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書法作品欣賞_魏碑書法欣賞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創(chuàng)造了許多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中國書法藝術(shù)在以中國語言文字為載體的基礎(chǔ)上發(fā)揚光大。萌芽于東漢的楷書，更是以其獨特的實用性和規(guī)范性，受到歷代帝王和文人書家的厚愛，在書法史上產(chǎn)生了兩座楷書高峰，“魏碑”和“唐楷”，這是我們當代學習楷書的經(jīng)典范本。下面是小編帶來的魏碑書法作品欣賞。
魏碑書法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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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相關(guān)分類
主要有四類：造像記、碑碣、障崖、墓志銘。
造像記
造像記是佛教興盛的產(chǎn)物。北魏時代，鮮卑貴族和親強地主大興佛教。于是，寺院郁起，造像迭生。造像者發(fā)愿的記錄一一造像記則應運而生。
魏碑中屬造像記
北魏時期造像記最受后人推崇的是《龍門二十品》?？涤袨檎f：“龍門造像自為一體，意象相近，皆雄俊偉茂，極意發(fā)宕，方筆之極軌也。”他又把其書法風格析分為四體：“楊大眼、瑰靈藏、一弗、惠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沉著勁重為一體;長樂王、廣川王、太妃侯、高樹，端方峻整為一體;解伯達、齊郡王祐，峻骨妙氣為一體;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zhèn)橐惑w”〔《廣藝舟雙楫丨余論第十九》〉。造像記雖非出于一時一人之手，但其風貌都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審美風尚和追求。
北魏時期造像刻石行業(yè)當是極其發(fā)達，僅從北魏立朝一百多年竟留下二千多方造像記中可見一斑。二千多方造像記中許多與《龍門二十品》迥異，有的與晉唐書法近似，這說明以造像刻石為業(yè)的多是漢人。從《龍門二十品》多為鮮卑貴族造像記這一情形可以看到，鐫刻者是受到貴族青睞的、行業(yè)之中的佼佼者。《龍門二十品》出于何人之手，是刻手自書自刻，還是與行業(yè)中的書手合作而成，多數(shù)已不得而知。但刻工于其中的創(chuàng)造是明顯的：棱角分明、斬釘截鐵的筆畫，純?yōu)殍F刃大刀闊斧、不加修飾地鑿出的。這些叮襠鑿成的斬截利落的粗獷線條，有游牧民族栗悍之氣，反映出時代的審美風尚。這些名不見經(jīng)傳的刻工們的創(chuàng)造，寫下了中國書法史上瑰奇的一頁，給書法藝術(shù)帶來了無限的生機。
碑碣
北朝打破西晉的一切成規(guī)，不僅大立碑碣，而且無字體規(guī)范，故碑碣書法豐富多彩。
北朝碑碣除《廣武將軍碑》、《沮渠安周造像碑》、《西岳華山廟碑》等為隸書外，其余都是楷書碑。著名的有《張猛龍碑》、《大代華岳廟碑》、《中岳萵高靈廟碑》、《暉福寺碑》、《吊比干碑》、《高慶碑》、《張猛龍碑》、《賈思伯碑》、《根法師碑》、《高貞碑》、《元萇溫泉頌》、《程哲碑》、《高盛碑》、《敬使君碑》、《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趙君王修寺頌記》、《曹恪碑》等，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張猛龍碑》，備受后人推崇?？涤袨檎f:“《張猛龍》猶周公制禮，事事皆美善”，“結(jié)構(gòu)精絕，變化無端”，“為正體變態(tài)之宗”。
墓志銘
墓志銘為北碑的另一大宗，產(chǎn)生于東漢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后來發(fā)展為一種石刻品類，體制多樣而精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達二、三百方之多，大都為精美秀整的楷書。其中著名的如《張黑女墓志》、《元顯雋墓志》、《皇甫瞵菡志》、《刁遵莛志》、《崔敬邕墓志》、《元暉墓志》、《石婉墓志》、《李壁堪志》、《鞠彥云墓志》、《元瑛墓志》、《司馬悅墓志》、《元懷墓志》、《元倪墓志》等都有很高的藝術(shù)價值。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貴族的為大宗，書丹者當多為當時名手，鐫刻者亦非平蹐之輩，故書法以精美嚴謹為主要特征。如果說造像記反映了民間書法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貴族為代表的墓志則反映了上層貴族的書法面貌。綜觀二者，方可見北瑰書法的慨貌。
墓志書法與造像記的典型《龍門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晉楷書的遺貌，較為規(guī)范，字里行間滲透著書刻者小心翼翼與畢恭畢敬的神情。其與南朝墓志、唐楷的相近的情形，透出楷書發(fā)展演進的消息。
摩崖
摩崖為北朝書法的又一奇觀，在山崖巖石上刻下的書跡稱為“摩崖”。其中著名的有《石門銘》、《云峰山刻石》、《泰山經(jīng)石峪金剛經(jīng)》等。
《石門銘》為王遠所書，筆畫開闊恣肆，結(jié)體奇縱，字勢飛逸?？涤袨樵凇稄V藝舟雙楫》中將其列為神品，贊其書法“若瓊島散仙，驂鸞跨鶴”〉。
云峰山刻石共有四十多種，分布于山東天柱(平度〕、云峰、太基(掖縣〉三山，其中以《鄭文公碑》上、下八《觀海童詩》、《論經(jīng)書詩》、《此天柱之山》諸題字最為著名。這些刻石相傳為鄭道昭所書，筆畫遒勁雄強，岡中有方，結(jié)體寬博飄逸.“有云鶴海鷗之態(tài)”〈清包世臣《藝舟雙楫》〉。諸刻石風格不盡相同，《鄭》碑端穆嚴謹;《論經(jīng)書詩》瀟散跌宕;諸題字或雄奇茂密，或瘦勁疏朗，無不與所書內(nèi)容相吻合，充滿『“鄭公乘煙至，道士披霞歸”的意趣。清人葉昌熾對云峰山刻石及鄭道昭推崇到了極點：
鄭遒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論經(jīng)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篳路藍縷進于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釗犀兕，搏龍蛇。而游刃于虛，全以神運。唐丨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nèi)，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巳。舉世啖名，稱右軍為書圣。其實右軍書碑無可見，僅執(zhí)《蘭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贊嘆，非真知書者也。余謂鄭道昭，書中之圣也。
《泰山經(jīng)石峪金剛經(jīng)》、《水牛山文殊般若經(jīng)》、《匡喆刻經(jīng)頌》諸隋崖(圖錄78.79〉意趣與《瘞鶴銘》、云峰山刻石迥異，可謂是佛家書跡的代表。尤其是《金剛經(jīng)》用筆渾厚豐滿，結(jié)體端莊寬博，渾穆簡靜，大有容天下萬亊的雍容氣度。
北朝石刻書法藝術(shù)特色，康有為曾作過十分精彩的概括，計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tài)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jié)構(gòu)天成;十曰血肉豐美。”盛贊北碑“備眾美，通古今，極正變，足為書家極則”，并說:“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眾美”(《廣藝舟雙楫》〉。清人的實踐證明了康氏所言不誣。北朝也有寫經(jīng)墨跡傳世，由此可見寫經(jīng)體的演進及其與南朝寫經(jīng)體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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