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介紹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紀中期俄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世襲伯爵，曾參加克里米亞戰(zhàn)爭。返回雅斯納·亞波利亞納的農(nóng)莊后致力于農(nóng)民教育。1862年結婚后，創(chuàng)作了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巨著《戰(zhàn)爭與和平》(1859～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1879年經(jīng)歷了一次信仰危機后信奉和平主義，主張以惡抗惡的方式對社會進行改革。并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因執(zhí)著于自己的信念使家庭關系惡化，死于出奔途中。其作品多達45卷。名著還有長篇小說《復活》(1899)、戲劇《黑暗的勢力》(1886)和若干短篇小說和評論。

　　他的文學傳統(tǒng)不僅通過高爾基而為蘇聯(lián)作家所批判地繼承和發(fā)展，在世界文學中也有其巨大影響。

　　生平經(jīng)歷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個名叫“亞斯納亞·波良納”的貴族莊園。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給所有人帶來幸福。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家是名門貴族，其譜系可以追溯到16世紀，遠祖從彼得一世時獲得封爵。父親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參加過1812年衛(wèi)國戰(zhàn)爭，以中校銜退役。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謝·沃爾康斯基公爵的女兒。他一歲半喪母，九歲喪父，由姑媽將他撫養(yǎng)長大。在青年時代因為著作小說《童年》獲得過屠格涅夫的贊揚。

　　青年時代

　　托爾斯泰自幼就開始接受典型的貴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語言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準備當外交官。期中考試不及格，第二年轉到法律系。他不專心學業(yè)，癡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發(fā)生濃厚的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為人，并廣泛閱讀文學作品。在大學時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學的優(yōu)越性。1847年4月退學，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這是他母親的陪嫁產(chǎn)業(yè)，在兄弟析產(chǎn)時歸他所有，他漫長的一生大部分時間在這里度過?；氐角f園后，他企圖改善農(nóng)民生活，因得不到農(nóng)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應法學士考試，只考了兩門課就突然回家。次年秋天為農(nóng)民子弟興辦學校。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為十四品文官，實際上卻周旋于親友和莫斯科上流社會之間。但他漸漸對這種生活和環(huán)境感到厭倦，1851年4 月底隨同服軍役的長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參加襲擊山民的戰(zhàn)役，后作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隊中服役兩年半。雖然表現(xiàn)優(yōu)異，但也有賴親戚的提攜才晉升為準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隊?？死锬緫?zhàn)爭開始后，自愿調(diào)赴塞瓦斯托波爾，曾在最危險的第四號棱堡擔任炮兵連長一職，并參加這個城市的最后防御戰(zhàn)。在各次戰(zhàn)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軍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優(yōu)秀品質(zhì)，加強了他對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對農(nóng)奴制的批判態(tài)度。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chuàng)作，在《現(xiàn)代人》雜志上陸續(xù)發(fā)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1855年11月他從塞瓦斯托波爾來到彼得堡，作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并逐漸結識了岡察洛夫、費特、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在這里他以不諳世故和放蕩不羈而被視為怪人，他的不喜愛荷馬和莎士比亞也使大家驚異。不久，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識，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學見解。當時德魯日寧等人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優(yōu)美藝術”，反對所謂“教誨藝術”、實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張的暴露文學。托爾斯泰傾向于德魯日寧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為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至1859年，他同《現(xiàn)代人》雜志決裂。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游歷。法國的“社會自由”博得他的贊賞，而巴黎斷頭臺一次行刑的情景則使他深感厭惡。在瑞士看到英國資產(chǎn)階級紳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憤慨。但這次出國擴大了他的文學藝術的視野，增強了他對俄國社會的落后的清晰認識。

　　對于19世紀50至60年代之交的農(nóng)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勢，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極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nóng)民，并在自己莊園試行。但因農(nóng)民不接受而未實現(xiàn)。他非常同情農(nóng)民，厭惡農(nóng)奴制，卻認為根據(jù)“歷史的正義”，土地應歸地主所有，同時因地主面臨的是要性命還是要土地的問題而深深憂慮。他不同意自由主義者、斯拉夫派以至農(nóng)奴主頑固派的主張，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實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虛偽性質(zhì)，卻又反對以革命方法消滅農(nóng)奴制，幻想尋找自己的道路。由于無法解決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圖在哲學、藝術中逃避現(xiàn)實，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長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觀情緒。1859至1862年間幾乎中輟創(chuàng)作，先后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nóng)村為農(nóng)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并曾研究俄國和西歐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還到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和比利時等國考察各國學校。后又創(chuàng)辦《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等教育雜志。這些活動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農(nóng)奴制改革中，他作為本縣和平調(diào)解人，在調(diào)停地主和農(nóng)民的糾紛時，常常同情農(nóng)民，但又招致貴族農(nóng)奴主的敵視。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xù)兩天的搜查。不久他關閉了學校。這段時間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蕩以及因同農(nóng)民的頻繁接觸而接受的他們對事物的一些看法，成為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契機和開端。

