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內(nèi)涵解讀的新視角論文
科學地界定內(nèi)涵是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因此,準確厘定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內(nèi)涵,是有效推進相關理論研究和學術對話的前提和基礎,也是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普及活動,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需要。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內(nèi)涵解讀的新視角相關論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內(nèi)涵解讀的新視角全文如下：
摘 要：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判定研究學術界分歧較大，根本原因在于沒有真正厘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內(nèi)涵，未能深入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實質(zhì)，從而在源頭上影響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科學標準的生成，進而導致學界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判定各執(zhí)一詞，造成了差異性較大的研究現(xiàn)狀。
進程及其理論成果的源頭，正確界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是理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各自的內(nèi)在邏輯關系、結構層次，并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zhì)的基本前提。近年來針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不斷推陳出新，形成諸多觀點，可謂見仁見智，爭論一直不斷，近期尤甚。本文擬從邏輯起點內(nèi)涵的解讀到典型觀點的評析，再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理性判定三個方面展開，以期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nèi)涵的合理解讀、標準的科學判定及邏輯起點典型觀點的評析借鑒，試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做出合乎理性的判定。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內(nèi)涵及標準判定
厘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內(nèi)涵，是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基本前提。而要正確解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的內(nèi)涵，就需要首先弄清邏輯起點的內(nèi)涵。在正確理解邏輯起點內(nèi)涵的基礎上，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zhì)、歷史進程及內(nèi)在邏輯關系，才能更正確地解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科學內(nèi)涵，進而在此基礎上得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科學合理的判定標準。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內(nèi)涵解讀
邏輯起點內(nèi)涵的正確解讀是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一把鑰匙，邏輯起點是邏輯學的概念，因此，首先要從邏輯學的角度來闡釋。對于邏輯起點的研究成果不多，為能夠正確理解把握邏輯起點的內(nèi)涵，有必要對目前哲學界對邏輯起點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簡單介紹。
學者馮振廣、榮今興根據(jù)黑格爾關于邏輯起點問題的思想，認為邏輯起點的特點有以下幾點：其一，起點范疇一定是整個體系得以展開、賴以建立起來的客觀根據(jù)和基礎;其二，起點范疇應該是一個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簡單的規(guī)定;其三，起點范疇必須是絕對的、抽象的;其四，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相一致;其五，起點和終點是辯證統(tǒng)一的;其六，起點范疇與理論體系具有內(nèi)在的邏輯聯(lián)系[1]。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邏輯起點是一個理論的起始范疇，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來表現(xiàn)。它必須具備以下四個要件：其一，有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質(zhì)之規(guī)定;其二，此邏輯起點是構成該理論的研究對象之基本單位;其三，其內(nèi)涵貫穿于理論發(fā)展全過程;其四，其范疇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2]。以上這些對于邏輯起點的概念內(nèi)涵論述和特點界定，可為我們正確界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提供重要的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標準判定
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4]由此可以看出，按照毛澤東的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zhì)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解決中國問題，創(chuàng)造出新的東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并形成創(chuàng)新性的成果。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源頭判定也同樣需要兼顧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此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動態(tài)的歷史過程，其突出的特點主要表現(xiàn)為把馬克思主義不斷和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把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為指導而產(chǎn)生的中國革命經(jīng)驗上升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從而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這是一個具有雙向度的系統(tǒng)性整體過程。因此，還要以系統(tǒng)的視角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fā)展歷程的起始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肇始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標志基點開始生成的歷史現(xiàn)象。而具有這些特征的歷史現(xiàn)象(歷史時期)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
同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nèi)涵界定，應強調(diào)和突出的原則是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歷史和邏輯相統(tǒng)一，既要強調(diào)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又要兼顧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始點和理論基點的開始形成。故此，筆者認為，判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的標準有三個基本方面：標準之一，必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始點(起點范疇應該是一個最基本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簡單的規(guī)定);標準之二，必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起點(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相一致);標準之三，必須開始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點(構成研究對象的基本單位)。并且，以這種標準判定馬克思主義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才能更加符合邏輯起點的內(nèi)涵和馬克思中國化的精神實質(zhì)。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幾種典型觀點及評析
