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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權建設
作者簡介：黃杰(1962- )，男，江蘇南京人，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扛苯淌?，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建設。
摘要：家庭、民族和民族國家是人類社會三個穩(wěn)定的群居形式。而民族國家是近代歐洲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或其他地區(qū)通過民族獨立運動、以一個或幾個民族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國家，它構成了當今世界體系的基礎。共同的認同感、國家主權和公民權利，是民族國家最重要的特征。國家政權建設是現代化過程中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制度與文化整合措施、活動及過程，其基本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合理化的、能對社會與全體民眾進行有效動員與監(jiān)控的政府或政權體系。具體為三個過程，即國家主權的建立過程、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的滲透過程以及國家公民權利的建立過程。
關鍵詞：民族;民族國家;國家政權建設
中圖分類號：C9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1605(2012)12-0083-05
一
人類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亦是血親關系越來越淡的歷史。最早的氏族公社，以相同的血緣關系結合而成，其成員大多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而由若干血緣相近的氏族組成的群體即為部落。部落則開始有較明確的地域、名稱、方言、宗教信仰和習俗，有以氏族酋長和軍事首領組成的部落議事會，一些部落還設最高首領。古希臘荷馬時代，部落已建立在父系制基礎之上，有作為常設權力機關的議事會和掌握軍事指揮、祭祀、審判等權的軍事首長(巴賽勒斯)。古羅馬王政時代，每一部落由十個庫里亞(胞族)構成，并設元老院、人民大會和勒克斯(王)。中國上古時期著名的黃帝部落、炎帝部落、蚩尤部落等，活躍在中原一帶，其中黃帝和炎帝被尊為“人文始祖”，被視為中國人從蒙昧進入文明的開創(chuàng)者。原始公社后期，各種規(guī)模戰(zhàn)爭日益頻繁，較小的部落已經難以單獨生存，一些部落或解體或被吞并，或數個部落合并成新的部落，出現了部落聯盟，血緣聯系逐漸被地緣聯系所取代，新的人類生活共同體——部族或民族開始出現。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部族—民族，這是民族形成的一般規(guī)律。
民族的形成是人類社會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人類是群居動物，但選擇什么樣的群居形式，則經過了數千年的探索。家庭是第一個穩(wěn)定的群居形式，民族則是第二個穩(wěn)定的群居形式，這兩種形式至今還沒有受到根本意義上的挑戰(zhàn)。
民族不同于人種或種族。人種或種族強調人的形態(tài)和生理上的特點，而民族更強調地域和文化認同。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民族又等同于種族。歷史上各種大規(guī)模的外敵入侵，無不伴隨著血腥殘酷的民族征服乃至種族滅絕過程;近代出現的種族主義、種族隔離等等，也不能不說是人類民族意識覺醒過程中的誤區(qū)。過往的人類歷史，也是民族意識逐漸覺醒的歷史。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有其發(fā)生、發(fā)展和消亡的過程。它應當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相近地域的各種族(或部落)在經濟生活、語言文字、生活習慣和歷史發(fā)展上的逐漸融合而形成的社會統一體。事實上，任何一個民族的誕生，都是多個民族或者氏族、部落不斷融合的結果。
斯大林在《民族問題和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曾經為民族一詞下了一個不容置疑的定義，他說：“民族，民族是什么呢?民族首先是一個共同體，是由人們組成的確定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不是種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總之，民族不是種族的共同體……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這是馬克思主義對民族的經典定義。依照這個定義，沒有共同地域、在全世界到處流浪的吉普賽人和以色列建國以前的猶太人，都不能算是單一民族。斯大林這個經典定義現在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20世紀初期，民族一詞流入中國。據考證，這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知識界拼湊漢字中“民”、“族”二字對應西文nation一詞所組成的漢語新詞。
應該沒有比近代中國人對民族概念更刻骨銘心的了。彼此糾纏了幾千年，分分合合，爭斗不休，但中國土地上的大多數民族都認同屬于同一個文化實體，并為此感到自豪和驕傲。應當說，文化上中華民族從來都是一個整體，文化臍帶從來沒有斷過，相反，相互聯系卻愈加緊密。近代以來，大敵環(huán)伺，面對陌生的全新的外來文化的全面的沖擊，數次面臨亡國滅種之絕境，仿佛一夜之間，中國人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覺醒了。他們認識到即使昨天恨不得飲血啖肉的所謂“韃虜”，原來也和自己屬于同一民族;于是，毫不猶豫地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接受了進化論，接受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是世所罕見的一個多民族集合體，也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概念，反映出中國人非凡的民族吸納和文化包容。
1905年，最早提出“中華民族”概念的梁啟超寫下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進的角度指出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漢滿蒙回藏等是多元混合的一家。1922年，他又撰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研究》，他說：“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國人’之觀念浮于斯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他特別指出，“近四百年來，民族主義日漸發(fā)生，日漸發(fā)達，遂至磅礴郁積，為近世史之中心點，順茲者興，逆茲者亡”。梁啟超毫不動搖地堅信，要使中國不亡，必須推行民族主義!
