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作為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制度體系一直得到廣泛的關注，研究中國的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那初中政治論文怎么寫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guī)砹藘善踔姓握撐?，希望你們喜歡。

　　初中政治論文篇一

　　中國政治學的學習

　　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線索的 政治學(簡稱“六論”，即國家論、政府論、政黨論、階級論、民族論、革命論)已經不能有效地回答重大現實政治問題。以及 中國社會 科學研究的長期停滯已不能滿足人們對理論的渴望，伴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和政治學學科的恢復，西方(主要是美國)政治學一股腦地在中國流行開來。因此，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幾乎都成了“留學生”，要么親自到美國讀書而成為名副其實的留學生，要么潛心研讀外來作品而成為“精神上”的留學生。不加批判地甚至不予反思地接受新理論、新概念的風氣至少持續(xù)了長達20年之久。經過20年的“拿來主義”，該拿來的和不該拿來的幾乎全都拿來了，該到反思的時候了。

　　將 歷史制度主義運用于中國歷史尤其是運用于比較歷史研究時，反思的天窗突然被打開。比較各國歷史會發(fā)現，當下很多流行的理論和概念原來是基于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經驗的產物。不但比較歷史研究能還原真相甚至是理論創(chuàng)新的路徑， 哲學思維對于反思或推動政治學知識轉型同樣不可或缺。

　　反思是建構的開始，而本土文化和本土經驗則是建構自己理論的重要資源。中國不應該僅僅是西方理論的試驗場，還應該是理論的發(fā)源地，從而推動中國政治學的“知識轉型”。我們說“知識轉型”，并不是要拋棄既有的名詞如國家、社會、政黨、利益集團等，而是應該看到同樣的名詞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指。

　　在反思既有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本土資源，中國政治學已經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成就。首先，基于傳統文化和中國政治史的理論創(chuàng)新。

　　其次，基于國家建構和國家治理的經驗，中國政治學提出一些不同于國際社會科學流行的概念。同樣圍繞國家建構問題，我國學者提出民族一國家維度和民主一國家維度，指出非均衡的維度是中國國家建設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通過對中國政治的結構性研究，中國政治學發(fā)現，在基本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中國已經走上了人類文明的主干道一一民主政治!

　　國家 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空缺的隱憂——吳木鑾

　　“2011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評審工作近日落下帷幕。“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空缺。過去十二年中，這個獎項共出現八次空缺。而2000年前共計二十四個項目獲得一等獎。有關人士表示，一等獎出缺是因其評選條件比較高。不過，一等獎高頻率出缺其實還反映了科研資金使用低效率和學術腐敗的問題。

　　基礎研究對中國未來 經濟 發(fā)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零星證據表明，基金使用很成問題。2004年北京司法機關查處一起巨大貪污、挪用公款案件。八年時間內，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一名 會計利用自然科學科研經費下撥的環(huán)節(jié)貪污、挪用公款達2億余元。而審計署公布的2004年度預算執(zhí)行數據表明，自然科學基金會曾擅自將資金借給一家公司上千萬元作為投資，最后這筆資金無法收回，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損失。

　　制度性障礙也將對我國科研長遠發(fā)展造成巨大損害。中國財政收入近年出現實質性增長，科研人員經費也隨之增長。但一些有志于科研的人士發(fā)現，海外一些機構用更少的資金卻產出大量創(chuàng)新和科研突破，我國學者用了人家數倍資金卻常重復別人的成果。一些國家和地區(qū)成熟的做法是，重大科研項目申請由全球相關專家做出匿名評審，成果也要經過類似程序評估。對投入多、產出少的科研單位和人員要進行懲罰。遺憾的是，在我國的學術評價中，專家的知識和官員的權力巧妙結合，納稅人的資金使用效率往往不理想。

　　筆者建議，對于科研申請和成果評價引入一套公正的評價體系。官員的酌處權要受到嚴格限制。有可能的話，自然科學的資金管理機構要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拆解，在評審交給專業(yè)人士處理之后，這些資金提供單位需要對他們的服務水平進行衡量。這樣納稅人的資金才有可能不被浪費，科研產出才能更上一層樓。

　　培養(yǎng)哲學思維需要新的《大眾哲學》——韓振峰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也是一個民族理論思維的基本內核。培養(yǎng)哲學思維需要有一本在內容上體現時代要求、形式上通俗易懂的新時期的《大眾哲學》。

　　七十多年前，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曾出版過一部《大眾哲學》，影響了整整幾代人。為什么?就是因為它“道理深刻但通俗易懂”。正如李公樸為《大眾哲學》寫的序言中說的那樣：“這本書是用最通俗的筆法，日常談話的體裁，溶化專門的理論，使大眾的讀者不必費很大的氣力就能夠接受。這種寫法，在目前出版界中還是僅有的貢獻。”毛澤東說《大眾哲學》是“通俗而有價值的著作”。

　　在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人的思想越來越趨向于“功力化”，行為越來越趨向于“實用化”，追求越來越“物欲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專講“大道理”的哲學書究竟還需要不需要呢?

