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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茶道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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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茶道的分類

  中國茶道源于中國,盛于日本。中國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將茶飲作為一種修身養(yǎng)性之道,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中國茶道的分類,一起來看看。

  中國茶道的分類

  貴族茶道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國四大茶道流派。貴族茶道生發(fā)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貴;雅士茶道生發(fā)于"茶之韻",旨在藝術欣賞;禪宗茶道生發(fā)于"茶之德",旨在參禪悟道;世俗茶道生發(fā)于"茶之味",旨在享樂人生。

  由貢茶而演化為貴族茶道,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一豪門鄉(xiāng)紳于茶、水、火、器無不借權方和金錢 求其極,很違情肯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權力和富有。源于明清的潮閩工夫茶即貴族茶道,發(fā)展至今日漸大眾化。

  茶雖為潔品,但當它的功能被人們所認識,被列為貢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員,再是達官 貴人。“小家碧玉”一朝選在君王側,還能保持質樸純潔么?恐怕很難。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列為貢品的記載最早見于晉代常據(jù)著的《華陽國志· 巴志》,周武王發(fā)聯(lián)合當時居住川、陜、部一帶的庸、蜀、羨、苗、微、盧、彭、消幾個方國共同伐紂,凱旋而歸。此后,巴 蜀之地所產的茶葉便正式列為朝廷貢品。此事發(fā)生在公元前1135年,離今有3000年之久。

  列為貢品從客觀上講是抬高了茶葉作為飲品的身價,推動了茶葉生產的大發(fā)展,刺激了茶葉的科學研究,形成了一 大批名茶。中國社會是皇權社會,皇家的好惡最能影響全社 會習俗。貢茶制度確立了茶葉的“國飲地位”,也確立了中國是世界產茶大國、飲茶大國的地位,還確立了中國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進入宮廷,也便失去了質樸的品格和濟世活人的德行。反之,貢茶坑苦了老百姓。

  為了貢茶,當此時,男廢耕,女廢織,夜不得息,晝不得停。茶之靈魂被扭曲,陸羽所創(chuàng)立的茶道生出一個畸形的貴族茶道。條被裝金飾銀,脫盡了質樸;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濟世活人。達官貴人借茶顯示等級秩序,夸示皇家氣派。

  貴族們不僅講“條”,也講“真水”,為此,乾隆皇帝親自參與“孰是天下第一泉”的爭論,"稱水法"一錘定音,欽定北京玉泉水為天下第一泉。為求"真水"又不知耗費多少民脂民膏。相傳,唐朝宰相李德裕愛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壇封裝,從無錫到長安"鋪遞",奔波數(shù)千里,勞民傷 財。此后因一云游和尚點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勞,浮位乃洱”。

  貴族茶道的茶人是達官貴人、富商大賈、豪門鄉(xiāng)紳之流的人物,不必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但一要貴,有地位,二要富,有萬貫家私。于茶藝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無不求其“高品位”,用“權力”和“金錢”以達到夸示富貴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損“皇權至上”,有負“金錢第一”。

  貴族茶道有很多違情背理的地方,但因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這一茶道成為重要流派香火綿延,我們不得不承認 其存在價值。作為茶道應有一定儀式或程序,貴族茶道走出宮門在較為廣泛的上層社會流傳,其富貴氣主要體現(xiàn)在程序上。其變種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傳的閩潮功夫茶。

  雅士茶道

  古代的“士”有機會得到名茶,有條件品茗,是他們最先培養(yǎng)起對茶的精細感覺;茶助文思,又最先體會茶之神韻。是他們雅化茶事并創(chuàng)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響此后相繼形成茶道各流派??梢哉f,沒有中國古代的士便無中國茶道。

  中國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緣,可以說沒有古代的士便無中國茶道。

  此處所說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謀取功名撈得一官半職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個拿一份工資的學差,而不是指范進一類中舉就患神經病的腐儒,嚴監(jiān)生一類為多了一根燈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氣的庸儒?quot;那些篤實好學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國的“士”就是知識分子,士在中國要有所作為就得 “入仕”。榮登金榜則成龍成風,名落孫山則如同草芥。當然不一定個個當進士舉人,給個“地師級”、“縣團級”官兒做做,最起碼的條件是先得溫飽,方能吟詩作賦并參悟茶道。這便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特點。