二
人類社會第三個穩(wěn)定的群居形式就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是近代出現的由一個或數個民族組成的政治實體。民族國家是西方經驗的產物。世人一般將1648年10月24日簽訂的西荷和約所正式確認的威斯特伐利亞系列和約視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開始。威斯特伐利亞系列和約是象征歐洲地區(qū)30年戰(zhàn)爭結束，在德國明斯特市和奧斯納布呂克市簽訂的一系列和約，簽約雙方分別是統治西班牙王國、神圣羅馬帝國、奧地利大公國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法蘭西王國的波旁王朝、瑞典王國以及帝國境內勃蘭登堡、薩克森公國、巴伐利亞公國等諸侯國。其特征是“勢力平衡”，其基礎是明確規(guī)定的、獨立的國家(不論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之間對對方的主權和領土的尊重。威斯特伐利亞系列和約確立了四點基本原則：民族國家享有絕對主權和政治自主的根本權利;各個民族國家在司法意義上平等;遵守該條約和由此而確立的必須履行的國際法原則;不干涉別國內政。嗣后，民族國家的形式和內容不斷完善，并向歐洲以外其它地區(qū)擴展，成為當今世界幾乎是唯一的國家形式，甚至成為現代國家的代名詞。 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解，民族國家是在法國大革命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后形成的。他將其劃分為四種類型：西北歐傳統的民族國家(在既有的領土國家基礎上建立，經歷了由國家到民族的發(fā)展道路)，意大利、德國為代表的遲到的民族國家(經歷了由民族到國家的發(fā)展道路)，在二戰(zhàn)后亞非拉殖民化過程中形成的民族國家(哈貝馬斯稱其為第三代民族國家)，以及前蘇聯解體后在東南歐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族國家?它的特征又是什么呢?
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最初由中世紀歐洲多民族帝國和城邦國家演變而來，從字面理解為民族與國家這兩個詞的融合，事實上也是民族與國家二者的結合物。它是近代歐洲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或其他地區(qū)通過民族獨立運動、以一個或幾個民族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國家。民族國家并不是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因為那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tài);它實質上是一種解決國家與民族二元對立的制度框架，是一個基于共同認同感而誕生的產物。當今全球化時代的世界體系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正如家庭作為人類社會的基礎一樣，民族國家作為國際社會體系的基礎在可預見的未來將長期存在;盡管歐洲等地正在嘗試建立超越國家的共同體，但遠未成功，而且即使獲得成功，也并不影響民族國家的存在和發(fā)展。
共同的認同感是民族國家第一個特征。民族認同感也即是民族認同意識，它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覺到屬于同一命運共同體的心理。有學者認為：民族認同是一個復雜的結構，它不但包括個體對群體的歸屬感，而且還包括個體對自己所屬群體的積極評價，以及個體對群體活動的卷入情況等。近代民族國家除了極少數由單一民族構成，大部分由多民族構成。民族認同感的強弱成為民族國家建構中的關鍵。民族認同感強，則有利于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穩(wěn)定;民族認同感弱，則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國家的整體力量。民族認同感包括民族自我認同、民族歸屬感、民族態(tài)度和民族社會參與和文化實踐等要素。其高級形式就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影響著民族國家的進程。民族認同感有一個逐步培育發(fā)展的過程。一般而言，民族認同感的強弱和民族國家建立的時間成正比：民族國家成立時間越久，民族認同感就越強，反之就越弱。
國家主權是民族國家的第二個特征。主權是國家獨立自主處理內外事務、管理自己國家的最高權力，它是國家區(qū)別于其他社會集團的特殊屬性，具有排他性及不可轉讓、不可分割和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主權內容包括領土完整、政治獨立、經濟自主和與別國的主權平等;在國內為最高的對內主權，在國際上為獨立的對外主權，二者統一且不可分割。主權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也是國際關系唯一的行為主體。主權觀念為國際關系和國際法奠定了理論基石，主權原則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的根本準則。
公民權利是民族國家的第三個特征。公民權利即是為公民所擁有、為國家所保障的合法權利，一般分為法律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參與權利。和歷史上所有國家形態(tài)的最大不同是現代公民的產生，這是民族國家得以建立和發(fā)展的前提和關鍵。作為發(fā)源于古希臘社會的一項制度，公民和公民權利在近代獲得了重生，并得到全新的詮釋，被注入了新的意涵。公民權利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動態(tài)過程，伴隨著民族國家建設的全過程，人們對它的認識不斷深化，內容不斷充實，范圍不斷擴大?，F在，對公民權利或基本人權的維護和追求，已經幾乎涵蓋所有具有民族國家國籍的人，其內容也更廣泛更具體。
