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界定“西方馬克思主義”

作為一種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從20世紀70年代末來到中國以后，對它的研究一直處于逐步“升溫”的狀態(tài)。學界和大眾讀者對于它們的態(tài)度也經歷了一個從否定性批判到肯定性借鑒，從間接挪用到直接對話的過程。隨著中國學者自身理論素養(yǎng)和能力的提高，他們加強了對經典文本的“深度耕犁”，深化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又緊密關注著中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實踐，這一切都使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哲學視域、理論深度、反思批判上取得了突出進展，逐步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熱點”。然而，關于如何界定“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成為此研究領域中歷久彌新的一個問題。

“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在西方學者那里本身也不是統(tǒng)一的，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界定和用法：一種是以科爾施、梅勞－龐蒂為代表的，特指植根于西方，以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為標界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同列寧主義相對立的理論。另一種是英國學者佩里·安德森的界定，他從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的角度用它指稱包括從盧卡奇到阿爾都塞等來自德國、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的第三代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20世紀80年代，我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徐崇溫先生在引進和介紹這一概念時，將西方學者的上述兩種用法綜合起來，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特指發(fā)軔于盧卡奇、科爾施等人的不同意列寧主義的那股西方理論思潮，包括葛蘭西、布洛赫、賴希、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列斐伏爾、薩特、梅勞－龐蒂、德拉－沃爾佩、科萊蒂、阿爾都塞等人的理論。但這樣一種綜合界定引起當時一些學者的質疑和爭鳴。杜章智先生認為，徐崇溫如此界定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是含糊、可疑的，一時間引發(fā)了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爭論。隨后，中國人民大學段忠橋教授也質疑徐崇溫所依據(jù)的“按照西方學術界的習慣用法”的真實性，并指出如此界定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有礙我國學者對 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西方國家出現(xiàn)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的深入研究。

這場關于如何界定“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及其在這一指稱下應包括哪些代表人物的爭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盡管目前我們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視域越來越廣，流派越來越多，后現(xiàn)代的馬克思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等新流派競相紛呈，但這些新流派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界限依然模糊不清，令人難以分辨。面對這種狀況，有學者主張將“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嚴格限定在20世紀20年代~60年代末的歷史階段，而將70年代以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統(tǒng)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客觀的說，這種說法相對比較準確。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學者在近30年的相關研究中對這一概念已有一些約定俗成的用法，我們還是可以把這些新流派統(tǒng)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傊P于如何界定“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的持續(xù)爭論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掣肘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進程，從學科建設和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角度來看，厘清這一概念的指稱和范圍在目前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2、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學術性”和“現(xiàn)實性”問題

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首要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理論與政治實踐相脫離。當然這主要是因為從1918年到1968年的50年間，歐洲工人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連續(xù)不斷的失敗，加之西歐各國的共產黨在組織上形成官僚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上從屬于蘇聯(lián)的政策。這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就把其理論重心轉向了哲學研究和文化批判，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諸如理性、現(xiàn)代性、大眾文化、科學技術、日常生活、權威、家庭、意識形態(tài)、官僚體制等理論主題進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究。那么，將這樣一種頗具西方特色又很有“學術性”的馬克思主義嫁接到中國，就很容易出現(xiàn)水土不服的現(xiàn)象。于是，一些學者開始質疑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對于我們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現(xiàn)實關懷的意義。

部分學者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極具地域性的范疇，它是立足于現(xiàn)代西方發(fā)達工業(yè)社會，對資本主義進行全方位的如意識形態(tài)批判、技術理性批判、大眾文化批判、性格結構和心理機制批判、現(xiàn)代性批判等等的綜合產物，是對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深刻的社會、文化危機的反思與批判。而我們當前的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時期，我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本質的不同，我們國家所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與西方發(fā)達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借鑒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時，如對技術理性、現(xiàn)代性，甚至是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都應考慮到中國與西方社會在時間、空間上的“間隔性”。因此有人主張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只能取其批判之“神髓”，不能取其皮毛。更有極端者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只是一些概念和口號的堆積，對中國的現(xiàn)實和理論建構毫無建樹。

與此相反，另一種觀點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給人一種“間隔性”的感覺，就在于當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性”還不夠。南京大學張一兵教授認為，從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要求既懂得現(xiàn)代西方哲學，又要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背景，只有在對這兩個學科的諸多經典文本進行“深度耕犁”之后，才有可能與國際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進行真正的對話與交流。而目前增強這種學術性的方法之一就是“回到馬克思”或“走進馬克思”，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諸多流派的代表人物和新的左翼熱點人物進行個案分析和文本研究。正如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由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康，后現(xiàn)代理論家讓·鮑德里亞，后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拉克勞、墨菲及斯洛文尼亞的左翼作家齊澤克等人所批判的社會問題及其相關論述已成為中國語境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探討中的熱點。由此看出，通過文本分析而促進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繁榮已經取得很好的效果。

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另一重要路徑是以黑龍江大學衣俊卿教授為代表的文化實踐派。他們倡導回歸生活世界，加強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現(xiàn)實性”問題研究的借鑒作用，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哲學范式的轉換。衣教授認為，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脫離現(xiàn)實和生活世界，不屬于“被邊緣化”，而是一種“自我放逐”。這種不自覺的“自我放逐”不是有意逃避現(xiàn)實，而是受到傳統(tǒng)思辨哲學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范式的束縛。而西方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文化轉折并不是理論脫離實際，退回到書齋中的標志，而是在20世紀特殊歷史條件下對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變化和文化境遇深刻反思的理論成果。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性”和“現(xiàn)實性”是內在統(tǒng)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既沒有因為聚焦于文化層面而脫離現(xiàn)實的歷史進程和政治實踐，也沒有因為現(xiàn)實的文化批判而消解了哲學的理論維度。只有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范式轉換的特點認識清楚，我們才能深化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術性”和“現(xiàn)實性”，揭示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價值。

3、如何促進研究路徑的多樣化

中國語境中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歷時20余年經歷了直接轉述和評說，到認真分析與解讀，再到比較和對話的漸進發(fā)展過程。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路徑問題逐漸成為這個領域的爭論焦點之一。這主要是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本身就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和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研究兩方面的內容，具有學科綜合性和交叉性的特點。此外，受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影響，過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總是為我們心中所固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形象所束縛，這樣，中國學者在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就存在著路徑單一、方法論簡單的缺憾。那么，如何吸收現(xiàn)代西方哲學多元的方法論，更新與變革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方法論，促使研究路徑多樣化也就成為相關學者的主要思考點。

從目前國內的研究狀況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路徑主要有：以俞吾金教授為代表的復旦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偏重于從現(xiàn)代西方哲學思想的發(fā)展演變中來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變革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以張一兵教授為代表的南京大學哲學系以文本學的研究路徑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獨樹一幟；以衣俊卿教授為代表的黑龍江大學哲學系則以立足現(xiàn)實的生活世界，探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范式轉換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則注重從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出發(fā)，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建構的視角，探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及其建設性的作用。當然在已有路徑的基礎上，有的學者還提出一些新的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女性主義、實踐倫理學、生態(tài)學等新的研究路徑。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關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