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鋼筆書法作品欣賞
隸書字體結(jié)構(gòu)整齊,筆法富有變化,莊重大方,藝術(shù)性強,為人們所樂于應(yīng)用。隸書書體的出現(xiàn),在中國文字發(fā)展及書法發(fā)展的歷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下面小編帶給大家的是隸書鋼筆書法作品欣賞,希望你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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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揚個性的清代隸書
清代是一個政治上昏聵、腐朽、沒落的王朝,而書法尤其隸書卻在這個時代得到復(fù)興。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隸書自東漢桓、靈之后,形勢急轉(zhuǎn)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問津,“篆籀八分,幾于絕跡”。而被尊為帖學鼻祖的“二王”書風,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極力推崇,長期籠罩書壇。以“二王”為衣缽而失之于“俗”的元人趙孟頫書及失之于“軟”的明人董其昌書,本不足為重,卻深得明清皇帝的賞識,以致出現(xiàn)了從明季到清初趙、董書風交相輝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舉而館閣體興,千人一面,一字萬同??梢哉f在“二王”帖學范圍內(nèi)討生活的清人書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極。物極必反。書法藝術(shù)這種自身的矛盾運動,客觀上為隸書的復(fù)興積聚了巨大動能,猶如一座巨大的活火山,一觸即發(fā)。一方面,康、雍、乾時期,清政府為了強化皇權(quán),防止顛覆,加緊了對漢人中學人思想的鉗制,以致文網(wǎng)密布。為了逃避殘酷的現(xiàn)實,人們不得不轉(zhuǎn)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則致力于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證。于是,作為記載著漢代文獻史料的碑刻,受到人們的空前青睞。同時,漢碑書法藝術(shù)的美學價值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與重視。許多人考證之余便埋頭于漢隸書風的探究,學界由此大興“漢學”和“尊碑卑帖”之風。顯然,是至今想來還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獄”激活了“隸書”這座沉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
此外,清初幾位先知先覺、具有強烈個性的大家對清隸復(fù)興亦功不可沒。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書名重于世,作風仍屬帖學一路。但他從言行上已很透徹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說:“漢隸之不可思議處,只在硬拙。初無布置等當之意,凡偏旁寬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機。”尤其是他的四寧四毋(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的美學思想,更是道出了與嫵媚婉秀,充溢著陰柔之美的帖學風范格格不入的藝術(shù)主張。他身體力行,行草之外,兼習分隸。盡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樸真率的情趣,一掃晉唐以來八分惡習,在當時具有強烈的反叛意義。因此,傅山可說是清代碑學崛起、隸書中興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譽為“清初三隸”的王時敏、鄭簠、朱彝尊。鄭、朱二人殫精竭慮,提倡碑學,畢生浸潤于金石的研究與考證,且注重實踐,創(chuàng)造出了個性鮮明、具有很高藝術(shù)價值的八分書體。王時敏于畫學雖為復(fù)古守舊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漢,帶有古氣。線條也不象唐隸那樣浮滑單薄,用墨上更沒有明人那樣“黑”、“死”,很講究蒼澀渾潤的變化。就這些而言,他的作品較之唐隸還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隸”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書壇分隸的水準,為后來的復(fù)興奠定了基礎(chǔ),打開了通路。最后是作為朱明后裔的高僧石濤。石濤以其巨大的繪畫成就與創(chuàng)新精神倍受人們欽慕。在書法上,他也是提倡個性解放,尊碑卑帖的一個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樸有致,不格繩墨”,氣格非凡,為隨后的書家沖破晉唐以來隸書樊籬提供了又一嶄新的“旗標”。
清代隸書復(fù)興的元氣得力于清代的金石學、考據(jù)學、文字學等樸學文化的滋養(yǎng),一些漢學家樸學家以其深厚的學術(shù)修養(yǎng),提筆書隸,具有學者風范。茲后興起的碑學思潮,推波助瀾,開拓了書法家們的審美視野,形成了新的隸書審美觀。金石碑版簡牘不斷有新的出土,即使人們眼界大開,又為新的隸書審美觀起到了支撐作用。近現(xiàn)代印刷技術(shù)普及,傳世碑帖珍拓和出土書刻得到較廣的傳布,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學習、研究和晶賞。凡此種種社會文化因素,都對隸書的復(fù)興有著或大或小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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