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文學史課程來說,由于古代漢語的文選同時是文學名篇,在古代漢語教師對文選進行語言學分析后,學生能深入理解文本,更準確地把握其文學特性。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于古代文學史方面論文的內(nèi)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古代文學史方面論文篇1

　　談多媒體在古代文學教學中的應用

　　隨著現(xiàn)代教學技術的發(fā)展和學校教學設備的更新，多媒體手段已經(jīng)在很多課程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但在高校古代文學的教學中，傳統(tǒng)教法仍然占據(jù)著主要的陣地，對于是否應該使用多媒體常常引發(fā)爭議。筆者認為，使用多媒體手段對古代文學教學是有益處的，但在現(xiàn)實教學過程當中也的確容易出現(xiàn)一些使用的誤區(qū)，需要我們正確辨別，恰當使用，使多媒體真正成為促進教學的手段。

　　1 古代文學教學中使用多媒體的益處

　　使用多媒體可以引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沒有學習興趣便談不上學習效果。古代文學是任何一個高校中文專業(yè)的基礎課、必修課，然而對于這樣一門重要的課程，學生的學習興趣卻并不高，常常讓多年從事古代文學教學，憑借一張嘴、一只粉筆、一塊黑板來授課的老先生們深感頭疼。當然，這并非是由于這些教師的知識不夠淵博，而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古代文學的內(nèi)容是文言，相對難學難懂，枯燥無味;其二，在整個社會高度強調經(jīng)濟發(fā)展，強調實踐應用能力的大背景下，古代文學與現(xiàn)實社會的聯(lián)系不夠緊密，因而讓學生們覺得學之無用;其三，當代大學生多數(shù)已經(jīng)是“90后”，他們是伴隨著電視、電腦、手機、網(wǎng)絡成長起來的一代，思維跳躍、發(fā)散，注意力不夠集中，想讓他們面對沒有色彩、沒有動畫的黑板專心聽講大不容易。針對古代文學自身和當代大學生的特點，在教學中引進多媒體來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顯得十分必要。

　　使用多媒體可以增加教學的知識容量。中國古代文學博大精深，先秦到明清上下三千年，作家作品浩如煙海，其中不僅包含文學現(xiàn)象，還涉及文學理論、思想、文學演變規(guī)律等等，內(nèi)容十分龐雜。然而與龐大內(nèi)容相對應的教學課時卻遠遠不成比例，特別是近年來，在許多院校當中，為培養(yǎng)所謂的應用型人才，適應當前的就業(yè)形勢，增設了很多新課，大大壓縮了古代文學的課時數(shù)，原本分為古代文學史和古代文學作品選兩門課程的，現(xiàn)在壓縮成了一門課程;原本需要授課四個學期的，現(xiàn)在壓縮至三個學期甚至兩個學期便匆匆結束。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nèi)講授更多的內(nèi)容便成為古代文學老師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傳統(tǒng)的教學法顯然已經(jīng)不能適應這種新的情況。多媒體則一方面節(jié)省了教師寫板書的時間，一方面可以通過網(wǎng)絡輔導、答疑的方式解決學生的問題，為學生提供參考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知識容量。

　　使用多媒體可以提高教學效果。上述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加課堂的知識含量，已經(jīng)起到了提高學習效果的作用。除此之外，多媒體容文字、圖像、音頻、視頻于一體的功能對于加深印象、增強記憶、拓寬視野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篇作品當中的生字生詞，通過幻燈片上字體的色彩、大小的變化便很容易起到強調的效果。中國古代詩詞本來就是音樂文學，在教學中我們可引入一些知名朗誦專家的誦讀音頻，在聲情并茂中加強感染力。現(xiàn)在有一些學者在研究古代詩詞吟誦的方法，在網(wǎng)上能夠找到他們吟誦的視頻、音頻，都可以采用。此外，像《牡丹亭》、《西廂記》等戲劇的教學，也完全可以放一段昆曲視頻，既能夠引發(fā)學生的興趣，也能讓他們回到當時的場景之中去，更好的理解戲劇中人物的情感發(fā)展，比單調的講授文字劇本，效果要好很多。這些優(yōu)勢都是多媒體教學所顯而易見的。