　　安德列耶芙娜·托爾斯塔婭(Софья Андреевна Толстая)結婚，索妮婭是沙皇御醫(yī)的女兒，兩人的教育、觀念、文化水平差距甚大，他們前后育有13個孩子。他和妻子的關系至今仍有爭論，別爾絲說：“他愛我，但只在夜里，從來不在白天。”她抱怨：“不會有人知道他從來不曾想過要讓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給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可以確認的是大部分時光他們過得不錯，他妻子幫助他管理莊園，整個莊園占地380公頃，有森林、河流、湖泊，蘋果園有30多公頃，樹木成蔭，風景優(yōu)美，使生活井井有條，這使得托爾斯泰可以將全部時間用于文學作品的精雕細刻，在這里，托爾斯泰給人類留下了《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傳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進行謄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但是托爾斯泰將記錄自己年輕時代行為的日記交給了妻子，內(nèi)容記載托爾斯泰婚前曾經(jīng)賭博，找妓女，甚至感染性病，還與一名女工生了一個私生子，這讓別爾斯大為惱火，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真想燒了他的日記和他的過去。”“我夢見了一個巨大的花園，……我抓起她的孩子，撕扯起來。我扯下了他的頭顱和雙腿——我像瘋子一樣。”她學安娜·卡列尼娜那樣去“臥軌”，甚至服毒自殺，鬧得全家不得安寧。她自己也承認“總有一天我會嫉妒得自殺。”這使得托爾斯泰更厭惡這場婚姻，他在日記中寫道：索妮婭“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決這種瘋狂，我看不見任何出路。”

　　另外托爾斯泰晚年激進的思想也讓夫妻產(chǎn)生很大隔閡，甚至準備放棄財產(chǎn)，過簡樸生活，而與妻子發(fā)生齟齬。他的妻子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認為是“整套哲學牽強附會、矯揉造作，完全建筑在虛榮心、名利欲和出風頭的基礎上。”大女兒塔妮婭說：“你無微不至地關心他的物質(zhì)生活，但是你卻忽略了他更珍視的東西。如果你同樣關心他的精神生活，他會是多么感動，會百倍地報答你的付出。”夫妻之間缺乏交流，使得婚姻生活每況愈下。高爾基說托爾斯泰“非常喜歡談論女人，但總是帶著俄國農(nóng)民的粗野口氣……他對女人的態(tài)度是一種頑固的敵意。他最喜歡做的事情莫過于懲罰她們。……這是一個男人對沒有得到他應有的幸福而進行的報復。”

　　新婚之后，革命形勢逐漸轉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他脫離社交，安居莊園，購置產(chǎn)業(yè)，過著儉樸、寧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從1863年起他以6年時間寫成巨著《戰(zhàn)爭與和平》。這段時間的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寧辯護。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jīng)托爾斯泰為之奔走，希布寧卻終被槍決。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爾斯泰的心靈的寧靜與和諧沒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經(jīng)阿爾扎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這就是所謂“阿爾扎馬斯的恐怖”。在這前后，他在致友人書信里談到自己近來等待死亡的陰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對叔本華哲學發(fā)生興趣，一度受到影響。從70年代初起，“鄉(xiāng)村俄國一切‘舊基礎’……的破壞”的加劇，“到民間去”等社會運動的興起，使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他惶惶不安，懷疑生存的目的和意義，因自己所處的貴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惱，不知“該怎么辦”。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繩子，不帶獵槍，生怕為了求得解脫而自殺。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chuàng)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此后，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并結識農(nóng)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終于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nóng)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制農(nóng)民的立場上。

　　在《懺悔錄》(1879～1880) 等論文里，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對富裕而有教養(yǎng)的階級的生活及其基礎——土地私有制表示強烈的否定，對國家和教會進行猛烈的抨擊。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____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這是因為他不僅反映了農(nóng)民對統(tǒng)治階級的仇恨和憤怒，也接受了他們因政治上不成熟而產(chǎn)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惡的思想。列寧剖析這種驚人的矛盾說：“作為一個發(fā)明救世新術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作為俄國千百萬農(nóng)民在俄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快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xiàn)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托爾斯泰富于獨創(chuàng)性。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不時從事體力勞動，自己耕地、縫鞋，為農(nóng)民蓋房子，摒絕奢侈，持齋吃素。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藝術作品包括《戰(zhàn)爭與和平》等巨著為“老爺式的游戲”，并把創(chuàng)作重點轉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揭露地主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

　　當時寫的劇本、中短篇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同樣為了這一目的。他還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1881年因子女求學全家遷居莫斯科，他訪問貧民窟，參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調(diào)查，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深入了解城市下層生活;1881年他上書亞歷山大三世，請求赦免行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爾特科夫等創(chuàng)辦“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爾斯泰學說的書籍;1891年給《俄國新聞》和《新時代》編輯部寫信，聲明放棄1881年后自己寫的作品的版權;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組織賑濟梁贊省和圖拉省受災農(nóng)民的活動;他還努力維護受官方教會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爾教徒，并在1898年決定將《復活》的全部稿費資助給杜霍包爾教徒移居加拿大。

