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人物品評相比于漢代及以前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轉向，這一轉向是在魏晉這一鮮明的時代政治文化背景下發(fā)生的，其內涵豐富，意義深遠。本文從魏晉人物品評的緣起出發(fā)，來透視人物品評發(fā)生轉向的深刻原因。

　　一、 魏晉人物品評的緣起

　　人物品評古已有之，如孔子將門人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孟子將人格的道德修養(yǎng)所達到的境界分為善、信、美、大、圣、神六個等級等等。到了魏晉六朝時期，人物品評最初是和相書聯系在一起，對人物的貴賤、貧富、禍福等進行評論、預測。這樣的方式，雖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包含的將人物的內在精神同外在形體相聯系的合理內核為后世所彰顯。真正使人物品評成為一種有意識的社會風尚，則起始于東漢的清議。這與當時政治上提拔、任免官吏要求士人必須在言行舉止上有比較好的聲望，必須符合儒家倫理道德規(guī)范體系有著直接的關聯。地方宗族鄉(xiāng)村集體對名士的品評和鑒定，普遍是被作為品評人物的核心依據，直接關系到士人的升遷、提拔及其政治前途，由此，品評人物受到整個社會的高度重視。

　　人物品評在曹魏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曹操的“唯才是舉”與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對東漢以來統(tǒng)治階級所極端重視的卻業(yè)已經成為空虛的道德標準的人才標尺的一個極為大膽而有力的沖擊。這種重才輕德的“叛逆”對沖破傳統(tǒng)儒家思想束縛具有極其重要的解放性意義，導致了當時的人物品評由重“德”向尚“才”的歷史性轉變，即從強調人的道德倫理的本位性，轉向強調個體的智慧才能的重要性。“這就使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打開了對人的本質的研究的一個領域，開始集中地對個體的智慧才能，包括對個體的氣質、心理、個性及其外在表現進行研究。”

　　漢末魏初的政治使人對自身的生命短促、歡樂少有、悲傷凄凄等發(fā)出了一連串的懷疑和追問，而當時經學的衰落又使人對儒家禮教離心離德，從而給議論、爭辯的風氣打開了一條門縫，使這一時期的道德、哲學、文藝等都發(fā)生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士人對此前傳統(tǒng)的功業(yè)、信仰、經學發(fā)生了極大的懷疑，同時，伴隨著這種思考，一種個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突出出來了，這標志著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的傳統(tǒng)標準和價值信仰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命運的重新發(fā)現、思索、把握和追求，這種覺醒除受玄學思潮影響外，亦在人物品評中鮮明而具體地體現出來。

　　分析考察一下人物品評的發(fā)展演變歷程即可明白，魏晉前由政府主導下的官員人選決定著人物品評的基本內容，所評論的對象必須做到仁義、孝廉，言行符合儒家倫理道德規(guī)范，而才智則遠遠置于仁義禮智之后。具有規(guī)范性、廣泛性的道德標準講究唯德是評、唯賢是論，從根本上遏止和壓抑了潛藏在不同士人身上的才智的充分發(fā)揮，使人物的個性不得不長期牽制于所謂一般共同性。自曹魏氏政權唯才是舉推行后，便賦予了“才”以獨立的意義和價值。它成為人物品評由政治倫理性向審美性轉變的橋梁，促進了人的獨立覺醒、人的自我認識意識的萌發(fā)，無疑是當時思想解放的先聲。

　　及至《世說新語》問世，這部把人物品評作為主要內容的志人著作， 從重才情、尚思理、標放達、賞容貌等方面，對人物作了全方面的審美性考察。它排除了在人物品評上事關倫理、道德、學問等德性方面的諸多內涵，其所側重的重才，是對人的本質的多重體現，雖仍然包含政治之才，但更多的是指繪畫、書法、音樂、思辨等方面的創(chuàng)造欣賞、玄學思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的人的種種智慧和才能，亦即是對此前幾百年來才屈于德、人服于禮的一個重大反駁。正是這種轉變使魏晉六朝的審美理想更具藝術趣味，更有利于文藝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也為這一時期文藝美學新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于人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先秦諸哲以爭鳴的方式說，是道德實踐的美，是智慧思考的美，而魏晉六朝在審美性的人物品評興起后，卻賦予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答案:人所追求的作為人的本質在于審美和自由! 如果說，在兩漢時，人是善惡倫理的化身;那么，在魏晉六朝時期，人便是心靈和精神的化身，是詩意般的人生體驗。經學的崩潰和儒學的經離給了魏晉這一特定時代的人們充分欣賞自己的絕好機會，它促使人們去感受人的存在、人生在世的意義及價值。這是一個講求個性，欣賞自己，追求主體內在精神自由的時代，更是一個發(fā)現人本身、弘揚人格美的時代。魏晉六朝文學因為有肥沃的藝術土壤，便在此背景下顯示出文學的自覺。也正隨著文學的自覺，在創(chuàng)作上結出了許多豐碩的成果。這一階段許多文學上寶貴的收獲都留下了人物品評的痕跡，都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間接地與當時審美性的人物品評分不開。

　　二、魏晉人物品評特色形成的基本原因

　　人物品評最終脫離了“作為國家和地方政治人才選拔輿論準備的既定軌道， 成為廣大士族文人相互之間進行審美性的評價、認識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成為門閥士族彰揚和宣泄本階層意志、觀念乃至審美趣味的主要途徑”。個中原由主要有以下兩個核心方面：

