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群體的分類及研究價值
下面是關于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群體的分類及研究價值，歡迎閱讀借鑒。
歷史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研究歷史和研究歷史人物是分不開的，如果脫離歷史人物而研究歷史，“將不會把握到歷史發(fā)展的主要脈搏”.中國自古有研究歷史人物的傳統，二十四史的體例中本紀、列傳之所以引人入勝，除了以人物為中心外，主要是論功過、評價得失。由于主客觀原因，以往學術界對近代歷史人物研究多集中于中原地區(qū)的政治及文化精英，而對邊疆歷史人物研究關注不夠。筆者認為，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研究，是把握到歷史發(fā)展脈絡的主要途徑之一，是研究中國近代邊疆區(qū)域轉型和政治建構這一動態(tài)過程中關鍵一環(huán)。在中國近代民族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 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研究對象界定
歷史人物是指那些在歷史發(fā)展中起過重要影響，在歷史長河中留下足跡，對歷史起推動作用的人物。而近代邊疆歷史人物怎么去界定，其研究對象是什么?與一般的歷史人物研究有什么區(qū)別?這值得我們去探討。近代在邊疆地區(qū)活動的人物不勝枚舉，這些人物并不都是我們都要研究的，近代邊疆歷史人物主要指在近代邊疆歷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人。這需要從以下三方面來界定：
第一，邊疆歷史人物研究著重強調地域和族群身份。具體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時空下，有特定的族群身份，邊疆歷史人物也不例外。對于邊疆歷史人物的研究，首先是他們的地區(qū)身份即生活在邊疆民族地區(qū)，即土著。地域身份界定了歷史人物的出身、成長的背景，了解他的人際關系和性格的養(yǎng)成。其次是族群身份，歷史人物當屬邊疆地區(qū)一個少數民族。族群身份是界定歷史人物的族群意識、族群認同及政治趨向等。再次對于邊疆民族地區(qū)產生影響的人物，不管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文化及社會上，不管人物本身的政治地位，這些都是近代邊疆人物研究的對象。這一群體基本上是指各邊疆民族地區(qū)的各個集團的領導者。如：內蒙之德王;西藏之十三世__喇嘛、九世班禪等。
其次，對邊疆民族地區(qū)產生重大影響的非土著的外來者。這類人包括兩部分人群，一是接受儒家傳統文化的中國人，由于學科的局限性，主要從政治上考察這一類人對邊疆地區(qū)的發(fā)展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有中央委派的地方大員如駐藏大臣聯豫、張蔭棠，川康邊務大臣趙爾豐等這三人在川康和西藏地區(qū)進行新政，促進當地社會近代化的發(fā)展，有被流放人員如林則徐，1847-1849 年，林則徐擔任云貴總督時，維護云南邊境安定，整頓云南礦政，鼓勵私人開采，提倡商辦等主張，促進了近代云南礦業(yè)的發(fā)展。有各地的起義領導者如嘎達梅林，為了保護蒙古牧民的利益，組織抗墾起義，影響巨大。二是 對邊疆民族地區(qū)社會、文化及政治有過影響的外國人。比如：貴州石門坎的柏格理，1905 年，隨著英國傳教士柏格理的到來，中國最窮的地方之一石門坎迅速成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區(qū)”,中國現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在上個世紀的前半期，石門坎卻是苗族文字的發(fā)源地，是云貴川交界地區(qū)的教育中心、農耕技術推廣中心、苗族文化的傳播中心、戰(zhàn)時災民自救中心、麻風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等等。俄籍布里亞特僧人，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俄國奸細洛桑·阿旺·德爾智，利用十三世__喇嘛的侍講經師的身份，影響十三世__喇嘛的政治決策，是俄國侵略西藏的重要人物。
2 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群體的分類
對于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的研究除了明白研究對象外還應細化為不同的群體，有利于研究的細致、深入。本文把邊疆歷史人物分為以下幾個群體：
第一，按照人物對歷史的影響屬性，分為政治性人物、文化精英人物、宗教上層人物。不同的人對邊疆地區(qū)的影響不同，而近代中國的兩大主題簡單說就是獨立和富強，相對邊疆地區(qū)政治問題更為重要，經濟上能基本維持的地區(qū)寥寥，大都是從中央獲得接濟，所以經濟性人物幾乎沒有，在此不列入。邊疆地區(qū)的政治人物可以說群星璀璨，如左宗棠、楊增新、西藏的十三世__集團各重要人物，廣西的陸榮廷、李宗仁等，云南的龍云;文化精英更是不勝枚舉，特別是在抗戰(zhàn)時期在昆明、桂林云集大批文化精英知識分子對西部地區(qū)的文化發(fā)展做出巨大貢獻;宗教上層主要指的是西藏的__系統和班禪系統。
第二，按照影響的程度和范圍來看，可分為全國性和區(qū)域性。具體說全國性主要指其影響范圍超出了本地區(qū)和本民族的，如中央袁世凱、蔣介石及中共的毛澤東，九世班禪等。而區(qū)域性的相對好理解就是指各民族各領導上層。