共同的認同感、國家主權和公民權利，是民族國家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的、全新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沒有這三個特征，民族國家就無從談起。
三
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化過程是從西方起始并向全世界擴展的。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文化一躍成為一種具侵略性的強勢文化形態(tài)，掌握了社會演進的話語權。除了帶給世界諸多消極影響之外，不得不承認，近代西方文化攜工業(yè)文明和城市革命之威，從總體上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和民族融合?；厥?9-20世紀這一百多年，民族獨立運動如火如荼，方興未艾，各民族或早或遲，都走上了民族國家建設的漫漫征程，其間伴隨著分裂和戰(zhàn)亂，領土糾紛，主權紛擾，曲折反復，跌宕起伏，至今仍不斷有民族國家的解體，不斷有新的民族國家的出現，世界范圍的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似乎遠未完成。
作為一個新的解釋框架和分析工具，國家政權建設理論目前已經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關注，相關的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法學等諸多學科領域。國家政權建設(State making或State building)主要有兩大理論淵源，其一是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其二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蒂利(Charles Tilly)。這兩位學者從西歐近代民族國家的演進過程中提煉出這一重要分析框架。作為一個學術術語，它與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政權建設概念有很大區(qū)別，簡要地說，“國家政權建設”就是指現代化過程中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制度與文化整合措施、活動及過程，其基本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合理化的、能對社會與全體民眾進行有效動員與監(jiān)控的政府或政權體系。具體而言，國家政權建設有三個過程，即國家主權的建立過程、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的滲透過程以及國家公民權利的建立過程。
首先是國家權力(主權)的建立過程。在傳統國家，權力分散于不同經濟、社會和文化單位，國家只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義，領土之內各主體間保持松散的聯系。到了現代國家，權力的配置和運作發(fā)生了重大改變，政治權力從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等單位集中到國家，形成統一的“主權”，國家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力量。
其次是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的滲透過程。在傳統國家，有限的國家權力并不能有效地滲透于社會，產生相應的權力效應，基層社會普遍實行宗族或長老(貴族精英)自治。在現代國家，政治權力的影響范圍在地理空間和人群上不斷擴大，進而覆蓋整個領土的人口，滲透到廣泛的社會領域，甚至進入到傳統的屬于自治范疇的基層社會。其中，國家的組織動員能力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
第三是國家公民權利的建立過程。在傳統國家，普通民眾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衍生出來的各種權利，法律上隸屬于地方貴族。在現代國家，普通民眾作為一種新的國家成員身份類別，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他們有可能在新政治單位的保護下，沖破舊地方貴族權威的壓迫。 沒有公民身份的確立和強大的保護出現，國家政權的集中化過程就得不到政治支持，對公民權的保護也使得國家政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威;正是因為獲得了這種難得的權威地位，國家政治權力的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滲透的雙向過程才得以順利進行，公民權利也得以確保。所以，在歐洲的經驗中，國家政權建設不是一個國家自己單方面受益的權力競爭過程，而是與公民社會的生長和公共領域的出現同時發(fā)生的。就重要性而言，公民權利絲毫不亞于國家主權。
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最根本問題是國家角色的現代轉型。國家政權建設，并非只涉及簡單的權力擴張和權力滲透，更重要的，是權力本身性質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國家權力擴張和權力滲透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尊重和保障作為一種新的國家成員身份類別的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為此，現代國家必須完成向公共服務角色的轉換，連帶的，國家-公共(政府)組織角色、與此相關的各種制度——法律、稅收、授權和治理方式，以及公共權威與公民關系也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國家政權能夠成功取代其他政治單位或共同體，在于伴隨政權建設過程出現的不同于以往的一系列治理原則、新的社會身份分類，不同成員權利和相互關系的界定，以及公共組織自己成為捍衛(wèi)并擴散這些基本原則、權利和關系的政治實體。國家政權建設須以新的治理原則為基礎建立政府組織，并用一系列制度建制支撐、規(guī)范它的服務。
