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的這句話道出了自由最大的無奈。在西方語境中，生而自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為什么人們總是希望自己的是自由的呢?為什么對自由充滿了渴望呢?她到底有多大的魅力，使得如此多的人為了為她傾心，為她瘋狂?匈牙利作家裴多菲就高聲喊出：“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是一個怎樣的態(tài)度啊，不自由毋寧死，每個生命只能有一次，為了那個鏡花水月般的自由，竟然可以為了自由放棄者唯一的一次生命的機會，這是怎樣的向往甚至瘋狂!但是我們又是無法擺脫枷鎖的，是不是因為我們無法擺脫，或者說是無法完全得到自由，才使得我們對自由愈發(fā)的渴望了呢?

　　約翰·密爾是想要回答這個問題的，他似乎更相信所有人的隨心隨遇的碰撞形成的思想匯總的創(chuàng)造性。他認為自由是一切靈感的激發(fā)、思想的進步、文明的發(fā)展的前提條件。這似乎是很有說服力的，文明要進步，社會要發(fā)展，人就必須得到自由，沒有自由，社會就將要“集體平庸”，而人是不甘于這種平庸的，所以人就孜孜不倦的追求自由了。但是自由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呢?沒有人能輕輕松松的說清楚，而你認為說清楚了之后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大有問題的。

　　從霍布斯、洛克到邊沁、密爾都在試圖描述清楚自由這種狀態(tài)。他們的自由單純的從政治角度說是有重大意義的，而他們的自由也似乎都是集中在為自己的天生的權利劃定一個神圣不可侵犯的范圍，在這個范圍之內，任何外來的權力都是不可干預的，是一種防止自己受到侵害的措施，就像是武俠小說中的“金鐘罩”、“鐵布衫”之類的功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消極自由，而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xiàn)就是防止國家權力對自己空間的侵害。但是我們的思想家們似乎不會滿足于這樣一種毫無攻擊力的功夫，他們懷著對蕓蕓眾生的悲憫情懷，懷著推動人類進步的夢想，要在這樣在空間之外，再設計一種蓬勃向上的動力，創(chuàng)造一種積極進取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再是一個空間問題，而是達到某種境界的一種推動力和引擎，在武俠小說里就相當于“七傷拳”之流的功夫——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積極自由，她不僅希望在政治中獲得一席之地，而且想要融入人的日常生活。

　　無論是消極自由，還是積極自由，其實都是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的，不存在看得見摸得著的自由的界限，更不存在這一種客觀的推動自己成為一種什么樣的人的力量。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積極自由并不是消極自由的一種延生和擴展，相反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限制與約束。許多的懷著積極自由的思想家，還是沉浸在自己理性構建的烏托邦之中，企圖以某種強制的力量去推廣自己的自由，殊不知強制之于自由(主要是消極自由)是不共戴天的仇敵。當然，積極自由的思想也是針對消極自由的現(xiàn)實困境提出來的，我們知道不會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自由人”，我們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生活在人的圈子之中，就必然面臨著各種不能完全按照自己意愿解決的問題，每當在這個時候，我們到底該怎么辦呢?繼續(xù)我行我素，直到撞個頭破血流甚至視死如歸，還是更多的考慮其他的因素，爭取把問題順利解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