　　2 古代文學教學使用多媒體容易出現(xiàn)的問題

　　多媒體教學雖然有上述種種優(yōu)點，但在現(xiàn)實使用的過程當中，卻也容易出現(xiàn)一些問題，進入教學的誤區(qū)，成為很多人詬病的口實。主要的問題如下：

　　第一，以多媒體取代板書。這特別容易出現(xiàn)在青年教師的教學當中。有些青年教師的基本功不過關，懶于或羞于在黑板上寫字，完全依賴多媒體，往往一節(jié)課下來，黑板上竟然一個字都沒有，這是極不可取的。多媒體和板書應該結合起來，起到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作用。具體來說，多媒體主要展示的是輔助學生理解的圖表、圖像、音頻、視頻，以及在黑板上不方便寫的一些文字。這些內(nèi)容往往是按照一定順序逐一點開展示給學生，一張幻燈片結束便進入下一張，給學生看的時間是一定的，無法整體回顧。而板書所展示的則是教學內(nèi)容的整體架構，學生一邊聽課一邊隨著教師的板書，會對學習內(nèi)容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并且在課堂上可以隨時回顧，了解課程的進展。另一方面，多媒體上所展示的內(nèi)容是預先制定好的，缺乏靈活性，而板書則可以彌足這一不足，根據(jù)課堂上的現(xiàn)實情況，隨時在黑板上補充一些必要的內(nèi)容。此外，就古代文學的教學而言，本身就要求授課教師有一定的書法功底，漂亮瀟灑的板書不僅能夠讓學生加深印象，也會得到學生的敬佩，從而激勵他們提高自身的能力，起到榜樣示范的作用。

　　第二，忽視與學生之間的交流互動。有些教師使用多媒體課件時兩眼不離屏幕，兩手不離鼠標、鍵盤，使教學過程完全成為幻燈片放映的過程，自己仿佛是放映員，完全不去顧及學生的接受情況，多媒體反而成為了師生之間進行溝通、交流的障礙。另外，有的教室在播放多媒體課件時需要將窗簾拉上，室內(nèi)燈光也需要調暗才能夠看清，導致上課的過程仿佛就像在黑暗中看電影，老師看不清學生，學生看不清老師，很難保證教學效果。平心而論，多媒體教學的確容易將學生的目光吸引到屏幕而非教師身上，但越是如此，越需要教師在上課的時候多多注意和學生之間的交流互動。首先，每一張幻燈片的容量不能過大，而且需要給學生足夠的時間去看和理解，切換的頻率不能過快。教師應該根據(jù)學生的反應調整自己的切換速度。其次，在幻燈片播放的過程當中，教師應結合幻燈片上的內(nèi)容，面向學生給予講解，必要時可以使用幻燈片指示筆等專門的設備，讓自己的講授、動作指示和幻燈片上的內(nèi)容有機結合在一起，而不要出現(xiàn)教師“躲”在角落里遙控電腦的現(xiàn)象。最后，教師應該在課堂上設置一些問題，進行課堂上的問答和討論?？傊?，技術是手段，技術只有以人為主，才不會喧賓奪主，影響教學。

　　第三，多媒體課件設計本身不過關。多媒體課件的制作看似簡單，但實際上制作一份完美的課件卻并非易事。目前課件制作主要存在這樣一些問題：(1)文字量太大。有些教師以為多媒體課件就是將教案放到幻燈片上去展示，更有甚者直接將word文檔投影在屏幕上充當課件，這樣的課件根本起不到吸引學生興趣的作用，也完全沒有發(fā)揮多媒體應有的功能，學生在下面只能疲于奔命的記筆記。(2)課件模糊，不便于觀看。這樣的課件主要是因為背景色彩和字體大小設計不合理。有些教師在制作課件的時候在自己的電腦上看得很清晰，但在教室中播放時還要考慮到投影設備的清晰度、教室光線、教室大小、學生數(shù)量等因素，因此教師必須提前到教師實地考察一下，特別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是否能夠看清，然后調整課件的色彩和字體大小。(3)課件過于單調或過于花哨。缺少圖像、音頻、視頻以及動畫效果燈元素，會讓多媒體課件顯得單調，學生很快就會進入審美疲勞，失去興趣。但有些教師的課件制作得過于花哨，學生的注意力被吸引在了這些形式方面，同樣也起不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3 對古代文學教學中使用多媒體的建議