　　大家知道，當年的德國曾是一個非常重視 哲學思維的民族。正因為對哲學的高度重視，這個國度才造就了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培養(yǎng)了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世紀偉人。如果沒有他們，不僅德國的理論思維會顯得貧乏，整個世界的理論思維也會顯得蒼白無力，因為缺少 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也許有人會這樣說：“哲學書本身就是深奧的，不可能人人都讀懂”。其實這是一種嚴重的認識誤區(qū)。哲學的道理雖然很深奧，但哲學家必須把這些深奧的道理通俗化，把抽象的理論形象化，把高深的學問大眾化。

　　為此，筆者建議：為了把建設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社會落到實處，最大限度地培養(yǎng)和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和群眾的哲學素養(yǎng)和哲學思維能力，必須經常性地要求我們的全體黨員和群眾認認真真、扎扎實實地學點哲學，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的廣大哲學理論工作者應當盡快編寫出在內容上體現時代要求、形式上通俗易懂的新時期的《大眾哲學》。這大概是當前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一個當務之急吧!

　　權力部門吃“特供”加重百姓擔憂——于文軍

　　浙江一些部門和單位借助權力在生態(tài)環(huán)境優(yōu)越的遂昌縣開辟農產品“特供渠道”，讓當地一些綠色農產品基地高標準保障其部門和單位內部供應，干部有了“特供菜”。

　　政府權力部門利用權力搞所謂“特供”，就是搞特權，權力自肥的表現。這些部門握有權力與資金，以各種名目進行權力尋租，把公共資源作為交換籌碼，以權謀私，以低價甚至超低價享用著優(yōu)質的、普通百姓享用不起的綠色食品，侵害的是公眾的利益，散發(fā)著令百姓痛恨的腐敗臭氣，怎能讓公眾建立起對政府的信任感?

　　政府權力部門利用權力搞所謂“特供”， 自然影響到這些部門打擊查處有毒有害食品的信心和積極性。當這些部門官員安心享用著綠色的“特供”食品，他們怎么感受到食品安全危機下老百姓的忐忑不安7會對食品安全有切膚之痛嗎?還會使勁保護老百姓的“菜籃子”、“米袋子”嗎?

　　政府權力部門利用權力搞所謂“特供”，也降低了老百姓對食品安全的信任指數。權力部門都不信任市場上的食品，開始消費“特供”食品了，老百姓還敢吃嗎?更加憂心忡忡。

　　前不久，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談及食品安全問題時說：食品安全問題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問題。我們這里的官員也沒有特供，吃的東西跟大家一樣，都是在街上買的，我們也有切膚之痛。這番話意味深長，耐人尋味。人的生命尊嚴與健康權利是平等的，對食品安全的需求也是平等的，都必須滿足，沒有官民、貧富、貴賤之分，沒有城里人與鄉(xiāng)下人之分。我們除了要繼續(xù)強化食品安全的理念，還要進一步樹立食品安全平等的理念，對“食品安全雙軌制”零容忍，取締“特供”“專供”食品，讓人民公仆和人民同吃一個“米袋子”里的米，同吃一只“菜籃子”里的菜，同甘共苦，同舟共濟，這樣，老百姓才有希望獲得最公平、最滿意的食品安全。

　　初中政治論文篇二

　　中國鄉(xiāng)村政治生態(tài)

　　摘要：朝廷圣明而地方糜爛，是中國民間傳統的一貫錯覺。皇上好而貪官壞，是近年來無論戲劇還是現實給民眾形成的教化。鄉(xiāng)鎮(zhèn)負責“三農”問題，是國家穩(wěn)定的基石和前沿，看起來無所不管，實際則沒有什么權利，更多的時候，鄉(xiāng)鎮(zhèn)干部要向農民鞠躬作揖。研究基層政權在汶川大災下的危機運作，檢討大災前后的經驗教訓;從重建家園到重建基層民主和法制，然后層級遞進;真正在廢墟上解放思想，探索制度創(chuàng)新，這應是上下共通的美好愿景，也是大災留給我們這一代人的惟一財富。

　　題記：本文是一篇社會學意義上的鄉(xiāng)村報告，來自于筆者的田野調查，以及災區(qū)親歷過程和追蹤采訪記錄。鑒于社會學著述不忌體裁，所以行文不免恣意隨性，但所有事實均非虛構。按照研究慣例，人名地名皆有所處理。感謝所有為此寫作給予理解支持和方便的人們;也謹此紀念在汶川曠世大難中不幸逝去的所有同胞。

　　一

　　公元2008年5月12日，農歷四月初八，老黃歷稱為丁巳月壬子日，丁巳屬火，壬子屬水，日月干支水火交攻，民俗謂之“天沖地克”。立夏已經六天，盆地開始悶熱;再過九天就是小滿，馬上就滿倉滿缽了。