  中國文人嗜茶沓在魏晉之前不多,詩文中涉及茶事的漢 有司馬相如,晉有張載、左思、郭噗、張華、杜育,南北朝有鮑令暉、劉孝綽、陶弘景等,人數(shù)寥寥,且懂品飲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幾乎沒有,不僅品飲,還詠之以詩。唐代寫茶詩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還有李白、杜甫,陸羽、盧金、孟浩然:劉禹錫、陸龜蒙等;宋代寫條詩最多的是梅堯臣、蘇城、陸游,還有歐陽 修、蔡襄、蘇轍、黃庭堅、秦觀、楊萬里、范成大等。原因 是魏晉之前文人多以酒為友,如魏晉名士“竹林七賢”,一個中山濤有八斗之量,劉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車,攜酒一壺,使人荷鋪隨之,云:死便掘地以理”。唐以后知識界頗不贊同魏晉的所謂名土風度,一改“狂放嘯傲、棲隱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風,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學、留名干秋。文人作風變得冷靜、務實,以茶代酒便蔚為時尚。這一轉變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文化背景,是歷史的發(fā)展把中國的文人推到這樣的位置:擔任茶道的主角。

  中國文人頗能勝任這一角色:一則,他們多有一官半職,特別是在茶區(qū)任職的州府和縣兩級的官和吏員近水樓臺先得月,因職務之便可大品名茶。貢茶以皇帝為先,事實上他們比皇帝還要“先嘗為快”;二則,在品茗中培養(yǎng)了對茶的精細感覺,他們大多是品茶專家,既然“窮春秋,演河圖,不如 載茗一車”,茶中自有“黃金屋”,茶中自有“顏如玉”,當年為功名頭懸梁、錐刺股的書生們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們比別人更通曉茶藝,并在實踐中不斷改進茶藝,著之以文傳播茶藝;三則,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詩作賦。、李白可以“斗酒詩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頭腦發(fā)脹,手難握筆何以能詩?但菜卻令人思勇神爽,筆下生花。正如元代賢相、詩人耶律楚材在《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中所言:

  啜罷江南一碗茶.枯腸歷歷走雷車。

  黃金小碾飛瓊雪,碧玉深甌點雪芹。

  筆陣兵陳詩思奔,睡魔卷甲夢魂賒。

  精神爽逸無余事,臥看殘陽補斷霞。

  茶助文思,興起了品茶文學,品水文學,還有茶文、茶學、茶畫、茶歌、茶戲等;又相輔相陳,使飲茶升華為精神享受,并進而形成中國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氣候的中國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識分子,“入仕”的土為主體,還包括未曾發(fā)跡的土,有一定文化藝術修養(yǎng)的名門因秀,青樓歌妓、藝壇伶人等。對于飲茶,主要不圖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導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脫俗的境界,于鬧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點什么。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間,在乎風月之間,在乎詩文之間,在乎名利之間,希望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寄托、有所忘懷。“雅”體現(xiàn)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詩興

  三是以茶會友

  四是雅化茶事

  正因為文人的參與才使茶藝成為一門藝術,成為文化。文人又將這門特殊的藝能與文化、與修養(yǎng)、與教化緊密結合從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響,又形成其它幾個流派。所以說是中國“士”創(chuàng)造了中國茶道,原因就在此。

  禪宗茶道

  僧人飲茶歷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叢林修持,由“茶之德”生發(fā)出禪宗茶道。僧人種茶、制茶、飲茶并研制名茶,為中國茶葉生產的發(fā)展、茶學的發(fā)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勞。日本茶道的一部分基本上歸屬禪宗茶道,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中國,且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明代樂純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課”有“焚香、煮茗、習靜、尋僧、奉佛、參禪、說法、作佛事、翻經、懺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參禪”之前, 這足以證明“茶佛一味”的說法是于真萬確。

  和尚飲茶的歷史由來已久?!稌x書·藝術傳》記載:

  敦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 藥有松、桂、蜜之氣,所飲茶蘇而已。

  這是較早的僧人飲茶的正式記載。單道開是東晉時代人, 在螂城昭德寺坐禪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氣味的藥丸,飲一種將茶、姜、桂、桔、棗等合煮的名曰“茶蘇”的飲料。清欽是宋代以后的事,應當說單道開飲的是當時很正宗的茶湯。

  壺居士《食論》中說:

  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

  長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盧金所說的“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與韭菜同食,能使人肢體沉重,是否真如此,尚無人驗證。作者壺居上顯是化名,以“居上”相稱定與佛門有緣。

  僧人飲茶已成傳統(tǒng),茶神出釋門便不足為怪。

  陸羽生于唐開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墜地便落于佛的懷抱?!短扉T縣志·陸羽傳》載:

  或言有借晨起,聞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嬰兒,收畜之。

  陸羽3歲時育于竟陵龍蓋寺,由主持增智積撫養(yǎng),9歲跟積公學佛,11歲逃離寺院,隨雜戲班子流落江湖,并學習雜 藝,有所成。28歲后交了個和尚朋友,就是詩人皎然,又稱“釋皎然”、“僧皎然”,28歲以后長住湖州標山那一帶。陸羽自小就跟著積公學習煮茶技藝,并迷上了這門技藝,終于在建中元年.(780)48歲時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學專著 《茶經》人陸羽能寫成此書與他長期在茶區(qū)生活有關,但主要得益于佛門經歷??梢哉f,《茶經》主要是中國僧人種茶、制 茶、烹茶、飲茶生活經驗的總結。中國茶道在寺廟香火中熏過一番,所以自帶三分佛氣。

  僧人為何嗜茶?其茶道生發(fā)于茶之德。佛教認為“茶有三德”,坐禪時通夜不眠;滿腹時幫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這三條是經驗之談。釋氏學說傳入中國成為獨具特色的禪宗,禪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禪,要求靜坐、斂心,達到身心“輕安”,觀照“明凈”。其姿勢要頭正背直,“不動不搖,不委不倚”,通常坐禪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難以堅持,小和尚年輕瞌睡多,更難熬,飲茶正可提神驅睡魔;飯罷就坐禪,易患消化不良,飲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門雖清凈之地,但不染紅塵亦辦不到,且不說年輕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難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見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難免神不守舍,飲茶既能轉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當是佛門首選飲料。

  僧人的另一個突出貢獻就是種茶,培植名茶。茶產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園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現(xiàn)民間茶園。

  古代多數(shù)名茶都與佛門有關。如有名的西湖龍井茶,陸羽《茶經》說:“杭州錢塘天竺、靈隱二寺產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為貢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獅峰胡公廟品飲龍井茶,封廟前18棵茶樹為御茶。宜興陽羨茶在漢朝就有種植,唐肅宗年間(757--762)一位和尚將此茶送給常州刺史(宜興古屬常州)李棲駕,茶會品飲有陸羽出席, 陸羽稱“陽羨紫筍茶”是“芳香冠世產”,李刺史心有靈犀一點通,便建茶會督制陽羨茶進貢朝廷,自此陽羨茶點了“狀元”,身價百倍。顯然,陽羨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一屯溪綠茶站名松蘿茶,是一位佛教徒創(chuàng)制的。明代馮時可一《茶錄》記載:“徽郡向無茶,近出松蘿萊最為時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蘿結庵,來造山茶于庵焙制,遠跡爭市,價倏翔涌,人因稱松蘿茶。”武夷巖茶與龍井齊名,屬烏龍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評。其中又以“大紅袍”為佳。傳說崇安縣令久病不愈,和尚獻武夷山茶,這位縣官飲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為感激此茶濟世活人之德,縣官親攀茶崖,把一件大紅艷披于茶樹之上,故此茶以“大紅袍”名之。不論此說是否合情理,武夷茶與佛門有線則是真實無偽的。安溪鐵觀音“重如鐵,美如觀音”,其名取自佛經。普陀佛茶產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島的普陀山,僧侶種茶用于獻佛、待客,直接以 “佛”名其茶。廬山云霧原是野生茶,經寺觀廟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進入名茶系可。君山銀針產于湖南岳陽君山,《巴陵縣志》記載:“君山貢茶自清始。每歲貢18斤。谷雨前知縣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槍,白毛茸然,俗稱白毛尖。”此茶仍由僧人種植。黃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極品,《黃山志》載:“云霧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間養(yǎng)之,微香冷韻.遠勝匡廬。”云霧茶就是今之黃山毛峰。桂平西山茶初產于西山觀音巖下。惠明萊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見之于文字記載的產茶寺廟有揚州禪智寺、蒙山智炬寺、蘇州虎丘寺、丹陽觀音寺、揚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靈隱寺、福州鼓山寺、一天臺雁宕山天臺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棲霞寺、長興顧清吉祥寺、紹興白云寺、丹徒招隱寺、江西宜慧縣普利寺、岳陽白鶴寺、黃山松谷庵、吊橋庵和云谷寺、 東山洞庭寺、杭州龍井寺、徽州松蘿庵、武夷天心觀等等。