　　首先，基于多媒體對于古代文學教學的種種優(yōu)勢和益處，在客觀設備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該大膽鼓勵在古代文學教學當中使用多媒體。特別是一些老教師，應該轉變思想，勇于接受新事物，多學習一些電腦使用技巧，使自己的授課適應古代文學教學以及當代大學生的新特點。

　　其次，在使用多媒體進行教學的過程當中，不能完全依賴多媒體，而應該將其與傳統(tǒng)教學手段結合起來使用。教師應注意與學生之間進行互動交流，使多媒體真正成為促進教學的手段，成為師生之間溝通的平臺。使用多媒體進行古代文學教學的教師應該多聽取學生的意見反饋，同時也應鼓勵同事之間相互聽課，多提意見。

　　最后，要保證多媒體課件本身的質量。學院可以不定期舉辦一些相關的培訓和講座，提高教師制作和操作多媒體的水平。同時，建議同一課程的老師集體備課，共同制作多媒體課件。這樣，對于電腦技術不甚精通的老教師可以在這一過程中學習到多媒體制作的一些技術，同時也能夠以多年的教學經(jīng)驗對多媒體課件的質量進行把關。一份課件的制作，需要廣泛搜集圖片、音頻、視頻等資料，大家集體備課，可以集思廣益，使課件的內(nèi)容更加豐富。另外，應該多關注兄弟院校古代文學多媒體課件的制作成果，現(xiàn)在很多資源都可以在網(wǎng)絡上共享，可以作為我們制作課件的參考。最后，在院系層面應該有對課件進行審核的步驟，只有通過審核之后的課件方能在課堂上使用?？傊?，要采取多種方法提高多媒體課件的質量，不能讓粗制濫造的課件走進古代文學課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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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春花.試論多媒體課件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的具體運用.中國成人教育,2009(16).

　　古代文學史方面論文篇2

　　談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的價值判斷

　　摘要：本文對古代文學教學的價值判斷作出一個歷史脈絡的梳理，認為文學的教學史，即是價值判斷的變遷史。儒家的雅正觀念是歷史上文學教育的主流價值判斷，“五四”之后這個傳統(tǒng)被切斷。在現(xiàn)代性流弊層出不窮的今天，古代文學的教學應該從前現(xiàn)代中吸取精神資源，倡導儒家的君子品格，以育人為目的而進行文學教學的價值重建。

　　關鍵詞：古代文學;教學;價值判斷

　　近年來與學生交流以及在網(wǎng)絡上、學術會議上都碰到了學習、研究古代文學的意義追問問題。有就學術研究而言，我們研究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目的是為了弄清歷史真像，主要運用事實判斷而非價值判斷。但就教學而言，僅有事實判斷是不夠的，教師還負有育人的職責，不僅要介紹知識，更主要的還應該有人文關懷，把古代文學中的真善美介紹給學生，陶冶學生的情操，從而使一己之道，一身化作千百億傳播給社會并達到引導社會、改造社會的目的。所以現(xiàn)代知識分子不應該只成為知識的傳聲筒，更應該肩負起傳道的功能。那么古代文學教學中如何處理價值判斷問題?本文對古代文學教學的價值判斷先作一個歷史脈絡的梳理，并對當下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淺見，以就正于方家。