　　這一天按中國古代星象學的說法，值日星宿名“昴”，屬于白虎星之一。按佛歷來說，這一天卻很好，是佛誕日，民間的佛徒要洗佛像，還要放生祈福。但是對于泛神崇拜的華夏民族來說，這一天還是牛王的生日，要祭祀和感謝給農業(yè)帶來了巨大福祉的耕牛。

　　在初夏的陽光下，四川盆地特有的眾多寺廟瓦頂，在十方叢林之中，泛濫著溫暖的回光。一個老大娘挽著提籃香燭，蹣跚在山路上，她正要去給菩薩敬香。而區(qū)委書記老吳則驅車在高速路上，接到通知要去省委黨校學習“十七大”精神。農夫老張在門口磨鐮刀，村長老謝在水庫邊的農家樂請客，某鎮(zhèn)黨委書記在通知干部開會。

　　午時三刻，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同時敲響了下午課的鐘聲，孩子們陸續(xù)進入教室。

　　二

　　下午兩點28分，我正在川西北某市的紋江區(qū)大龍鎮(zhèn)政府采訪一個退休返聘的基層干部。這時突然大地開始搖晃，整個四川盆地似乎像被造物主端起來顛簸了一遍，時間長達五分鐘之久。

　　在水庫邊喝酒的村長老謝，被第一排巨浪打濕衣褲，他驚恐地看著燒開了似的水面，以為水怪現身，但是很快意識到地震來了，甩開客人直奔村里廣播站，開始高喊老鄉(xiāng)們快跑，快離開房屋。區(qū)委書記老吳的司機感覺把握不住方向，停車下來檢查輪胎，老吳發(fā)現他們停在一座橋上而橋還在顫抖，意識到地震急忙驅車趕到出口，轉身回程。他雖然當時還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災難后果，但已經直覺到這次的學習肯定是要取消了。

　　大龍鎮(zhèn)的書記在大地停止篩糠時，立馬在院子里命令所有干部立即到所轄各村組去搶救人員，并檢查房屋水利等損毀情況。而鄰縣那個開會的鎮(zhèn)黨委，則幾乎是在地震的前十秒就被垮塌的樓房掩埋了，幾十個生命轉眼化為灰燼，逃出生天的只有四人。而在那一刻的四川，更多的學校則像多米諾骨牌似地接連倒塌。

　　那一刻，磨刀的農夫老張，飛快地跑出屋檐;看著自己支離破碎搖搖欲墜的房屋，確實十分生氣地罵道――龜兒開發(fā)區(qū)，你蝦子放炮就放炮，何必裝那么多炸藥嘛!老子看你敢不賠我的房子!在此后的很長時間里，他和許多人一樣，將要為誰來“賠償”他們用一生艱辛才初初建成，現在卻轉眼損毀的房屋而發(fā)愁和奮爭。

　　三

　　一般而言，天災是從天而降的，但是現在，卻突然從我們腳下冒出。在此之前，雖然中國的地震局和氣象局一樣，從北京到任何縣都有建制;但是在平時，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為各個建筑施工單位，提供一種地質鑒定服務。沒有他們蓋章認可，施工就是違法，因此也要收取一點費用，聊以養(yǎng)活幾個公職人員。從形式上看，這確實更像一個官辦的“地震服務公司”。基層地震局和氣象局不一’樣，雖然也負責所謂的監(jiān)測，但無須天天向老百姓預報。人類對天空的認識高于對地下的了解，因此全世界基本都認為，地震確實是難以預報的。

　　中國幅員遼闊，似乎每年都有一點地震。由于震級和烈度都小，且多在邊遠人稀之地，所以一般未能引起大眾的關注。干部和群眾都以為事不關己，仿佛相信鄰國不會憑空偷襲我們一樣，大家對天天嚷著要愛護的地球，確實還是充滿了單戀和信任。因此各級政府領導，一般不會去研究什么地震應急預案;就算有預案，那也是閉門造車完成的，和實際災難發(fā)生的時候完全不同。比如所有應急預案都沒想到災難發(fā)生之初，首先就會通訊和交通斷絕。一切都是建立在暢通的前提上，一旦失去暢通，就意味著每個基層干部，都要憑自己的直覺和慣例去單兵作戰(zhàn)。指揮中心實際還將處于較長時間的聾啞狀態(tài)，前線和雷區(qū)究竟在哪里，還需要類似古代的八百里快馬驛傳才能得知。

　　而老百姓和孩子們，也基本沒有進行過地震避災減災自救教育。所以當災難不期而至后，我看見的是無數茫然的面孔。誰都不曾想到，此后的漫長時間，他們將要在這塊膏腴之地上，面對如此眾多的新鮮問題和艱難人生。

