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女神》浪漫主義憤激與焦灼青春期話語特征斷裂
　　[論文摘　要]《女神》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義的宏大氣魄開一代新風,奏響了五四精神的最強音,并以其浪漫主義的精神氣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詩歌中所傳達的憤激與焦灼這些青春期征兆,我們可稱之為郭沫若式“生趣”。在《女神》的放歌中,洋溢著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騷動。這種青春期話語特征成為一個時代的話語方式,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生命特征?！杜瘛芬云鋽嗔咽降慕^叫撕裂了文學史,但郭氏之浪漫主義很快如明日黃花,后繼無人。
中國新文學運動與傳統(tǒng)文學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它的開放性文化心態(tài)，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節(jié)新或改造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學。這是一次質的飛躍。此開放式的文化運動，是以新詩節(jié)命為突破口的。新文學運動的“發(fā)難”之作，胡適的《文’‑,,改良當議》提出的文’學“八事”有五事是就詩而言。陳獨秀在《文學節(jié)命論》中提出的“二大主義’夕，也大都涉及詩歌創(chuàng)作。詩體節(jié)命也就成了五四文學節(jié)命的先異。
而這距黃遵憲、梁啟超的“詩界節(jié)命”已一十年矣。作為五四新文學節(jié)命的序曲，“詩界節(jié)命”未達到通過“節(jié)命”而拯救詩歌的目的，因而實質上是失敗了的文’學改良。梁啟超們抱殘守缺，脫離小開舊文化的軌跡，此乃其失敗的重要原因。時過一十年，陳獨秀、胡適以力挽狂瀾之勢提出了聲勢浩大的白話文運動，它小是要回溯、清理、疏浚、拓展“道統(tǒng)’，源流，而是要從“根抵處’，摧毀之，“別立新宗’夕，其實質是一場反對舊文化舊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刻節(jié)命。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斷裂”式震撼前無占人。
胡適、劉半農等人初期寫實主義新詩，在掃一破舊詩格律束縛、大膽使用白話寫詩方而具有開創(chuàng)之功。在對底層黎民的仁慈關懷上，上承國風、杜甫、白居易，卜啟減克家、賀敬之們，表現(xiàn)出了可貴的民主主義思想。而這種思想成了百年來中國文’‑,,的一以貫之的一股內在的永恒的生命張力，異引著文學發(fā)展方向。“小拘格律，小拘平仄，小拘長短，有不}一么題目，做不}一么詩”的白話詩，實現(xiàn)了詩歌的一次大解放。但胡適們更重形式突破，尚無暇亦無力探求詩歌的藝術特征，發(fā)掘新詩深廣的藝術內涵，無論直陳其事，還是描繪意境，或流于直白，或流于粗鄙，猶如“給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韻文的衣裳”這從一個方而表明了詩歌節(jié)命和一種新的詩體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即今開幕推神手，要選人人絕代才’夕，郭沫若就在時代的召喚卜脫穎而出。
在新詩史上，郭沫若以其恢宏的創(chuàng)作從詩情與詩體兩方而確立了作為奠基者小可動搖的地位。詩人以其雷霆萬鈞之力掃蕩了詩壇一切陳腐之氣，他那掃一破一切束縛，實現(xiàn)思想解放、文化涅架和民族新生的激情，表現(xiàn)了新詩的時代精神。他那徹底解放的詩體和潛在的占代詩歌傳統(tǒng)影響，形成了新詩的基木體式。“此后新詩的基木體式都可以從郭沫若那里找來濫筋:自山體(如《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半自山體(如《人狗》、《人上的街市》等)、半格律體(如《匪徒頌))《爐中煤》等)、格律體(如《鳳凰涅梁》等)。新詩從艱苦孕育到呱呱墜地，再到郭沫若的放情歌唱，完成了從詩體突破，到詩情復蘇,再到詩式確立的過程,新詩誕生了”。
　　《女神》的橫空出世是一種昭示,中國五千年漫長詩史自此斷裂為兩半。
