,被社會不公正的禮俗壓抑著,卻不甘這壓抑,他們堅持著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志向,用生命發(fā)出自己弱小卻堅定的聲音。《牌坊》中住在小鄉(xiāng)間的廟宇里幾個外地女教師,在她們讀詩的聲音中,在占了整個尼姑庵的四分之一的大花圃里,在屋梁上藏著的一疊繡品中,傳出的振聾發(fā)聵吶喊。如果說《牌坊》里的抗爭只是一圈小小的漣漪,那么《西湖夢》中白娘子的抗爭,可謂是驚天地、泣鬼神了。白娘娘只有一個平凡而燦爛的理想:只愿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法海逼白娘娘回歸于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拼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四、梅妻鶴子型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成因復雜,傳統(tǒng)文人胸懷天下的時候,最不忘的是那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生存哲學。所不同的是,在文化地位中占主流的儒家側(cè)重于前半句,講求“入世”,道、釋兩家則重后半句,道家追求“無條件的精神自由”,佛教講求“四大皆空”、“超然物外”的境界。于是,中國文人在“濟天下”的主流之外出現(xiàn)了一支“以梅為妻,以鶴為子”的“隱士一族”。
如《白發(fā)蘇州》中提到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再如《西湖夢》中的林和靖,素有“梅妻鶴子”之稱,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詠梅,幾乎成了千古絕唱,隱居于孤山20余年,達到了道家所謂的“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這類文人身上顯示了中國道家文化的清新自然,超脫了沉重的文化負累,也留給了后人才高八斗,風流倜儻的形象。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隱士”情結(jié),在現(xiàn)代文人身上仍有鮮明的體現(xiàn),這類學者沉潛于書齋,不聞窗外之事,從事純學問研究,為學問而學問,將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nèi)以求忘乎外物,獨善其身,所幸這類學者數(shù)量并不多,而余秋雨更是以一個學者的身分,整理好行囊,推開書齋的門走向?qū)ふ抑袊幕柚?,給這類隱士學者們闖開了通往世間的大門。
綜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中刻畫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自覺繼承以及對中華大地文化內(nèi)涵的挖掘,使得他的散文帶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滄桑感,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同時,他深具思辯色彩的語言,感性而豐富的聯(lián)想,別具一格的見解,常常讓讀者在被他的睿智激活的同時,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一種深沉的焦灼感,感受到他所說的“呼喚著遠離商業(yè)文化的另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屬于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的文化回歸”。翻開他的散文,人們仿佛可以看到一位智者在低首沉吟,在吟嘆長歌。
參考文獻:
[1]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
關鍵詞:《文化苦旅》 傳統(tǒng)文人 形象解析
深受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重點指向中國文化人的文化靈魂。中國傳統(tǒng)文人受儒、道、釋三家影響,既有儒家“積極入世”的執(zhí)著,也有道家“無為而治”的飄逸,更有佛教“超然物外”的灑脫,形成了他們復雜的人生觀,使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別具特色。因此,余秋雨關注的并不是各處的風景名勝,而是風景之中蘊藏的文人精神。正是作者對中國文化的深切關注,才使得他在尋找著散落在各地歷史山水間的文化精髓的同時,也勾畫出一系列帶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tǒng)文化人形象。
一、憂國憂民型
古代文人自小就被培養(yǎng)了一種社會責任感,一種民族憂患意識。中國的文人學士,是歷朝歷代所有階層中最特殊的一個群體,他們身體羸弱,手無縛雞之力,卻有鋼鐵般的意志,一身的傲骨,不管是面對外族的侵逼,還是權(quán)奸的擠迫,始終堅守著一種特定的文化精神,保持著對國家的憂患意識以及對百姓的關懷之情。翻開中國歷史畫卷,我們可以看到,自中國第一朝夏朝開始,就出現(xiàn)了許多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遠有商紂時期的比干丞相,剖心求諫;近有清朝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他們在災難、痛苦乃至死亡面前所表現(xiàn)出來的大勇大智,無不是出于自覺承擔的神圣使命感。這可以是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鮮明的印記,也是每一個浸染于傳統(tǒng)文化中的文人學士抹不去的烙痕?!段幕嗦谩分小兜朗克?、《莫高窟》等作品正是此類精神的代表作。