　　一、古代文學教學價值判斷的歷史回顧

　　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已有久遠的歷史。早在春秋時代，孔子就以《詩經(jīng)》教授弟子。對于《詩經(jīng)》三百篇，孔子解釋的總原則是“思無邪”。至于這樣解釋是否合乎《詩經(jīng)》歷史原意是另外一回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價值判斷方式：要求學生對《詩》的理解要合乎道德的善。在這一原則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本來是描寫美女的詩句，而孔子在解釋時卻要聯(lián)系上“禮儀”之類的做人道理。(《論語·八佾》：子夏問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日：“禮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漢代所謂齊魯韓毛四家說詩，大抵都是繼承孔子的說詩傳統(tǒng)，流傳至今的《韓詩外傳》幾乎全是道德解說、倫理規(guī)范以及對人生的忠告。

　　即如《毛傳》，解說每一首詩，也總是先點明歌頌什么，諷刺什么，目的是在育人，而不是審美。所謂三百零五篇可以當諫書，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jīng)解》)，說明今天的人們當成文學欣賞的《詩經(jīng)》，在古人則更重視其倫理教化的功能，其目的是通過學《詩》培養(yǎng)君子品格。魏晉以降，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文人開始自覺地寫作美文，將其視為“不朽之盛事”，從而更看重文學的審美品格。雖然文學開始重視形式，講求文采，但通過文學明道、傳道的意識在歷史上始終沒有中斷。

　　劉勰的《文心雕龍》，提倡“征圣”和“宗經(jīng)”，認為文學應以圣人的著作為學習的榜樣，所謂“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也就是說文學只有“明道”，才有其自立和流傳的價值。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雖然從經(jīng)學的附庸中日漸獨立出來，但文人士子所受的教育，仍以六經(jīng)為主。據(jù)顏之推《顏世家訓》，在南北朝戰(zhàn)亂易代之際，那些不學無術的世家子弟在離亂之后，“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他們因別無治生的本領而命運悲慘;而那些“百世小人”，也就是寒門子弟，如能明《六經(jīng)》之旨，“猶為一藝得以自資”，“尚為人師”可以糊口(參見《顏氏家訓·勉學》)。由是可知，即使是在戰(zhàn)亂年代，儒家的六經(jīng)教育仍是整個社會教育的基礎，這已成為人民大眾的普遍選擇。這種教育對文學藝術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從唐代至北宋，進士考試重詩賦，唐以來教人寫詩的各種詩格之類的教科書非常之多，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偏重文學，看重藝術，實際上并沒有脫離經(jīng)學的價值判斷。據(jù)《新唐書·選舉志》：“凡進士，試時務策一道，貼一大經(jīng)，經(jīng)策全通為甲等。”南宋時也有人提出，詩賦需“貫穿六藝，馳騁百家，拘以駢儷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通考·選舉四》)。由是可知，做好詩賦也必須貫通六經(jīng)百家為基礎，經(jīng)學對詩賦的哺育和營養(yǎng)不可低估。這就不難理解初唐四杰為什么批判齊梁詩風，陳子昂為何提倡“漢魏風骨”與“風雅興寄”，李白、杜甫為何“上薄風騷”、關心現(xiàn)實，元稹、白居易為何興起新樂府運動了。以詩賦取士，雖然也造成了士風躁進浮艷的流弊，唐以來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但因為這種考試方法與經(jīng)學的聯(lián)系，使經(jīng)學的價值判斷直接影響到詩學，用這種選舉法錄取的士子，出現(xiàn)了不少愛國愛民的能臣廉吏。正如蘇軾所說：“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shù)，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蘇軾全集·議學校貢舉狀》)韓愈等人掀起的古文運動，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古文能更好地傳播儒學，學寫古文的真意在于傳道、明道。