  毫不夸張地說,中國茶的發(fā)現(xiàn)、培植、傳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門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世俗茶道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進入世俗社會,行于官場,染幾分官氣。行于江湖,染幾分江湖氣;行于商場,染幾分銅臭;行于清湯,雜幾分脂粉氣;行于社區(qū),染幾分市儈氣;行于家庭,染幾分小家子氣。熏得幾分人間煙火,焉能不帶煙火氣。這便是生發(fā)于“茶之味”以“享樂人生”為宗旨的。“世俗茶道”,其中大眾化的部分發(fā)展前景看好。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當它進入官場,與政治結緣,便演出一幕幕雄壯的、悲壯的、偉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歷史活劇。

  唐代,朝廷將茶沿絲綢之路輸往海外請國,一借此打開外 交局面,都城長安能成為世界大都會、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勞。

  唐代,文成公主和親西藏,帶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飲茶成為時尚,一此事在西藏傳為歷史美談。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為抗議榷茶制度,江南茶農打死了榷茶使王涯,這就是茶農斗爭史上著名的"甘露事變"。

  明代,朝廷將茶輸邊易馬,作為殺手銅,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個重要的政治磋碼。

  清代,左宗棠收復新疆,趁機輸入湖茶,并作為一項固邊的經濟措施。

  茶是個靈物,隨國家政治的舉措而升沉起伏,輝煌過,也晦氣過。

  史書記載,1044年(宋仁宗慶歷四年。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詐七年八家與夏議和,宋封元是為夏國王,并每年給以“銀七萬兩,綱十五萬匹,茶葉三萬斤。”

  宋朝國人將茶貢給朝廷,朝廷又將它貢給西夏,以取悅強敵。茶負載的不是友誼,而是對強權的屈服。

  在中國清代,官場飲茶有特殊的程序和含義,有別于貴族茶道、雅士茶道、禪宗茶道。在隆重場合。如拜謁上司或長者,仆人獻上的蓋碗茶照例不能取飲,主客同然。若貿然取飲,便視為無禮。主人若端茶,一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馬上告辭,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換茶”,表示留客,這叫“留茶”。

  茶作為有特色的禮品,人情往來靠它,挖門子搭橋鋪路也靠它。機構重疊,人浮于事,為官為燎的,“一杯茶,一包煙,一張‘參考’看半天”。茶通用于不同場合,成事也壞事, 溫情又勢利,茶雖潔物亦難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尷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入商場,又是別樣面目。在廣州,“請吃早茶!”是商業(yè)談判的同義語。一盅兩件,雙方邊欽邊談。隔著兩縷裊裊 升騰的水氣打開了“商戰(zhàn)”,看貨叫板,討價還價,暗中算計, 價格廝殺,終于拍板成交,將茶一飲而盡,雙方大快朵頤。沒茶,這場商戰(zhàn)便無色彩,便無詩意。只要吃得一杯早茶,縱商戰(zhàn)敗北,但那茶香仍難讓人忘懷。

  茶入江湖,便添幾分江湖氣。江湖各幫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訴諸公堂,不急著“擺場子”打個高低,而多少講點江湖義氣,請雙方都信得過的人物出面調停仲裁,地點多在茶館,名叫“吃講茶”。這不為錯,茶道之宗旨就有“致清導和”一說。