　　四

　　關于這場命名為“汶川大地震”的全方位報道，由于事發(fā)突然，新聞界用前所未有的勇敢和透明，已經做了基本詳盡的記錄。我在這里，只想就我跟蹤調查的紋江區(qū)抗震救災為觀察原型，來具體解剖和闡釋中國基層政權的危機應對和運作狀況，用以探討社會學意義上的各種“地震次生災害”的預防。

　　紋江區(qū)是才恢復十年的縣級建制，與德陽和綿陽的幾個重災區(qū)接壤，相去汶川直線只有80多公里，距離北川和什邡地界更近，開車大約一個小時。奇怪的是，地震死神在沿著龍門山斷裂帶揮灑它的潑墨大筆之時，確實在紋江區(qū)出現了一片奇跡般的飛白。于是，這個本來只有24萬人的地方，傷亡的僅有317人。但是畢竟位于震帶要沖，還是倒塌房屋十幾萬間，損毀二十幾萬間，直接經濟損失也達116億元。

　　這樣的人財損傷，與動輒死亡數千的鄰近地區(qū)相比，自然不被媒體大眾和上級特別關注，因此在整個災情的新聞報道中，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小城，依舊還是不為人知。然而死者長已矣。在掩埋完大野尸骸之后，真正需要持續(xù)救助和面對的，卻是這些陡然之間失去平生財產的災民。而對于這些重新洗白的幸存者，已無重災區(qū)和輕災區(qū)的區(qū)別，所有失去房屋家產的人們，他們的困難、恐慌與煎熬，和所有難民如出一轍，每個人的表情都充滿了焦慮和迷茫。大家篳路藍縷好不容易初見端倪的所謂新農村，揮手之間，又將許多人打回了起點。這樣的遭遇，任誰都可能心急火燎。

　　五

　　但是應該憤誰呢?很顯然，這場災難確實不是政府搞開發(fā)放炮引起的。農夫老張磨好鐮刀卻懶得去收割，他固執(zhí)地拉著巡視災情的書記老吳質問――你們共產黨天天說為人民服務，發(fā)生這么大的事，你咋個也不打個招呼?那你們哪個負責賠我的房子嘛?

　　只能苦笑的吳書記也有困惑，他很清楚，集他所能支配的地方財力，賠償根本無從談起。況且縱觀全世界，有為天災向人民完全“賠償”和徹底買單的政府嗎?政府的職能是組織救助，在巨型天災面前，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扮演無所不包的萬能救世主。對于中央政府究竟要怎樣來解決

　　整個災區(qū)災民的民生問題，暫時還只能觀望每天正陸續(xù)出臺的各項賑災政策。但是組織大家生產自救，卻是他眼前必須迅速回應的問題。

　　盡管地震以來，作為守土有責的“封區(qū)小吏”，他和區(qū)長老許已經迅急調查清楚轄地內的災情并層層上報了，但由于同屬一個市的鄰縣綿竹和什邡，還在各種鏡頭下大規(guī)模搶救廢墟中的孩子，因此上級要求他們穩(wěn)定自救的同時，只能暫時先撥一筆救災款和物資。安撫逝者家屬，搶救傷殘人員，調集飲料食品，救助重災群眾，這是官員的常識，一切都可謂井井有條。但是他們每天無論是駐扎在臨時搭建的避震柵里，還是奔波于檢查鄉(xiāng)鎮(zhèn)的坎坷路上，內心依舊惴惴不安。

　　在基層工作多年的經驗告訴他們，人的最大本能無非生命和財產;當生命危機渡過之后，對財產的訴求就會接踵而來?？粗芈钒傩盏睦险瑥U墟和披掛拼湊的臨時窩棚，心底浮出的悲憫又豈亞于電視機前的揮淚觀眾。如何為百姓撫平創(chuàng)傷，如何讓災民理解政策，如何恢復社會秩序，在穩(wěn)定下抗震救災，這才是他們作為一個地方官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惟一得意的可能還是剛剛調整完的這批基層干部。當老吳還在風馳電掣往回趕的路上，大多數無法通訊聯系到的干部，皆已各自開始救災行動。因為失去通信，區(qū)長老許只能見誰逮誰，馬上分成十個組下鄉(xiāng)了解災情，一切都在亂而有序地進行。救死扶傷是首要大事，煤氣管泄漏邊上的小學，要把孩子們安全疏散。而“聯鎮(zhèn)幫村駐組”的干部已經各自上路;農民的“火三輪”已經把各村的傷員迅速送到了醫(yī)院，而醫(yī)院則已經在臨時帳篷中開始手術。而那時，余震的威脅還在騷擾驚慌失措的民眾。電視臺仍在播報，警察也在巡街，金河鎮(zhèn)的書記鎮(zhèn)長還在帶領警察和民兵從廢墟中刨人。一切看上去似乎都還正常，小城仿佛在一場大戰(zhàn)的間隙，平靜地在廢墟邊舔血療傷。當確知沒有學?？逅鷽]有大規(guī)模死亡之時，他們都略略松了一口長氣。