　　清著名詩評家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著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fā)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shù)人而已”。如用這一標準衡量,中國新詩除郭沫若恐難有人擠入這一行列。徐志摩、聞一多固然在新詩建設與發(fā)展中舉足輕重,影響巨大,亦有淵博之學識,然就對時代精神的開掘氣度、反映社會的深廣度、創(chuàng)作思維空間的開拓及其所引起的震撼力而言,新詩人當屬郭沫若第一,艾青、北島、海子次之。
　　郭氏乃詩之天才。田漢早年留日間就說郭有“詩才”“詩魂",朱自清稱郭氏之詩“異軍突起”,“他的強烈的情感能夠將理融化在他的筆下,是他的獨到處”,聞一多“每每稱道郭氏為現(xiàn)代第一詩人”,康白情則說:“郭沫若的詩筆力雄勁,不拘于藝術上的雕蟲小技,實在是大方之作”。這里眾人稱道的皆郭氏之《女神》。實際上,對于《女神》的杰出貢獻,眾人只指其一端而未及全體。
　　五四是一個尋求社會、思想、文化、個性全面解放的時代,郭沫若正是以超人才華、豐富學識和驚人的想象,融屈夫子、李太白等中國浪漫主義詩歌傳統(tǒng)與惠特曼、歌德等西方浪漫主義詩風于一爐,煉出了中國現(xiàn)代浪漫主義的燦爛新篇章,并且閃耀出五四狂飆突進思想解放的精神之光。在聞一多看來,之所以只有郭詩才配稱為“新詩”,是因為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甚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精神”,或者說《女神》同時滿足了新詩百年傳統(tǒng)和加入“現(xiàn)代性”的世界潮流的雙重要求。郭沫若呼喚“開辟鴻荒大我“,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的首次覺醒;他提出藝術是“靈魂與自然結合”的“泛神論”,既是生命的創(chuàng)造力的充分張揚,又為詩情尋找了紛繁多姿的得以表現(xiàn)的形象。
　　“我們更生了!我們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郭沫若《鳳凰涅》)
　　唐曉渡在評論《鳳凰涅》時說,“借助丹穴山上的香木,梁啟超所曾熱忱謳歌過的‘少年中國’和他的‘新民理想’再次得到了表達,然而卻是以徹頭徹尾的烏托幫方式。這種烏托幫同樣充滿了
　　‘二十世紀底時代精神’。它不是來自傳統(tǒng)的‘桃花源’式的遁世沖動,而是來自米蘭昆德拉所說的那種對革命的‘巨大同情以及對一個嶄新世界的的末世學信仰’。18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者曾基于這種信仰,狂熱地尋求一個歷史的新紀元并在理想化的中世紀尋找到了;20世紀中國詩人的狂熱程度甚至更勝一籌,只不過對他們來說,‘新紀元’的地平線已經(jīng)移到了前方。進化論和新的時間觀保證它在人類的集體“涅”(革命的轉喻)后將像再生的女神一樣姍姍降臨。”
　　女神就這樣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義的宏大氣魄開一代新風,奏響了五四精神的最強音,并以其浪漫主義的精神氣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詩人縱橫馳騁于歷史、哲學、現(xiàn)實三維空間之中,從上古神話至近代文明,從外國歷史到中國現(xiàn)狀,任意采擷,梳織成詩的錦繡。《女神》中所迸發(fā)出的奇瑰的想象力不僅是詩人個人的天才所致,而且預告了積壓了幾千年的民族個性將有一次大爆破、大解放。詩人以一種對現(xiàn)實的非正面觀照表現(xiàn)出對現(xiàn)實的更深層的干預,使我們體會出他的憤激、焦灼以及“為人類向上向前而跳動”著的心。
　　而這種憤激與焦灼是以一種青春期的激情噴射的方式傳達的。這種青春期征兆我們可稱之為郭沫若式“生趣”。郭氏曾說:“古人用他們的言辭表示他們的情懷,已成為古詩,今人用我們的言辭表達我們的生趣,便是新詩”。這種生趣,便是《女神》中充溢著狂蕩無羈的自由感。
　　“昕潮漲了,昕潮漲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漲了,春潮漲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漲了,生潮漲了,死了的鳳凰更生了。”
　(郭沫若《鳳凰涅》)
　　在生命的吶喊中,詩人獲得了對世界和自我生命的詩情蕩漾的體悟。在《女神》的放歌中,一掃晚清詩的疲憊和沉重,洋溢著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騷動。

“無數(shù)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壯麗的北冰洋的情景喲!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來了的滾滾的洪濤喲!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chuàng)造,不斷的努力喲!啊啊!力喲!力喲!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呂喲。”