第三，從族群身份來分，可分為少數民族、漢人(包括漢化的滿人)。對于邊疆歷史人物研究這種分法是不可或缺的，邊疆民族地區(qū)的本民族的精英人物具有雙重身份，一是本民族的代表，二是代表國家治理地方，他們的言行主張也具有雙重性;相對于來邊疆民族地區(qū)任職的漢人來說他們更多是考慮中央政府的政策在邊疆地區(qū)的實施及中原漢族的利益，帶有狹隘的大漢族主義，如張蔭棠、趙爾豐等。
第四，按照政治地位來分，可分為中央統治者和地方當政者。中央統治者指中央的各執(zhí)政者對邊疆的政策制定及采取的措施對邊疆地區(qū)的影響，民國初年的袁世凱;南京政府之蔣介石等，地方的當政者既有民族上層也有中原委派的漢族大員。
第五，從其政治趨向可分為革命人物和非革命人物。這一分類主要是指革命任務研究，自辛亥革命以來的邊疆民族地區(qū)的仁人志士為邊疆地區(qū)的革命、發(fā)展做出巨大貢獻者。
第六，從地域上分，可分為蒙古地區(qū)、新疆及西北地區(qū)、康藏地區(qū)、云貴川西南地區(qū)、華南兩廣、東南及臺灣地區(qū)。中國幅員遼闊，《禮記·王制》：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產生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差異。在1912 年清滅民建之時，各地上層人物對國家重建反應各異，通過各地人物研究，有利于深入解析各地精英和中央政府在近代國家轉型和政治重構的時期的博弈，以為后鑒。
3 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研究的學術價值
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研究，是近代中國民族史研究的主題之一，由于受主客觀原因的影響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研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第一，近代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中央政府逐漸衰敗，權力和權威雙重危機日趨嚴重?！碧貏e是民國時期“,尚未確立統一的國家權力，即使在 1928 年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雖然暫時統一了中國，但其統一作為一個現代的國民國家是不完備的?！备鞯卦诿x上中央政權統一下，各自為政，邊疆民族地區(qū)較之內地自立、自治傾向時隱時現。中央政權衰敗，因而政治的制度化也不成熟。在這種政治狀況下，個人較之于制度，其作用相對就變得較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邊疆人物研究的首要意義。
第二，社會網絡在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性。在推動近代中國社會運轉時，各個人物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及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斑@種狀況是由于傳統的宗族主義、地方主義和制度的不成熟等因素造成的。進行人物研究時，通過弄清各個人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們有可能搞明白以前我們不種注意到的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p>
第三，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研究是近代中國民族史、民族關系史、區(qū)域史研究的重點。其研究的更有利于近代史學各專業(yè)研究的深入。在近代邊疆民族地區(qū)，政治制度上相對中原不夠健全;組織上相當松散，各民族領袖個人的才能左右本民族的興衰。各族的領導精英在近代社會大變革中作為，對于近代中國邊疆地區(qū)影響巨大。西藏的十三__喇嘛、內蒙的德王等對當地的開發(fā)及政治趨向的選擇影響不容忽視。民族關系史研究的是各民族交往史，是通過各個集團及階層具體的人來進行的，如果離開人物研究民族關系就空洞無物就談不上歷史研究了。
第四，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的研究深入了中國近現代多民族國家的重構及各民族的政治選擇的研究。自 1840 年以來，中國進入國家轉型期，由傳統的王朝天下體制向近代領土主權國家轉變，而中國的邊疆地區(qū)首先涉及到領土問題，是近代中國必須面對解決的問題之一，對于這一問題，邊疆的各集團領導者的個人及集團利益可能左右事態(tài)的發(fā)展;近代國家的重構，政治上的民族共和，經濟上的現代化，文化上繼承創(chuàng)新都離不開邊疆民族地區(qū)各集團領導者的主持、參與和贊同。
第五，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研究對于現在的西部大開發(fā)及邊疆民族政策和文化建設意義重大。中國自古以來兩大問題之一就是邊疆民族問題，對于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的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各民族的情態(tài)，激發(fā)各民族的建設熱情，對邊疆文化保存及國家民族政策的調整有借鑒意義。
近代邊疆歷史人物研究是近代史研究重要的課題，是不能忽視和逃避的。對其研究應在歷史辯證唯物主義的指導下，采取公正客觀的態(tài)度，以邊疆歷史人物為主軸，或探討其思想、談論其志業(yè)，事功，或側重其德行，從而闡述人與人、人與團體、人與社會、人與時空種種活動和各種關系，以此明晰近代邊疆歷史人物對社會、國家的貢獻和影響，方能對得起歷史及其人物本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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