　　從宋仁宗慶歷新政開始，科舉制度改革，進士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把詩賦放在次要地位。至宋神宗時王安石進一步改革，考經(jīng)義，廢詩賦。從此之后，古文運動進一步開展，討論古文寫作的教科書多了起來。如南宋呂祖謙的《古文關鍵》以選本的形式，介紹歐陽修、蘇軾等人的文章，目的在于啟發(fā)士子掌握科舉文章的寫作技巧;至于古文義理，則以闡發(fā)圣道為主。但科舉試經(jīng)義，廢詩賦，也為考試閱卷帶來了不便，正如蘇軾所說：“其為文也，無規(guī)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蘇軾全集·議學校貢舉狀》)也就是說，考試經(jīng)義，舉子們?nèi)窃陉U發(fā)圣人微言，義理上都不成問題，能評判文章高下的，就只有看寫作技巧了。詩賦中的聲病對偶在閱卷時能馬上看出高下而好打分，古文就不太好評判成績了。因此，明代出現(xiàn)八股文，實在也是出于考官方便判卷的需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八股文講對仗，在形式上要求很嚴，要做好時文，就好比戴著鐐銬跳舞還要跳得輕松，這就需要才氣。八股文若想做得不浮庸，就是吸收古文的技法，也要多讀書才行。所以明清時期八股文與古文存在一種互動的關系。歸有光與方苞的古文都與時文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我們梳理科舉制度的歷史，意在說明在古代對于文學教育的價值判斷問題。詩文在古代一直是文學的正宗，宗經(jīng)、明道、培養(yǎng)廉潔清正的君子人格是歷朝歷代都不容置疑的價值理想。文人講求寫詩與作文的技巧一方面有“不朽之盛事”的考慮，同時與科舉制度的要求也有很大關系。很難想象，如果沒有科舉考試，古人會對讀儒經(jīng)以及寫詩作文有如此大的熱情。至于詞、曲、小說等文體，在古代從來都是被視為“馀事”，并沒有很高的地位。這些文體開始出現(xiàn)于宋代之后的市井民間，出于文學消費和市場的需要，在內(nèi)容上多迎合個人欲求與市民趣味，思想上往往與正統(tǒng)有一定距離。但隨著文人逐漸參與這些文體的創(chuàng)作，最終都經(jīng)由了由俗而雅的蛻變過程。反映在價值理想上，這些文體也逐漸淡化個人的、市民的趣味，而其中的士大夫情懷卻漸趨濃烈。因此就文學而言，詩教與文以載道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流傳統(tǒng)，也是古人文學教育的基本價值判斷。雖然歷史上，如李贄等異端思想家倡導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價值，但這畢

　　竟是中國文學大傳統(tǒng)中的小傳統(tǒng)，從整個文學史來看，并不占主流地位。事實上，以儒家思想為價值判斷的文學傳統(tǒng)，對凝聚民族意識、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引導作用。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人面臨西方列強，于是產(chǎn)生救亡圖存問題。一批有危機意識的士大夫，正如梁啟超所說：“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nèi)厭棄之情日烈，……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jīng)世之學’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正統(tǒng)派公然舉叛旗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部分知識人先是認為之所以被列強凌逼是因為武器不行，后來又懷疑甚至否定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隨著西學的大舉東進，西洋文學觀念陸續(xù)傳入中國，在“五四”之后，中國文學史觀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首先從思想上，對舊有的價值判斷進行了全面的顛覆，打倒孔家店、批判舊禮教成為思想界、文學界的主流。陳獨秀發(fā)表《文學革命論》，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主張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他疾呼：“要擁護德先生(按：即民主)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科學)，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

　　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胡適在《新青年》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改革文學語言，提倡白話文學。他推崇施耐庵及其《水滸傳》、曹雪芹及其《紅樓夢》等白話小說，并親撰《白話文學史》，推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而歷史上的俗文學，歷來因為其思想上更切合市民趣味，更多地游離于儒家思想之外而為正統(tǒng)士大夫所不屑。在清代，所謂“《西廂》誨淫，《水滸》誨盜”是評價的主流，乾隆帝曾親把這兩部書定為“穢惡”之書，認為“使人閱看，誘以為惡”。(參見張人和《近百年(西廂記)研究》，《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6年第三期)這種評價并非只代表清高宗個人意見，在封建時代應該是主流看法。而胡適為白話文學翻案并推為正統(tǒng)，其意義并不僅在于引起文體的革命，更主要的是帶來了文學史觀及思想上的革命。詩文在古代是傳道的載體，一旦打倒了文言，也就意味著割斷了道統(tǒng)，切斷了幾千年來的主流文化價值。