　　六

　　古代中國皇權不下縣，草民遇災年，縣衙頂多能做的是開倉放糧架鍋臺粥。但是進入現代文明國家，基層政權卻是必須要管百姓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甚至可以說，這是縣鄉(xiāng)兩級政府的主要職責所在。因為管理好這些，災民才不會變?yōu)轲嚸?、刁民甚至暴民，天下也就不致陷入亂局。

　　在中央政府和外省救援的物資還沒調來，甚至調來暫時也還輪不到紋江區(qū)之時，黨政領導首先要忙的肯定是，憑借個人關系在各地調集這些平時無需而此刻緊俏的物資，比如礦泉水、彩條布和帳篷，等等。成都的礦泉水廠已經需要救災總指揮部開批條才能買到200箱。而我親眼所見的綿竹漢旺鎮(zhèn)周邊的農民，已經開始搶水，甚至在路邊跪著乞求救援車輛的施舍。災年里最初的饑渴從水開始，恐怕這也是許多外人難以想象的辛酸。好在老吳的朋友在省委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終于為他周濟來幾車解民倒懸的水，可以暫時穩(wěn)住陣腳。

　　當周邊兩縣物資基本飽和之后，水和干糧終于逐漸輪到了這里。民政局拿到幾車這些珍貴而不昂貴的飲食，立即分配到災情較重的三個鄉(xiāng)鎮(zhèn)，以為可以聊慰民情。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卻讓每個人大感意外。

　　七

　　鄉(xiāng)鎮(zhèn)干部是國家最底層的公務員，再之下的村組干部就是只拿補貼的農民了。當國家取消農業(yè)稅征收之后，鄉(xiāng)鎮(zhèn)干部進行了大幅裁員，這兒的編制則是每個鄉(xiāng)鎮(zhèn)只有14個干部。鄉(xiāng)鎮(zhèn)財權上交，由區(qū)財政統一安排經費，稱為“報賬式”財政。在平常歲月，鄉(xiāng)鎮(zhèn)負責“三農”問題，是國家穩(wěn)定的基石和前沿。看起來無所不管，實際則沒有什么權利。尤其在國家規(guī)范了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職能和紀律之后，更多的時候，是他們要向農民鞠躬作揖。

　　地震陡然發(fā)生，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規(guī)范動作，就是馬上分頭下村組，調查核實災情，搶救傷員，火化逝者;然后再給每個垮塌房和危房拍照登記。當然同時還要檢查轄內所有的公共設施道路橋梁水庫灌渠，等等。之后才是盡快登記那些衣被糧食都被掩埋了的困難戶，趕緊設法申報救助。不過還有一個似乎更重要的任務，那就是大災當前，更要了解和控制鄉(xiāng)村的情緒：把所有平時掌握的容易沖動的人，適當地安撫甚至密切注意起來。

　　最初的十來天，多數災民還在沉重打擊下懵懂沉默。從廢墟中扒拉殘物，在空地上搭建窩棚。田里的莊稼該收該種的，一點都不能耽誤。農事是和天時緊密聯系的，等秧苗下地，雨季就該到了。秧田要水，可是窩棚中的老小卻要怎樣才能捱過那些即將到來的汛期風雨呢?這時，農民就該要想起他們頭上的政府了。

　　通常一個鄉(xiāng)鎮(zhèn)下轄十來個村，每個村又有七八個到二十幾個組，每個組大致散居著幾十戶人家。鄉(xiāng)鎮(zhèn)十幾個干部，要在短暫的時間內馬上弄清上述那些問題，要走訪近萬的人戶，確實并非易事。但是上面無論財政、民政、水利、交通、教育、電力等等各部門，都等著要鄉(xiāng)鎮(zhèn)的數據。這是一個用各種表格和數字管理的國家，不及時厘清和上報這些數據，則會影響救災的大計，在這種十萬火急的時刻，是要誤輒得咎的。

　　就在數據都還沒完全嚴格核實之時，中央的政策又早已通過電視廣播傳遍了全國。國家首先出臺的救災政策是，每個災民每天十元錢一斤糧食，只給三個月。但是哪些是災民，哪些可以得到這點補貼，這卻是要地方政府把關審核的。關鍵還有一個問題是，國家給了政策，但是錢糧還需時日調撥，而這時，零星的捐贈卻先到了。鄉(xiāng)鎮(zhèn)干部看著半車牛奶半車方便面半車礦泉水半車面包，不僅沒有轉憂為喜，反而更加愁上眉梢了。

　　八

　　救災本質上不是甘霖普降，不可能每一個人都仰沾時雨。因為天災原本不均，個體有死有傷，也有秋毫無犯的;房屋有垮有裂，也有堅如磐石的。因此，任何國家任何時代，救災都只能救死扶傷，扶危濟困。但是中國農村的特殊情況是，雖然土地承包已有二十幾年，也不乏率先致富的人家，然而農業(yè)稅的解除不過才兩三年，多數不在都市邊緣的農家，還是生活在小康標準之外。沒有出門打工人口的農戶，基本只能維持溫飽;而打工的農民，除開極少數之外，究竟每月能拿到多少薪酬，但凡有良知的國人，應該比較清楚。