四
毫無疑問，民族國家的建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一個非西方化的地區(qū)，這種民族國家的建立和轉型尤為艱難，其間少不了曲折和水土不服，也許將綿延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不等。晚清以來，幾經周折，中國終于也邁上了民族國家建設之路。這一百多年固然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但在某些方面，比如民族深層文化意識方面，則仍有未變之處。
按照西方的經驗，民族國家的三大特點即共同的認同感、國家主權和公民權利，中國人最先接受并且發(fā)展得最完備的是共同的認同感。這首先歸因于近代以來嚴酷的國際環(huán)境，尤其是全民抗戰(zhàn)和外敵入侵導致的大規(guī)模人員遷徙，客觀上打破了長久以來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地域隔絕。新中國建立后，政府主導下的百萬知青上山下鄉(xiāng)，三線建設，乃至近年來數以億計的民工潮，撇開其中的政治意義，不能否認其民族融合的正面意義。近代以來大多數中國人擁有了共同的歷史命運與集體記憶，歷史上第一次感覺到彼此的須臾不可分的緊密聯系，這使中華民族的概念深入人心，國家的認同感日益強烈。
從晚清到民國建立，從袁世凱稱帝再到蔣家王朝，最后到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你可以看到舊的國家權力的衰落和新的國家權力的逐步建立，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的出現，以及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的全面滲透，國家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對社會的強大的控制和動員能力。但不容否認，另一方面，國家公民權利的進展是緩慢的，國家角色的現代轉型尚未完成，民族國家政權建設仍征途漫漫。
我們可以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視角來看待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變遷。黃仁宇，這位“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以“大歷史”觀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的美籍歷史學家，前半生一直在軍中服役：抗戰(zhàn)爆發(fā)，輟學從軍，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參加遠征軍去過印度;內戰(zhàn)早期又前往東北短期任職，后來又做過駐日軍事官員，1946被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1950年再度自費赴美留學，開始了作為歷史學家的后半生。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其實和國家政權建設有某種相通之處，都強調背景和事件發(fā)生的眾多原因的聯系和因果關系。他對“中國大歷史”的關注主要是集中在國家管理這一點上，或者說，就是關注國家最根本的兩件事：收稅和征兵。這是國家政權建設最重要的內容，也是長期被中國學界忽視的理論視角。他的另一個主要理論角度是從農業(yè)社會向商業(yè)社會的轉變來理解現代化的過程。他把傳統的農業(yè)社會與現代的商業(yè)社會看作兩種不同的經濟整合方式。前者是以權力與社會關系為媒介而在各個體間進行的市場交易，而后者則是身份平等的個體通過脫離了具體的、因人而異的社會關系的市場交易。既如此，轉型過程中最應關注：一是將個人從束縛性的社會關系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二是建立市場交易所需的制度基礎的過程(市場經濟的確立過程)。
讓我們感興趣的，不是一個純書齋的歷史學家，而是一個在近現代極為特殊的時空環(huán)境中的真實人生。他既長期在底層社會摸爬滾打，又有接近上層的親身經歷;既屬于黨國悉心栽培的精英，又和田漢、廖沫沙等左翼人士過從甚密;既親歷國家分裂和戰(zhàn)亂的痛楚，又遠赴西方近代文明中心的歐洲追根溯源;既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又受過極為嚴格的美式學術訓練;并且以職業(yè)軍人始，以歷史學家終;以中國人始，以入籍美利堅終。因此，黃仁宇視野極為遼闊，能從多種視角看問題。他通過自己的專業(yè)和歷史知識，把個體的人生經驗發(fā)揮到了極致，完成了認識的跨越。他把歷史學家的冷靜，和普通中國人的日常感性很好地結合起來，從而增加了歷史的質感和厚重，卻又巧妙地避免了主觀性和隨意性。到晚年，他把所有的經歷和知識，都歸結到一點，就是試圖解釋他所感受到的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他曾經談到長期對共產黨土改做法的不理解，然則到了晚年，他跳出了個人恩怨，從社會發(fā)展尤其經濟發(fā)展模式的轉型，從人的自由解放的角度，承認土改在“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坦言接受“歷史的仲裁”。他也多次談到自己在“半是乞丐、半是流氓”的國民黨軍隊中的經歷，說明建立一支統一的國家軍隊的不易。他曾引證黑格爾所說，在歷史中的一種大變動之前，沒有人能洞察其行動的實際意義，雖領導人亦不過較旁人所知略多而已。他說，我們的觀察，則是發(fā)展的過程中極難預見其牽涉之深，范圍之大。從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建立的艱辛歷程，從黃氏光怪陸離的人生際遇及歷史的悲情和感悟，我們可以感知國家角色現代轉型和公民權利確立之艱難。在歷史的大潮中，小人物的命運固然微不足道，但卻可以見微知著，印證社會的規(guī)律，發(fā)現歷史的真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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