　　在胡適、陳獨秀等人的倡導下，一些在封建時代處于邊緣的文體以及被視為異端的思想，從此走向了文學史的前臺，反封建、反禮教也成為正面的價值判斷。曾有論者就“五四”之后的“殺父”情結做過梳理和研究，比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等相當多的文學作品，矛頭都指向了封建家長制，將家長專制視為社會罪惡之源，背叛家長成為進步的象征。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與撰寫者在古代也找到了不少背離封建倫理道德的文學資源，這些資源大多保存在古代戲曲、小說等俗文學之中。這樣，在價值判斷上，從前被顛倒了的，重新再顛倒過來，從前被視為異端的，如今成為正面和被推祟的經(jīng)典。所謂“文學史”(history of literature)是近代之后從西方傳過來的一個概念或學科：在中國古代，并無“文學史”之名，但有文學史這種學術樣式的實際存在。比如古代有些目錄書，其實就是中國傳統(tǒng)、中國氣派的文學史。

　　如《四庫全書總目》的集部，其大小序即是簡明的文學史或文體史?！犊偰俊穼γ坎课娜酥魉鞯奶嵋▽ψ髡?、書籍版本的考證，對書籍內(nèi)容及文學地位的點評，都是文學史所應有的內(nèi)容。翻閱這些目錄書，可知古人對文學思想、文學內(nèi)容以及文體的理解都離不開儒家雅正觀的價值判斷，與“五四”之后價值評判相比可以說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五四”之后，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唯物史觀作指導寫作文學史、講授文學史成為一種新的價值判斷。1942年，毛澤東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nóng)兵服務的方向。建國之后直至改革開放前夕，文學史的編寫與講授隨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從階級性、人民性的觀點看待和評價古代文學，是那一時期的價值判斷方法。在這一原則下，古代文學中反映農(nóng)民造反與革命的文學作品大受追捧。““””時期，有的文學史把數(shù)千年的漢文學史說成是儒法斗爭的歷史，甚至山水詩也因其貴族氣質、脫離人民群眾而受到貶斥。

　　1979年，伴隨改革開放大幕的拉開，鄧小平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開幕式上致祝辭，并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強調了黨的文藝思想和理論主張。以此為據(jù)，《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題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從此“二為”成為新時期文藝路線和文藝政策的總方針。與以往相比，“二為”文藝政策較為寬松，因此，80年代以來，各高校文學史教材的選擇和使用逐漸多樣化，在文學史的寫法上也呈現(xiàn)出價值判斷的多樣化。如近二三十年以來，各高校選用過的教材，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章培恒和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郭豫衡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以及袁行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等等。這些著作的編排思路以及對文學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教材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突出人民性;有的肯定張揚人的自由性、個性，強調人性，以人性論來解釋文學性;有的則注重以史學的思維和方法去處理文學史料，力求接近或還原文學史的實際。這種多角度的寫作與不同價值觀的選擇說明：對文學的解讀和講授可以是多視角、多側面的，文學史也并非只有一種寫法和教法。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只要是嚴肅的學術研究，因不同的理解與不同的寫法而形成各自的特色，都可以從不同的方面豐富和完善文學史這門學科。即使現(xiàn)在或將來，也不可能只有一種理解、一種模式、一種寫法，而只能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總序論》第一卷)