　　因此只要流年不順，遭遇兇災，多數農家還是沒有抵抗和自救能力的。更何況余震還在持續(xù)，每家都還在窩棚里掙扎，暫時未垮未傷的物業(yè)，天知道在接下來的未知災害中還能余幾。正是這樣一種恐慌心態(tài)，使得所有的農民，皆有自認災民身份的愿望。每個人都擔心，假設在最初沒有被納入政府救助的視角，那么未來所有的上恩，都有可能被漏掉。這樣的不安全感再加上不可否認的國民性痼疾，使得多數村民都會盯住那些本來不多的物資。

　　鄉(xiāng)鎮(zhèn)政府拿到幾車東西，按基本常識，就是馬上分發(fā)到相對受災較重的村，再由村委會根據實情分發(fā)到最需要的組以及農家。村委會如果是大宗的國家補助，必須要經過各組的村民代表討論，推舉名單，進行公示，沒有異議再實施下發(fā);這樣既體現了基層民主，也避免了官民矛盾。但是眼前災后亂局，各家都在忙乎自己的食宿雙搶等諸多問題，召集會議本難;而下來的物資屬于社會捐贈的部分，到村級單位時往往只有酸奶幾箱，餅干幾箱，礦泉水幾箱。村里拿財政津貼的村官只有支書、主任和文書三人，要面對全村兩三千人丁，如何分配這點物資，就成為頭疼的問題。 　　古圣曰“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憂患實際上幾千年下來，依舊還在困擾國人。村官都是本鄉(xiāng)本土的農民，與本村群眾皆有各種親友族戚關系;你本來據實分發(fā)的重災戶，恰好可能就有你的遠親，于是沒有分到的輕災戶，必然就會指責甚至告發(fā)你徇私舞弊假公濟私。鄉(xiāng)村社會本來就是一個熟人社會，為了原則上的公正卻可能得罪情義上的鄰居，這對并非公務員的村官來說，自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于是多數村官就會選擇一種所謂的民間智慧――有馬大家騎，然后我們就會看見所有的村民排著長隊，拿著杯子來分酸奶、礦泉水甚至大米的可悲場面。這樣雨露均沾，固然都不解渴，但不花錢的滋潤，總算聊勝于無;最起碼說，可以減少許多紛爭和質疑。就是真正最苦最需要的農戶，也不敢伸張多要幾分而開罪眾多的鄰人。

　　這樣做，村組的矛盾似乎暫時掩蓋，但是賑災的目的卻已經偏離。因為挨餓的依舊還在挨餓，他不敢在村組的熟人社會喊冤，卻肯定會在縣府等上官面前叫屈。書記老吳和區(qū)長老許及其他領導，這會兒都是要每天下村查訪的，而市委也會派工作組微服私訪檢查救災。危機時刻再加信息社會，普通百姓的哀鳴，此際就有可能上達天聽。村官這樣敷衍省事原無從追究，更何況村中無將，你還不敢臨陣換馬。但是區(qū)鄉(xiāng)干部是食俸祿的吏員，卻不敢默許這樣的平均主義。聽罷災民投訴，自然要整頓基層做法。鄉(xiāng)鎮(zhèn)干部對村組的應對之策多數時候心知肚明，雖不敢茍同，卻也束手無策。因為換成他們自己來分配有限的這點物資，首先人手不夠，其次必惹更多非議。與其被指責私吞不公。還不如順從“多數人的弊政”。

　　就是這點水米，發(fā)了重災的張村，輕災的李村就會來吵鬧――困窘是普遍問題，政府何以偏心?假設恰好鎮(zhèn)長的岳父在張村，則更會引發(fā)私德的攻訐。鄉(xiāng)鎮(zhèn)一級還有更多的要務要處理應對，總不能完全陷入盆盆盞蠡的瑣屑事務。以致最后，上級要分配明顯不夠的賑災物資，干脆拒絕不要。小恩弗遍，不如不施。寧可個體嗷嗷待哺，也省得群體憤憤不平。

　　這樣是不是就平息了鄉(xiāng)村的是非紛爭呢?微風起于青萍之末，卻有可能在另外的山谷掀起颶風行動，這就叫系統論里的“蝴蝶效應”。

　　九

　　萬家鎮(zhèn)是區(qū)里的城關鎮(zhèn)，集中著五六萬居民，其中有不少下崗的職工，還有土地被征用了的農轉非群眾。由于多是新建房屋，因此地震中很少垮塌，只產生了一批危房。為了避震，大家還是居住在政府和自己搭建的棚里，生活當然有所不便。但是由于紋江區(qū)很快恢復水電氣，市場供應也能保證，因此基本沒有災荒問題。鎮(zhèn)里也收到過一車礦泉水，考慮到無法均分，干脆拿去捐贈給了重災的鄰縣。這樣做，上級自然也難以非議。