二、自我價值型
中國文人歷來追求“學而優(yōu)則仕”。當官,是體現(xiàn)其自身價值的最終途徑,而中國文人的自我價值并不只有這單一的路可以走。《柳侯祠》中主角柳宗元,作為一位貶官,而且是已在永州呆了10年的貶官,“日子孤寂而荒涼”,他的人生價值何以體現(xiàn)?正是在這些荒涼的日子里,他作為官員的一面隱退了,露出他最樸質(zhì)的文人這一面,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并在再次貶到柳州后,為當?shù)赝诰?、辦學、種樹、修廟、放奴婢,按照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實踐著屬于自己的人生價值。這算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的貶官文化。柳宗元或許可以說是他無奈之余的對策,而《都江堰》中的李冰則是另外一種境況,但他們追求的是同樣一種精神。秦始皇筑長城,半是壯膽半是排場,而都江堰只是個純粹的水利工程,卻在幾千年后仍然“水淋淋的流動著”。
三、堅韌不折型
先秦儒家強調(diào)道德人格的培養(yǎng),以及人格尊嚴的不可侵犯,他們提倡松柏氣節(jié),主張“當仁不讓”,“舍生取義”,中國傳統(tǒng)文人在接受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也接受了這種傳統(tǒng)道德教育。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也有這么一個群體,他們勢單力孤,被社會不公正的禮俗壓抑著,卻不甘這壓抑,他們堅持著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志向,用生命發(fā)出自己弱小卻堅定的聲音。《牌坊》中住在小鄉(xiāng)間的廟宇里幾個外地女教師,在她們讀詩的聲音中,在占了整個尼姑庵的四分之一的大花圃里,在屋梁上藏著的一疊繡品中,傳出的振聾發(fā)聵吶喊。如果說《牌坊》里的抗爭只是一圈小小的漣漪,那么《西湖夢》中白娘子的抗爭,可謂是驚天地、泣鬼神了。白娘娘只有一個平凡而燦爛的理想:只愿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法海逼白娘娘回歸于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拼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四、梅妻鶴子型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成因復雜,傳統(tǒng)文人胸懷天下的時候,最不忘的是那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生存哲學。所不同的是,在文化地位中占主流的儒家側(cè)重于前半句,講求“入世”,道、釋兩家則重后半句,道家追求“無條件的精神自由”,佛教講求“四大皆空”、“超然物外”的境界。于是,中國文人在“濟天下”的主流之外出現(xiàn)了一支“以梅為妻,以鶴為子”的“隱士一族”。
如《白發(fā)蘇州》中提到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再如《西湖夢》中的林和靖,素有“梅妻鶴子”之稱,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詠梅,幾乎成了千古絕唱,隱居于孤山20余年,達到了道家所謂的“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這類文人身上顯示了中國道家文化的清新自然,超脫了沉重的文化負累,也留給了后人才高八斗,風流倜儻的形象。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隱士”情結(jié),在現(xiàn)代文人身上仍有鮮明的體現(xiàn),這類學者沉潛于書齋,不聞窗外之事,從事純學問研究,為學問而學問,將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nèi)以求忘乎外物,獨善其身,所幸這類學者數(shù)量并不多,而余秋雨更是以一個學者的身分,整理好行囊,推開書齋的門走向?qū)ふ抑袊幕柚?,給這類隱士學者們闖開了通往世間的大門。
綜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中刻畫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自覺繼承以及對中華大地文化內(nèi)涵的挖掘,使得他的散文帶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滄桑感,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同時,他深具思辯色彩的語言,感性而豐富的聯(lián)想,別具一格的見解,常常讓讀者在被他的睿智激活的同時,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一種深沉的焦灼感,感受到他所說的“呼喚著遠離商業(yè)文化的另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屬于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的文化回歸”。翻開他的散文,人們仿佛可以看到一位智者在低首沉吟,在吟嘆長歌。
參考文獻:
[1]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