　　二、當今古代文學教學價值判斷之我見

　　如果比較20世紀80年代以來高校所使用過的教材，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不同的文學史在價值話語上有微妙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正是伴隨近三十年年中國社會的變遷而出現(xiàn)的一種調整。如八九十年代各高校普遍使用成書于50年代的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此書仍注意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分析作品突出人民性、階級性。而在世紀之交出版并為很多高校所采用的袁行霈等人編寫的文學史(1999年第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其編寫背景正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建立之時，因此該書的編寫自覺不自覺地配合了當下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大勢。比如袁本文學史對古代小說、戲曲以及晚明文學思潮中張揚個性、肯定人欲、崇尚經(jīng)商等文學、文獻史料介紹了很多，不僅在史料的選取上彰顯了價值傾向，而且還直接進行價值引導。如此書第四卷第10至11頁，先是介紹了受王陽明心學影響的袁宏道公開宣揚人間的真樂是“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乃至“賓客滿席，男女交舄”，“妓妾數(shù)人，游閑數(shù)人”等等。如果說這些史料還并不能說明作者的價值選擇的話，那么袁本對明代王學左派影響下的新文學思潮所下的斷語則是彰顯了編者鮮明的價值好

　　惡：“隨著主體意識的加強和人的自我價值的覺醒，肯定世俗人欲，肯定‘好貨’‘好色’的潮流，也將 文學家的目光引向‘穿衣吃飯’、‘百姓日用’，寫‘時俗’、寫物欲、寫性愛，擴大了題材范圍。他們面向現(xiàn)實，……有力地沖擊了當時的封建禮教，至使明代文學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氣象。”袁本仿佛很遺憾晚明文藝思潮與儒家倫理道德決裂不夠徹底，評論說：“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一批新思潮的弄潮兒所持的思想武器心學與禪宗，本身就是封建 文化圈中的倫理說教和宗教麻醉。他們有時敏銳地亮出了閃光的思想，但有時又回歸到正統(tǒng)的儒家倫理教條和佛家的虛無主義。更何況當時整個封建勢力還相當頑強……”從對戲曲、小說的內(nèi)容評價來看，批判封建禮教戕害人性、鼓吹人欲的合理性以及倡導個性解放成為袁本的文學價值取向之一。

　　平心而論，袁本的文學史成書于中國式的市場 經(jīng)濟剛剛建構之時，此時在文學史中宣講個性，肯定物欲，張揚人的自由和權利，對于讀者突破傳統(tǒng)保守思維，對促進思想解放有其積極意義。但這畢竟是價值選擇之一。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進一步深化，文學史的撰寫與講授應該跟上變化了的形勢，關注當下的 社會現(xiàn)實以及當下人們的心靈需求，從而做出適當?shù)恼{整。馬克思主義文藝史觀認為，文學活動是人的主體對于客體的認識與反映。“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文藝反映生活，也反作用于生活。

　　如果說袁本的文學史價值觀是當時為構建市場經(jīng)濟的文化需要而做出的一種選擇的話，世易時移，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深入，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出現(xiàn)了，通過文學傳達的價值觀念也需要做出進一步的調整。比如當今社會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嚴重的物欲主義、拜金主義、道德信仰的缺失、誠信的匱乏以及由此出現(xiàn)的腐敗貪黷、 環(huán)境破壞、食品安全、貧富差距、家庭解體、倫理失序等問題，這些問題需要促使人文 工作者、 教育者思考如何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進行國民的精神與價值重建問題。這也是“生活決定意識”的一個現(xiàn)實課題。因此，對于古代文學的教學，教師不應該只是一個古代知識的傳聲筒，更應該肩負起“傳道”責任，培養(yǎng)學生具有健全的人格，有善良的品行、優(yōu)美的品位，某種程度上說，這才是文學教育者更為重要的責任。因此，我認為，古代文學作品的選擇與教學，在當前的形勢下應以是否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是否有利于和諧心靈的培養(yǎng)而進行取舍，這樣的價值判斷標準與當今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相吻合，也是“二為”方針以及鄧小平文藝思想在新形勢下的 發(fā)展運用。具體設想如下：