　　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增強了對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態(tài)度，對自己宣傳的博愛和不抗惡思想也常常感到懷疑。這在《哈澤—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論饑荒》一文而企圖將他監(jiān)禁或流放，但懾于他的聲望和社會輿論而中止。至此又因《復活》的發(fā)表，指責他反對上帝，不信 來世，于1901年以俄國東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義革除他的教籍。這個決定引起舉世的抗議，托爾斯泰卻處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鎮(zhèn)壓學生運動而寫《致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并廢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對日俄戰(zhàn)爭。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對革命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卻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敗后，他又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寫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晚年時代

　　托爾斯泰在世界觀激變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離家出走。這種意圖在他80至90年代的創(chuàng)作中頗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幾年，他意識到農(nóng)民的覺醒，因自己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不免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莊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為苦。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陽歷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墳上沒有豎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個名叫“雅斯納亞·波良納”的貴族莊園。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給所有人帶來幸福的小綠棒的故事。托爾斯泰在喀山大學就讀期間，對盧梭的學說產(chǎn)生過濃厚的興趣。離開大學后，成為青年地主的托爾斯泰曾力圖改善農(nóng)民的生活，但卻不被農(nóng)民所理解。這段經(jīng)歷后來在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爾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間開始了文學創(chuàng)作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處女作《童年》(1852)通過對小主人公伊爾倩耶夫的單純而又富有詩意的內(nèi)心世界的細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現(xiàn)了一個出身貴族家庭的、聰穎、敏感、感情熱烈，并愛作自我分析的兒童的精神成長過程。它與后來作家寫就的《少年》和《青年》構成了自傳三部曲。在高加索期間，托爾斯泰還發(fā)表了一些反映戰(zhàn)地生活的小說，如《襲擊》和《臺球房記分員筆記》等。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風光和樸實的山民，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發(fā)。這在他后來完成的作品《哥薩克》中有清晰的反映?？死锩讈啈?zhàn)爭爆發(fā)后，托爾斯泰曾在前線堅守一年。他為此寫出了三篇總名為《塞瓦斯托波爾故事》(1855-1856)的特寫，以嚴酷的真實抨擊了畏敵如虎的貴族軍官，贊美了普通士兵的愛國主義精神。

　　托爾斯泰退役回到家鄉(xiāng)后，為農(nóng)民子弟辦學，因沙皇政府干預，學校夭折。期間，他兩次出國，并寫下了《暴風雪》、《兩個驃騎兵》、《盧塞恩》、《阿爾貝特》、《三死》、《家庭幸?！泛汀恫ɡ飵焓靠ā?1863)等小說。60-70年代，托爾斯泰先后完成了長篇小說《戰(zhàn)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這兩部作品為他贏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聲譽。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爾斯泰經(jīng)歷了一場世界觀的激變。他否定了貴族階級的生活，站到了宗法農(nóng)民的一邊。這時，他不僅在生活方式上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為普通的農(nóng)民所接受。他寫了不少民間故事和“人民戲劇”，也寫出了一些優(yōu)秀的小說，其中著名的有長篇小說《復活》(1899)，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教育的果實》和《活尸》，中篇小說《霍爾斯托麥爾》、《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萊采奏鳴曲》等。

　　《復活》是托爾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男主人公聶赫留朵夫是一個為自己和本階級的罪惡而懺悔的形象，瑪絲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動了他，他決心用自己的行動來贖罪。聶赫留道夫?qū)θ嗣窨嚯y的同情，對本階級罪惡的懺悔，以及在懺悔過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當時一部分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tài)，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卡秋莎·瑪絲洛娃是一個從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覺醒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并走向新生的下層婦女的形象。如果說與聶赫留朵夫的重逢震顫了她麻木的靈魂的話，那么與政治犯的接觸則使她開始了對新生活的探索。瑪絲洛娃形象已經(jīng)越出了當時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筆調(diào)描寫下層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現(xiàn)了下層人民不可摧毀的堅強意志。同時，《復活》也顯示了托爾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決心和徹底暴露舊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說對沙俄的法律、法庭、監(jiān)獄，以及整個國家機器和官方教會，都給予了無情的抨擊。為此，托爾斯泰遭到當局和教會的迫害，還被革除教籍。然而，托爾斯泰在人民中獲得了越來越高的聲譽。托爾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著旺盛的創(chuàng)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說《哈澤·穆拉特》和《舞會之后》等優(yōu)秀作品。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是19世紀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杰出代表，俄國最偉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筆觸和卓越的藝術技巧辛勤創(chuàng)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寧稱頌為具有“最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 ”。托爾斯泰思想中充滿著矛盾，這種矛盾正是俄國社會錯綜復雜的矛盾的反映，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貴族知識分子在尋求新生活中，清醒與軟弱、奮斗與彷徨、呼喊與苦悶的生動寫照。托爾斯泰的作品縱然其中有反動的和空想的東西，但仍不失為世界進步人類的驕傲，他已被公認是全世界的文學泰斗。羅曼·羅蘭的《名人傳》、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記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