(郭沫若《立在地球邊上怒號》)
　　時代的青春期個性體驗中,往往漂浮著對宇宙的思索和對人類之愛,從而使《女神》因宇宙關懷而浸透著形而上的哲學意蘊:
　　“地球,我的母親!天已黎明了,把你懷中的兒來搖醒,我現(xiàn)在正在你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親!你背負著我在這樂園中逍遙。你還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地球,我的母親!我過去,現(xiàn)在,未來,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樣才能夠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魯迅以其冷峻和黑色幽默折射出作為一個思想家生命和人類之愛,而郭沫若則以他的玄想完成了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藝術建構?！杜瘛房偸?ldquo;神馳千里,精?八極”,彌漫著綺麗多姿的理想主義色彩,完成了一次時代精神的浪漫的夢尋。
　　“地球,我的母親!我羨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農民,他們是全人類的保姆,你是時常地愛撫他們。……地球,我的母親!我想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身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飛騰。”
(郭沫若《地球,我的母親!》)
　　“遠遠的街燈明了,好象閃著無數(shù)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現(xiàn)了,好象點著無數(shù)的街燈。”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奇思異想,若夜空中繁星點點,透視著生命童稚的天真;若春風話語,灑下青春生命的甘露。這種青春期話語特征成為一個時代的話語方式,折射是一個時代的生命特征。這令我們想到中國古代神話的姿肆與迷離,想到楚騷的澎湃與浩蕩,想到盛唐氣象之下李太白的奔放與飛動。
　　馮光廉所主編《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稱《女神》在詩歌體式上超越了胡適,“而進入了詩歌精神的自由表達,也就是進入了詩歌體式的自由創(chuàng)造”,我以為是正確的。正如上文所述,此后新詩的基本體式皆可以從《女神》中找來濫觴。由于《女神》的自由創(chuàng)造,從而使得《女神》至少實現(xiàn)了新詩詩體的幾個突破:郭氏準確地把握了詩的情感的本質,超越了直白為詩,使詩一舉獲得了巨大的情感沖擊力,從而賦予詩以深蘊的生命強力和個性煥發(fā)的理想色彩;《女神》之奇思異想縱橫萬里,極大開拓了詩的藝術領域,使新詩在藝術經(jīng)營能力上走到新的高度;郭氏強調詩的“內在韻律”,詩是“裸體美人”,從內在情緒出發(fā)形成詩體,體現(xiàn)了新詩體式發(fā)展之內在要求,實現(xiàn)了白話新詩詩情與詩體的自然融合,為新詩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基本范式,從而成為新詩的奠基者。
　　《女神》以其斷裂式的絕叫撕裂了文學史,并以其浪漫主義恢弘澎湃之勢開一代詩風?？墒俏覀兓仡櫺略娏髋裳苓M史,正如前所論,郭氏之浪漫主義很快如明日黃花,后繼無人。創(chuàng)造社后起的詩人都走上了浪漫加頹傷的象征主義道路,太陽社的革命詩人們則更趨向寫實,即使郭氏本人后來的創(chuàng)作也自覺地擺脫《女神》而紛紛貼上口號式標簽。五四話語中心就是一個“人”字,浪漫主義成了一個時代的適得其時的話語表達方式,當這個“人”受到民族生存等外在壓力時,“人”便開始退場,“革命”成了文學史上唯一的中心話語。隨著救亡的戰(zhàn)火烽起,《女神》所代表的浪漫主義就象中國詩史上的一次莊嚴燦爛的日出,橫空出世,光輝燦爛,但很快便湮沒于時代的煙云中了。直至20世紀末葉,北島、海子們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重現(xiàn)郭氏之端倪,但隨著北島的出走、海子的早夭,似曇花之一現(xiàn),浪漫主義很快陷于后現(xiàn)代主義的泥淖中了。
　　《女神》是孤寂的。
　　這是浪漫主義精神在中國的孤寂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