　　其一，不能把古代文學研究模式完全等同于教學。古代文學史的研究以還原歷史、把握歷史真相為主要目的。歷史上的文學題材林林總總，有大傳統(tǒng)、有小傳統(tǒng)，有正統(tǒng)、有異派。有寫嚴于律己、憂國憂民等合乎儒家雅正思想的作品，也有鼓吹及時行樂的艷情淫糜文學。有富有理想、積極向上、熱情豪邁的作家作品，也不乏消極頹廢、陰郁傷感之作。作為研究者，可以對任何一種文學現(xiàn)象都做出細致的研究分析，以使整個的文學史脈絡更加清晰鮮明，在研究的過程中甚至不妨保持價值的中立，以還原歷史、弄清真相為第一義。但在教學之中，文學史料與文學文獻的選擇與偏重，往往背后反映出教師的價值判斷，選什么樣的作品進行教學，往往會直接影響到學生心靈世界與文學接受態(tài)度。

　　其二，對以儒家為代表的文學觀念重新做出評估。儒家文學觀念有兩千多年的傳統(tǒng)。大體來說，儒家人文傳統(tǒng)包括積極進取精神、憂國憂民情懷、天人合一觀念、嚴于律己的道德意識、義利之辨的人我關系、熱愛自然、與萬物渾然同體的宇宙意識等等。含蘊這些思想的作品，古人評之為“雅正”。不符合這些思想特點的作品在古代雖也有大量的存在，但畢竟不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不能而且也不應該使某些非主流的俗文學堂而皇之擠進文學的經(jīng)典。因此，儒家文學觀念和價值判斷，對于當今浮躁而又急功近利的世人心態(tài)仍是一幅鎮(zhèn)靜和清涼劑，對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養(yǎng)和諧心靈都有啟發(fā)和幫助。

　　目前，西方 哲學界對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一些價值觀念也在做出深刻的反思。套用一位古希臘哲人所言，面對現(xiàn)代性，我們不要在眺望其星輝時卻忘記了腳下的陷阱?，F(xiàn)代性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物質便利的同時，也給這個世界帶來了滅頂之災，人的貪婪和攫取使人際關系發(fā)生了扭曲，使環(huán)境遭到破壞，正如鮑曼所言：“精神方面的疾病和神經(jīng)疾病的更趨頻繁是現(xiàn)代性的代價，文明播種了反對自己的種子，在個人與社會之間造成永恒的潛在或公開的沖突。”(《立法與闡釋者》)后現(xiàn)代主義表示反思現(xiàn)代性的缺陷，表示要吸取前現(xiàn)代即中世紀的人文理想、宗教情懷，以救治資本主義文明所產(chǎn)生的弊病。

　　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的歷史，迫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接受了來自西方的現(xiàn)代性，西方的科學精神、個人本位、功利思想在中國成為一種強勢話語。正如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所批評的：“有這樣一種西方白人男性，他們以為自己所特有的那種版本的人性應該 應用于每一個其他人。”(《后現(xiàn)代主義的幻象》)鮑曼認為，在西方世界所產(chǎn)生的生活方式，成了一種全球性的強勢的真理話語，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和其他的歷史時代相對而言卻成為有問題的、特殊性的一方。”(《立法與闡釋者》)“五四”以來，中國人從西方現(xiàn)代性那兒，學會了批評自己祖宗，學會了否定自己的傳統(tǒng)，反封建、反禮教、反孔教這些提法都與從西方接受的一些價值觀念有關。當然拜現(xiàn)代性之賜，中國逐漸與世界接軌，物質文明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但是，現(xiàn)代性的流弊，不僅西方存在，中國也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前幾年的毒奶粉事件、層出不窮的礦難、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失衡的世人心態(tài)、惡化的居住環(huán)境、緊張的人際關系、信仰的失落，這些都與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的時尚有關。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文學教學者，不能只是埋頭古代，脫離現(xiàn)實，應從中國的前現(xiàn)代也即是古代中挖掘精神資源，思考儒家的君子品格是否仍具有的現(xiàn)實的意義，這或許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一個方向?？傊?，不僅要學生從文學作品中學會審美的方法，還要培養(yǎng)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這應該成為古代文學教學的一個目標和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