　　電視上天天播報國家救助和社會捐贈的巨大數字，但是這里的老百姓似乎還沒領到一瓶水;畢竟同屬災區(qū)，內心不免忿忿。地震之后第九天，一輛救災物資車開進了本來狹窄的街道，在一個服裝店門口停下。一個武裝部的聘用人員下來，往店里搬運方便面火腿腸和飲料。鄰居薛跛子是一個吃低保的殘疾人，看見后上去質疑，彼此口角，薛遂對著街面高喊：有人私分救災物資啊。頓時引來無數圍觀且義憤填膺的群眾。薛同時還給書記老吳電話舉報，老吳在鄉(xiāng)村巡視，聞訊立即飛車趕回。

　　該聘用人員也向派出所報警，說有人哄搶救災物資。老吳和警員趕到現場時，他已經被憤怒的群眾嚇跑了，那輛貨車也趁機開走，現場只剩一部被群眾包圍的吉普。老吳問明情況，立即向群眾保證，一定要徹查此事，給老百姓一個說法。警員也很快拘捕了該人并亮相，同時馬上在群眾監(jiān)督下搜查商鋪，抄出來全部一起十幾箱飲食和一頂帳篷。商鋪貼上封條，該人被帶走審訊，群眾慢慢散去。

　　區(qū)委緊急召開會，查明情況是――該人乃去鄰縣綿竹漢旺鎮(zhèn)參加營救的民兵，曾經在廢墟中救出十多個人?，F從漢旺鎮(zhèn)撤退，剩下一些救援物資。領導向上級申請，要求給每個救援人員一點物資補助，理由正當，就撥給了他們一些。他按照領導要求，押車挨家送貨，接著把自己那一份送到自己女友商鋪卸貨，立馬就激起了民憤。

　　這樣的行為本來是領導考慮欠周，加上他語言失當，自然容易引起群眾誤會。地方上為了暫時平息民憤，只好把他先拘押起來。但是事猶未了，到了下午，更多不明真相的群眾開始聚集在商鋪門口，謠言四起，紛紛流傳說官員私分救災物資，百姓至今無人救助。尤其放假的中學生盲目參與進來，一時群情激憤，瞬間就要惹出大規(guī)模群體騷亂。本來就在危房叢中，一旦余震突來，滿街擠滿各種看客，群眾生命危在旦夕?？墒侨珔^(qū)僅有二十幾個機動警力，全部到場，很快化在人海之中看不見蹤影。

　　防不勝防的危機在應急預案之外突然形成，基層政權又該如何來應對并化險為夷呢?紋江區(qū)的星星之火，假設引燃周邊的重災區(qū)，后果誰敢承擔。

　　十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防止大規(guī)模群體事件，已經成為各級領導守土有責的第一任務。穩(wěn)定壓倒一切，是上下明確的責任。在穩(wěn)定中改革開放，在穩(wěn)定下和諧發(fā)展，這是執(zhí)政黨追求的最高目標。天災來之不預，誰也難擋;救災減災，政府行為已經基本贏得國際和自己人民的認可和贊譽。但是如果人禍接踵而至，那所在地的官員肯定難辭其咎，更重要的是，良心何以面對雪上加霜的一方百姓。

　　書記老吳久歷基層政場，且富人文情懷，焉能無此種敏感直覺?雖萬人叢中，吾往矣――這樣的任事膽魄，在關鍵時刻能考驗決策者高下的素質。他一邊向市里報告(這是絕不能隱瞞的大事)，一邊請求增援警力維持秩序，一邊安排各部門干部全部上街勸阻群眾，一邊大膽走向了開始狂躁的人群。

　　他在此地為官已久，平時老百姓多也認識;自信心以及第一責任人的身份都不容他半點含糊。但是災后百姓還在余震焦慮壓迫下，寢食難安自然肝火正旺。兼之多年體制性的積弊，難免使得各級政府的公信力降低，在全國都在關注救災錢物的監(jiān)管問題時，這些確實還未領到救助的災民，自然容易信謠傳謠而大有踏平腐敗之氣。他與市上來的一位領導登上一輛已被失控群眾砸破的警車之上，向群眾喊話，半導體的微弱聲音完全被淹沒。區(qū)長老許帶一干人盡力維護著誰也難以維護的秩序。他們看著腳下鬧事的多是中學的憤怒孩子，只能讓趕來救援的防暴特警漸次撤退，絕不能另外再引發(fā)流血沖突。

　　不可否認，任何這樣的群體事件，都有少數充滿積怨的人在挑燈撥火。但是憤怒是天然具有傳染性的情緒，尤其在夜幕和人海之中，難免也有很多趁機出手的狂暴青年。在大災的背景下，災民裹挾著普世同情;政府采取任何強勢手段來干預，都很難占據民間的道義優(yōu)勢。但是任之燎原，又可能帶來滅頂之災。于官于民于社會，皆是萬劫不復的深淵。