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拓展和逐步深入，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界定已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新的成果不斷涌現(xiàn)，筆者根據(jù)自己所掌握的資料，現(xiàn)列舉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幾類觀點并做簡要評析。
(一)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起點說及評析
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王國敏教授等，王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是一個內(nèi)含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覺的思維反映，屬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范疇內(nèi)的問題。具體來講，它是在把握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這一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淵源性追尋，其理論源頭就是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蘊含的民族化思想。”[5]此外，王國敏教授在深刻解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層內(nèi)涵的基礎上，還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分解為邏輯起點、理論起點、實踐起點、歷史起點、理論創(chuàng)新起點等五個起點，并對這些起點逐一展開論述并進行判定。
筆者認為這樣劃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可以厘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問題，更有助于全面深層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形成的理論成果之間的邏輯關系。但也存在相應的問題：問題一，很難體現(xiàn)邏輯起點要求的邏輯與歷史統(tǒng)一的思想;問題二，如果把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成立，那么，這個邏輯起點同樣適用于馬克思主義蘇俄化(馬克思主義朝鮮化、古巴化、越南化等)。因此，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判定為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思想值得商榷。
(二)過程起點說及評析
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是一個階段性的過程，從黨的二大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這一過程中發(fā)生的重大歷史事件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點，處于這一過程中的這些“點”連貫起來，共同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有張俊、沈艷榮等專家學者[6]。把從黨的二大到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的關鍵節(jié)點連貫起來作為邏輯起點，能夠清晰凸顯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歷史脈絡，但僅僅符合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點開始形成的標準，根本沒有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和實踐的起始點，況且也太寬泛。因此，把從黨的二大到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的關鍵節(jié)點連貫起來作為邏輯起點不準確。
(三)起點動態(tài)轉(zhuǎn)化說及評析
學者張允金認為：“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fā)展過程看，實際上存在著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邏輯出發(fā)點，轉(zhuǎn)變?yōu)橐灾袊木唧w國情和發(fā)展需要作為邏輯出發(fā)點，再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作為一個統(tǒng)一體，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作為進一步探索的邏輯出發(fā)點，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fā)展的問題。”[7]可以說動態(tài)轉(zhuǎn)化是這種邏輯起點判定的特點，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是隨著具體國情和發(fā)展需要而改變的。此觀點合理之處是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和終點辯證統(tǒng)一的特點，但卻不能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起始性和一貫性。
(四)理論和實踐相互結合的歷史現(xiàn)象起點說及評析
持此觀點的徐光壽教授認為：“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開辟的偉大實踐，以及1928-1930年間以《反對本本主義》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獻的發(fā)表和重大理論的闡述，是兩個相互聯(lián)系、相互滲透的重大歷史現(xiàn)象，其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直接成果則是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而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共同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8]筆者很贊同徐教授對馬克思主義起點界定的思維角度，但對于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界定為井岡山時期系列歷史現(xiàn)象則有不同的看法。因為按照這樣一個起點，很難體現(xiàn)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點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最原始的肇始點。
(五)單個歷史事件起點說及評析
者是從單個歷史現(xiàn)象作為起點的角度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的。盡管在邏輯思維角度和出發(fā)點是類似的，但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點的判定結果上，卻出現(xiàn)了很大的差異性。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說有：第一種觀點認為“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提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如果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算起，已經(jīng)有八十多年的歷史。這個歷史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9]第二種觀點認為馬克思開始傳入中國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持此種觀點的何一成教授認為：“作為一個實踐過程，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馬克思傳入中國時就開始了，盡管那時并不是真正自覺地‘中國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標準、科學。”[10]