　　首先，士大夫階層追求人格精神的獨立無疑是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而士人追求人格精神的獨立又可追究到他們此前在政治上積極追求的失落。東漢末年，宦官專權引起的“清議”運動可視為漢末至魏晉整個時代士人覺醒的開端。兩漢時代，由于封建大一統(tǒng)集權專制國家制度進一步發(fā)展，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先秦時代縱橫四野的士人終于變成皇權以及其代

　　表的政治權力的附庸， 即使能夠進入到政治權力的核心，也不過是皇權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又促成了宗族的財富和儒士文化相結合，古代儒士和富庶宗族的結合便形成了士族集團。到了東漢尤其是東漢后期，士族階層的力量已非常強大，甚至可以說，東漢政權就是建立在豪門地主的基礎之上。但是，到了東漢后期，宦官專權嚴重，和士族在政治上的要求發(fā)生嚴重沖突，“清議”運動便是二者沖突的一個重要結果。“(東漢)中葉以后，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宦官之勢力日處于激烈爭斗之中，士之群體自覺意識遂亦隨之而日益明確。”隨著士人的覺醒， 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其階層在政治上的要求日益凸顯，從“清議”運動開始，雖然士人的輿論壓力在一定程度上通過人才的選拔影響到了政治，但士人階層被日趨“邊緣化”的政治地位并未得到實質性的改變，“黨錮之禍”更使得士人清醒地認識到他們根本無法同皇權以及激烈角逐政治權力的宦官、外戚兩大政治勢力相抗衡。曹魏時代，曹魏政權的出現更是被視為是庶族勢力對士族力量的勝利， 雖然曹魏政權很快被士族大家司馬氏所取代，但司馬氏的勝利并不代表整個士族勢力的勝利。因為掌握了君權的司馬家族與其他士族之間的關系旋即便變成了君主與臣民的關系，發(fā)生對立與沖突的仍然是皇權與士人階層這兩股勢力。于是，我們看見士族的政治心態(tài)終于出現了分化: 許多士人繼續(xù)維持著對政治的熱衷，如何晏、山濤等人，他們這些人對政治的熱衷最終使得東晉時期出現門閥政治， 士人終于在東晉時期進入到了權力的核心, 成為政治的主角。但是絕大部分士人開始對政治表現出了冷漠的態(tài)度，并開始逐漸疏離政治，其中以與曹魏政權有關的嵇康、阮籍等人最為突出。在對政治的疏離冷漠中，為了彰顯自己的存在，他們開始從不同的方面建構自己的群體人格，表現在精神層面上，他們則超越現實功利目的的束縛, 努力以審美的目光審視周圍的一切。由此，人物品評的價值取向必然會發(fā)生相應的改變，即由因功利目的的“唯才是舉”標準轉向超越功利目的審美判斷的標準。

　　其次，殘酷的社會現實促使人們對生命的意義做出積極的追問。先秦至兩漢，主導人生態(tài)度的是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回避生死問題的取向，以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來珍惜人生，實現理想。但是，東漢末年以來，政治黑暗，社會動蕩不已，戰(zhàn)禍不斷，狼煙四起，人的生命在這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里顯得極其脆弱，由此不得不引發(fā)人們重新思考自身的人生價值問題。魏晉時期人們的壽命都很短，人的平均壽命不超過30 歲。人的生命如此短暫，殘酷的社會現實與日趨完善的人自我意識的覺醒相結合，只會給人帶來更深層次的痛苦。人生無常，生命苦短的悲情開始在整個社會彌漫，“生命無期度， 朝夕有不虞”，對人生短暫的無限感慨，對殘酷現實的極度哀傷成為整個魏晉時代的一種主導情緒。由此，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也開始發(fā)生轉折性變化。此前價值觀念賦予人們的價值追求，如世俗的圣王、圣賢信仰、學問和功名等等在短暫的人生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以往的這些世俗的價值追求，在大多數士人看來都是值得審判的，都將無法為繼。作為生命體是人的外在價值追求的載體，生命如果都不復存在，那么，所有外在的東西便都變得毫無意義。對死亡的終極恐懼和思考，引發(fā)了人們開始思考生命本身的終極意義，更引發(fā)了人們對自身生命的無限眷戀。在魏晉時代，我們所看到的是人們抓緊生活，盡情享受的一面。

　　盡情享受生命的方式貌似腐敗、墮落，其實則是一種對人生和生命的強力追求。人生既然苦而短，為什么不珍惜這有限的生命，去盡情地享受呢?我們認為，聯系社會大背景來看，這種對享受生活的追求不能被認為是墮落、腐化的行經，而應該視為是人的生命意識的覺醒， 即對傳統(tǒng)價值取向的拋棄，對人生、生命的重新認識，它體現了人對自身個體生命的尊重。對個體生命的尊重，也體現在魏晉時期對人進行評判的價值取向上。既然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得到肯定，由這種生活方式所包含的人內在的才情、品格和神貌等方面也就應該受到積極的推崇。“總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為節(jié)操，而是人的內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潛在的無限可能性) ，成了最高的標準和原則，完全適合門閥士族們的貴族氣派、講究超凡的風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7]而這種“美的理想”也就成為對人物評判的“最高的標準和原則”。人物評判的標準向審美取向的轉變，對于中國古代美學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意義。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說:“中國美學竟是出發(fā)于‘人物品評’之美學， 美的概念、范疇、形容詞， 發(fā)源于人格美的評賞。”

　　另外，魏晉時期人物評判的審美標準彰顯的是士人獨立的人格精神， 體現了在皇權之下的廣大士人作為“人”的自我覺醒的精神追求，使得秦漢以來以帝王為中心的文化時代過渡到以士人為中心的文化時代， 這當可視為魏晉時期人物評判審美標準所反映的士人覺醒意識的最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