  茶道進入社區(qū),趨向大眾化、平民化,構成社區(qū)文化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館就很世俗,《清稗類鈔》記載:

  京師茶館,列長案,茶葉與水之資,須分計之;有提壺以注者,可自備茶葉,出錢買水而已。漢人少涉足,八旗人士,雖官至三四品,亦廁身其間,并提鳥籠,曳長裙、就廣坐,作茗憩,與困人走卒雜坐談話,不以為懺也。然亦絕無權要中人之蹤跡。

  民國年間的北京茶館溶飲食、娛樂為一體,賣茶水兼供茶點,還有評書茶館,說的多是《包公案》、《雍正劍俠圖》、《三俠劍》等,顧客過茶病又過書痛;有京劇條社,唱戲者有專業(yè) 演員也有下海票友,過茶癮又過戲癮;有藝茶社,看雜耍,聽相聲、單弦,品品茶,樂一樂,笑一笑。

  文人筆下的茶館雖不甚雅,卻頗有人間煙火氣,在老殘先生的“明湖居茶館”,可頎賞鼓書藝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魯迅先生的“華老栓茶館”里可聽到殺革命黨的傳聞并目睹華小栓吃人血饅頭的鏡頭;在沙汀先生的“其香居茶”可見 到已成歷史垃圾的袍哥、保甲長、鄉(xiāng)紳之流;在老舍先生的“茶館”里你更可見到1889年清末社會各色人等,什么聞鼻煙的、玩鳥的、斗蛐蛐的、保瞟的、吃洋教的、特務、打手 …… 等等,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帶了其一生。…… 總之,一個小茶館就是人間社會的縮影。

  茶葉進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為仁《蓮坡詩話》中有一首詩:

  書畫琴棋詩酒花,

  當年件件不離它;

  而今七事都更變,

  柴米油鹽醬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蛠砑宀?,聯(lián)絡感情;家人共飲,同享天倫之樂。茶中有溫馨。茶道進入家庭貴在隨意隨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貴,以法為上;器不必妙,宜茶為佳。富貴之家,茶事務求精妙,可夸示富貴、夸示高雅,不足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縱粗茶陶缶,只要烹飲得法,亦可得條趣。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

  綜上所述,茶作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發(fā)出五花八的茶道,可叫官場茶道、行幫茶道、情場茶道、社區(qū)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氣、有霸氣、有匪氣、有江湖氣、有市儈氣、有脂粉氣、有豪氣、有小家子氣,這一切都發(fā)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樂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學的內蘊。為了學問完整些、系統(tǒng)些,我們可概稱為“世俗茶道”。

  進入80年代,生活節(jié)奏加快,市面出現(xiàn)了速溶茶、袋泡茶。城市里最便民的還是小茶館,飲大碗茶,花錢少,省事, 是最經濟實惠的飲料。小茶館和賣大碗茶的增多使飲茶的富貴風雅黯然失色。中國老百姓最歡迎的還是世俗茶道(主要指大眾化茶道)。中國人在,茶道在,但茶道不會再是明清時代的格局。

  中國茶道的發(fā)展歷史

  秦漢以前  巴蜀是中國茶業(yè)的搖籃

  顧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認為飲茶是秦統(tǒng)一巴蜀之后才開始傳播開來,肯定了中國和世界的茶葉文化,最初是在巴蜀發(fā)展起來的。這一說法,已為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學者認同。巴蜀產茶,可追溯到戰(zhàn)國時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規(guī)模的茶區(qū),并以茶為貢品.關于巴蜀茶業(yè)在中國早期茶業(yè)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漢成帝時王褒的《童約》,才始見諸記載,內有“烹荼盡具”及“武陽買茶”兩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帶,西漢時不僅飲茶成風,而且出現(xiàn)了專門用具﹔從后一句可以看出,茶葉已經商品化,出現(xiàn)了如“武陽”一類的茶葉市場。西漢時,成都不但已形成為中國茶葉的一個消費中心,由后來的文獻記載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葉集散中心。不僅僅是在秦之前,秦漢乃至西晉,巴蜀仍是中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重要中心。