　　區(qū)委和政府的分寸，決定事件的成敗。他們迅速號召所有的老師找學生，家長叫孩子，廠長找職工，居委會找居民。所有的干部上街分解人群，解釋真相。最后老師和學生手牽手隔開人群，掩護警察撤退，避免身體沖突。這樣的舉措很快見效，當夜群情平息。再通過電視廣播和社區(qū)人員，挨家挨戶向市民說明情況，澄清謠言，又緊急調來各種物資迅速分發(fā)安撫，一場差 點釀大的危機，終于被消弭于無形。但是重建家園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還會在其他隱性的問題上再次卷起狂瀾嗎?這對每一個施政者都是一場持久的考驗。

　　十一

　　每天發(fā)放十元錢一斤糧，這是國家針對真正的災民出臺的專項臨時政策，救助期限是三個月。并不是每個戶籍在災區(qū)的人都能均享這種補助，國家規(guī)定可以享受此政策的是“三無”人員――無房可住，無生產資料，無收入來源。至于是“三無”齊備的還是只居其一的，這個標準其實是可以由地方靈活掌握的。

　　鑒于德陽市確實災情嚴重，尤其什邡和綿竹死亡較多，于是決定在這兩市實行全部人員發(fā)放。其他幾個縣區(qū)，還是要有所區(qū)別并制定相應細則才行。這就給這幾個縣區(qū)帶來了巨大麻煩。紋江區(qū)討論的細則是――房屋全部倒塌戶、房屋嚴重受損無法居住戶和貧困戶可以全部納入;房屋局部倒塌或嚴重受損戶，可根據家庭人數和經濟狀況，納入1-2人。干部、職工和教師全部不享受此政策。

　　按理說，這個細則不可謂不細，村組比照自然就能馬上確定補助對象。但是，中國的鄉(xiāng)村世界遠非外人所想那么簡單;就一個貧困戶的定義，就可以為難死你。因此，為了預防做了好事還挨罵，在程序正義方面又設置了三個步驟――各村組村民代表大會推薦，村公告欄公示，鄉(xiāng)鎮(zhèn)審核上報。這樣看來，一切應該順理成章地好辦了，可是直到今天(震后18天)，幾個縣區(qū)的這個特旨恩蔭，還是難以下發(fā)。

　　原因何在呢?因為可以拿到900元錢、90斤大米。這對農村而言，可不是一個小數。如果不是人人均沾，那多數人都難得謙讓。有的農戶已經搬到省城和經商的兒女生活了，聞訊也要趕回來討要這個恩惠，更不要說還在土地上討食的村民了。他們的邏輯也很簡單，似乎也在理――都是災區(qū)人，憑什么鄰縣都是全有?再說黨中央給的福利，你地方政府憑什么要扣壓?你敢不給，我就敢告發(fā)你們克扣災糧，摘了你們的花翎頂戴。

　　朝廷圣明而地方糜爛――這是自古中國民間文化傳統的一貫錯覺。皇上好而貪官壞，這也是近年來無論戲劇還是現實，多多給民眾形成的教化。部臣閣僚做好人易，底層吏員做惡人多，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村組如果把全民報上，鄉(xiāng)鎮(zhèn)有受災照片檔案，那也不可能更不敢拿去糊弄上級。于是在程序正義的第一步，就出現了卡殼。真正的災民無法推舉出來，因為多數人會要爭取這一“有價身份”。

　　當然也有一個鄉(xiāng)鎮(zhèn)立馬就報上了名單，人數基本符合上級掌握的實況。但是鄉(xiāng)村工作經驗豐富的領導，豈能不懷疑此中有貓膩?于是派員私訪調查，原來是各村組達成民間協議，以真實的災民身份去領這個錢糧，但是必須到村組后再來一次基本平衡的瓜分。比如災民拿六成，其他人拿四成。這樣的妥協總比都不拿看似要好，那上面可以不干預嗎?

　　如果官員的政治經驗不豐富，知道此中實情，也許就裝聾作啞得過且過。但是書記區(qū)長卻不能同意這種喪失原則的做法，因為這里面又有可能留下巨大的隱患――災民為了眼看就能到口的糧食，不得不和村民妥協。但是事后困難依舊，他不會找鄰人討要，卻有權向上級政府討要。而且他有十足的理由和證據去檢舉基層政府，確實克扣了他應得的份額。給的十元錢，到你區(qū)鄉(xiāng)變成了六元，另外的四元是否貪腐，那可是真難澄清的渾水了。

　　幾十年來，農民和基層政權都在進行這種無形的“博弈”，甚至都要精于算計才行;誰要失算一步，就會蒙受損失;有時甚至常常是雙輸。如何雙贏，這才是一個大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