葉險明教授也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11]第三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始于李大釗，認為李大釗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提出，要把理論和中國的國情結合，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趙付科、李安增[12]，李彥林、王素莉[13]等。第四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肇始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持這種觀點的有梅榮政[14]、涂小雨[15]等學者。第五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始于中共二大，持這種觀點的有馬乙玉[16]等學者。第六種觀點認為1920年前后中國共產(chǎn)主義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17]。此外，還有秋收起義說，井岡山時期說，《反對本本主義》說，遵義會議說，六屆六中全會說等等。這類把單個歷史現(xiàn)象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點的觀點，是學術界判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主流觀點，雖然各自都有合理之處，但是如果用馬克思主義邏輯起點科學內(nèi)涵、判定標準考量，感覺都有點厚此薄彼，缺乏全面性。
三、黨的成立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理性判定
的理論知識(本文主要借鑒邏輯學邏輯起點內(nèi)涵界定)，形成一個科學合理的標準，才能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理論實質(zhì)，做出合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判定。筆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內(nèi)涵三個特點解讀的基礎上，借鑒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質(zhì)的闡釋，得出判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三個標準：標準之一，必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始點;標準之二，必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起點;標準之三，必須開始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基點。這三個標準既兼顧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同時又綜合了哲學邏輯起點概念內(nèi)涵的三個核心特點，符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精神實質(zhì)。因此，筆者認為以這三個判定標準判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是比較理性的。
用標準之一判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應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形成的肇始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理論成果也應該以此為原始起點。同時，既然是理論起點，就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且已經(jīng)發(fā)生適應中國具體國情的理論變化，就像有的學者所說要“化”出東西，而且這個東西之一必然是創(chuàng)新的思想理論，這個思想理論必須是反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zhì)的思想，必須是貫穿于馬克思中國化的歷程的始終的思想。而符合這一要求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起始階段一些初步具有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就馬克思主義具體運用時要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的思想火花，而明確提出這一思想的是李大釗。他于1919年8月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提出“一個
用標準之二判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黨的革命實踐的起始點。按照這個標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就是各地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紛紛建立，因為早期共產(chǎn)主義小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的，建立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目有兩方面實踐內(nèi)容：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二是為共產(chǎn)黨正式的成立做準備。中國共產(chǎn)黨從共產(chǎn)主義小組建立開始，就正式開始了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進行不斷地致力于探索中國革命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推進，更加突出的是其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的革命實踐的發(fā)端。自此以后，革命實踐過程雖然歷經(jīng)曲折，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實踐是在逐步走向成功和勝利的，并最終取得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成績。
用標準之三判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應該是最先開始形成毛澤東思想理論基點的歷史事件――中共二大。學者湯兆云認為：“既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成功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那么以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nèi)涵闡述作為判別標準是比較科學的。根據(jù)毛澤東的論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判別標準有兩個：一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二是開始‘創(chuàng)造些新的東西’。照此標準，中共二大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正肇始：二大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情況，從理論上解決了當時許多亟須解決的問題，如厘清中國社會的性質(zhì)、提出黨的最低綱領、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東西”，包括指明中國革命的對象與動力、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奮斗路徑和目標等[20]。筆者認為這些“新的東西”正是毛澤東思想基點形成的開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基點由此開始萌發(fā)。
綜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三個判定標準，結合對典型觀點的評析，可以判定黨的成立時期――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開始傳播到中共二大，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無論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的分析，還是從兩者的相互交織和結合的角度，以及參考邏輯起點的三個特點，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既不應該簡單從理論上判定，也不應該單純從實踐層面判定;既不應該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簡單化，也不應該使之過于復雜化。而應該堅持理論和實踐的統(tǒng)一，邏輯和歷史的結合，從系統(tǒng)整體的角度進行把握，方能理性、科學、合理。
而能夠做到最先開始融理論和實踐于一體，達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真正結合起來，體現(xiàn)邏輯與歷史統(tǒng)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統(tǒng)一的歷史現(xiàn)象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時期，眾所周知，黨的正式成立是由馬克思主義開始傳播到黨的二大的系列緊密聯(lián)系的歷史現(xiàn)象(既包括理論也包括實踐)所承載。因此，筆者同樣認為能夠承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這一重大理論、歷史和實踐問題的，也應該是黨的成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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