  三國兩晉  長江中游成為茶業(yè)發(fā)展壯大

  秦漢時期,茶業(yè)隨巴蜀與各地經濟文化而傳播。首先向東部、南部傳播,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個佐證。茶陵是西漢時設的一個縣,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鄰近江西、廣東邊界,表明西漢時期茶的生產已經傳到了湘、粵、贛毗鄰地區(qū)。三國、西晉階段,隨荊楚茶業(yè)和茶葉文化在全國傳播的日益發(fā)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條件和較好的經濟文化水平,長江中游或華中地區(qū),在中國茶文化傳播上的地位,逐漸取代巴蜀而明顯重要起來。三國時,孫吳據(jù)有東南半壁江山,這一地區(qū),也是這時中國茶業(yè)傳播和發(fā)展的主要區(qū)域。此時,南方栽種茶樹的規(guī)模和范圍有很大的發(fā)展,而茶的飲用,也流傳到了北方高門豪族。西晉時長江中游茶業(yè)的發(fā)展,還可從西晉時期《荊州土記》得到佐證。其載曰“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說明荊漢地區(qū)茶業(yè)的明顯發(fā)展,巴蜀獨冠全國的優(yōu)勢,似已不復存在。南渡西晉之后,北方豪門過江僑居,建康(南京)成為中國南方的政治中心。這一時期,由于上層社會崇茶之風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東飲茶和茶葉文化有了較大的發(fā)展,也進一步促進了中國茶業(yè)向東南推進。這一時期,中國東南植茶,由浙西進而擴展到了現(xiàn)今溫州、寧波沿海一線。不僅如此,如《桐君錄》所載,「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晉陵即常州,其茶出宜興。表明東晉和南朝時,長江下游宜興一帶的茶業(yè),也著名起來。三國兩晉之后,茶業(yè)重心東移的趨勢,更加明顯化了。

  唐代  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成為茶葉生產和技術中心

  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產和飲用,已有一定發(fā)展,但北方飲者還不多。及至唐朝中后期,如《膳夫經手錄》所載「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中原和西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產,隨之空前蓬勃發(fā)展了起來。尤其是與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區(qū),茶的生產更是得到了格外發(fā)展。唐代中葉后,長江中下游茶區(qū),不僅茶產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術,也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湖州紫筍和常州陽羨茶成為了貢茶就是集中體現(xiàn)。茶葉生產和技術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江南茶葉生產,集一時之盛。當時史料記載,安徽祁門周圍,千里之內,各地種茶,山無遺土,業(yè)于茶者十之七八。同時由于貢茶設置在江南,大大促進了江南制茶技術的提高,也帶動了全國各茶區(qū)的生產和發(fā)展。由《茶經》和唐代其它文獻記載來看,這時期茶葉產區(qū)已遍及今之四川、陜西、湖北、云南、廣西、貴州、湖南、廣東、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河南等十四個省區(qū),幾乎達到了與中國近代茶區(qū)約略相當?shù)木置妗?/p>

  宋代  茶業(yè)重心由東向南移

  從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全國氣候由暖轉寒,致使中國南方南部的茶業(yè),較北部更加迅速發(fā)展了起來,并逐漸取代長江中下游茶區(qū),成為茶業(yè)的重心。主要表現(xiàn)在貢茶從顧渚紫筍改為福建建安茶,唐時還不曾形成氣候的閔南和嶺南一帶的茶業(yè),明顯地活躍和發(fā)展起來。宋朝茶業(yè)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氣候的變化,長江一帶早春氣溫較低,茶樹發(fā)芽推遲,不能保證茶葉在清明前貢到京都。福建氣候較暖,如歐陽修所說「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作為貢茶,建安茶的采制,必然精益求精,名聲也愈來愈大,成為中國團茶、餅茶制作的主要技術中心,帶動了閔南、嶺南茶區(qū)的崛起和發(fā)展。由此可見,到了宋代,茶已傳播到全國各地。宋朝的茶區(qū),基本上已與現(xiàn)代茶區(qū)范圍相符,明清以后,茶區(qū)基本穩(wěn)定,茶業(yè)的發(fā)展主要是體現(xiàn)在茶葉制法和各茶類興衰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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