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這種自我反思和自我矛盾在客觀歷史過程中同樣會以辯證矛盾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它體現(xiàn)了人類超越自然改造社會創(chuàng)造歷史的主觀能動性。若人類沒有這種超越現(xiàn)有而創(chuàng)設應有的主觀能動性，人類就不可能脫離動物界而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另一方面人類的這種自我超越和自我創(chuàng)造必然會帶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的矛盾，使人類創(chuàng)造歷史的活動呈現(xiàn)出異常艱難和復雜的斗爭。為了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之間的矛盾，人類在生活實踐和自我反思中必然會通過一定的時空積淀而形成適合于這一歷史時空的特殊的“精神原則”。而一旦這種“精神原則”得以形成，它就會成為這個時代的“靈魂”而引領著這個時代的發(fā)展，并規(guī)范著這個時代人們的行為。

　　一個時代的“精神原則”就是這個時代的“特殊邏輯”最集中和最高度的反映。一個時代的客觀的本質規(guī)律是多樣的和多層次的，而不是單一的和單層次的，有物質生產(chǎn)力本身發(fā)展的規(guī)律、生產(chǎn)和需求相適應的規(guī)律、經(jīng)濟組織形式成長的規(guī)律、政治建設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文化建設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等等，而貫穿于這些不同領域和不同層面的規(guī)律中一個總的“精神原則”，則是存在于人們歷史實踐包括物質感性活動和精神意識活動之中并規(guī)制著這種活動的最基本的邏輯規(guī)律。當我們把一種精神的意識的“原則”確立為時代的“特殊邏輯”時。從表面上看似乎把客觀的歷史規(guī)律主觀化、精神化了，實則是這種歷史規(guī)律最客觀最本質的表現(xiàn)。任何一個時代，其存在于歷史實踐活動之中并貫穿于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發(fā)展過程的“精神原則”，是一個不容否定的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對于它的歷史主體來說也許是不自知和不自覺的，但這不正說明了它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嗎?一個人的軀體里面潛藏著支配著這個軀體的靈魂，一個人的行為活動后面隱含著主導這種行為的精神，同樣。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軀體和行為活動之中也蘊藏著支配和主導著這個民族、這個時代的靈魂，這個靈魂就是時代的“精神原則”或“民族精神”。

　　我們把一個時代的“精神原則”指認為這個時代的最根本的“特殊邏輯”，其根據(jù)還在于人類的歷史實踐活動的客觀規(guī)律存在于這種歷史實踐活動之中并通過這種活動表征出來，因而這種規(guī)律一方面通過人的物質感性活動予以實現(xiàn)，另一方面則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得到反映，而在這兩種活動即物質和精神的活動中，精神的活動不僅是物質活動的反映，而且是這種活動的集中凝結和高度升華。過去，我們在考察人們的歷史實踐活動的時候，往往只看到了人的這種活動之中的物質的感性的一面。而沒有更深入地看到其中的內(nèi)在的精神的一面，因而導致對精神客觀性的否定，這是長期以來我們在歷史觀研究中存在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片面化傾向。

　　需要指出的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原則”或“民族精神”滲透在這個時代的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活動及其產(chǎn)物之中。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而哲學，在所有這些形式之中，是最自覺最高度的表現(xiàn)形式。“因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明的活的靈魂”，“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chǎn)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如果說，時代的“精神原則”或“民族精神”一般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自發(fā)地存在于人們的歷史實踐活動之中以及其他經(jīng)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形式之中的話，那么，哲學則把這種自發(fā)的無意識升華為自覺的意識，把零散的和片斷的表現(xiàn)形式以最集中最高度的形式反映出來。因此，哲學在反映這個時代的精神特質時，必然要舍棄那些細小的方面，而捕捉住那些最深層最普遍最根本的時代問題。

　　“把握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馬克思所提出的這一命題并不是一個抽象的理念。這里的“特殊邏輯”本質上就是指某一特定時代的特殊的“精神原則”或“民族精神”，這是這個時代的“特殊邏輯”的最深刻的表現(xiàn)。而要把握這個時代的“精神原則”或“民族精神”，則要從哲學的高度去捕捉這個時代最深層最普遍最高度最根本的時代問題，因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nèi)容都是由于產(chǎn)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而這個時代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抓住這個時代的根本問題并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和途徑。這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把握時代的特殊邏輯的最本質的要求。

　　二、中國改革的時代邏輯

　　中國改革的時代邏輯亦即中國改革的時代規(guī)律。對中國改革時代規(guī)律的探討不能停留在原先關于歷史規(guī)律的抽象議論上，必須深入到改革時代的深處，探討其特殊的時代邏輯，如此才能抓住這個偉大改革時代的根本問題，把準這個時代的發(fā)展脈搏，掌握這個時代的變化大勢，從而相應地提出這個時代的根本任務，制定這個時代的發(fā)展大計。

　　長久以來，哲學歷史觀對于歷史規(guī)律的探討僅僅滿足于唯物史觀關于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對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本質規(guī)律的闡述，并運用它來論證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將其作為國家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依據(jù)。這無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歷史觀的研究不能滿足于此。我們還要深入到歷史的表象背后，探究它何以如此的“特殊邏輯”，這無疑是十分必要的。然后適應時代的需要洞見歷史行進的新的時代邏輯，這既是在實踐上實行時代變革的根本要求，也是在理論上推進歷史觀研究的迫切任務。

　　反思改革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走過的曲折歷程，所有取得的成就，經(jīng)歷的挫折都與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有關。我們曾充滿理想和激情，曾以超乎尋常的意志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克服了常人不能克服的困難，戰(zhàn)勝了前進道路上的種種艱難險阻。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驕人成就。但是，正如列寧晚年所說的，革命的激情只能憑借，而不能依靠。歷史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生活有其固有法則，人只能“雙腳立地，并用雙手攀摘大地的果實”，而不能長久以頭立地，一廂情愿地讓世界屬于我們的頭腦。因此，在激情過后，當理想降落塵世，失敗和挫折就難以避免。

　　1978年底在古老中國大地上發(fā)生的曠古未有的社會主義改革，開啟了主體覺醒和主體反思的新時代。舊的時代原則因其虛幻的本質已無法再原封不動地維持下去，歷史要求順應自身的發(fā)展，在超越舊的原則的基礎上遵循客觀的時代邏輯提出新的時代原則。

　　新的時代“原則”和時代邏輯代表著新時代的根本要求和必然趨勢，是新時代內(nèi)在本質規(guī)律的表征。是時代根本問題和根本矛盾的集中凝結和高度濃縮。在歷史領域，存在于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邏輯”不是別的，就是源于這個時代并支配著這個時代的時代“原則”。若抓住了這個“原則”，就抓住了時代問題的癥結，找到了時代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大凡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歷史就會呼喚偉人的產(chǎn)生。鄧小平就是這樣的偉人。其偉大之處就在于以超越前人的理論勇氣和穿透歷史迷霧的犀利眼光。緊緊地把握住了被歷史表象所扭曲但終究以鐵的必然性存在的時代邏輯，并自覺地把它上升到思想原則的高度。他不僅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破除個人迷信，大力解放思想，恢復和發(fā)展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且高度敏銳地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正在孕育和形成中的新的“思想原則”，即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展開全面的反思和再認識，并在這種反思和再認識的基礎上尋求解答問題的正確途徑。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當大多數(shù)人還處在“左”的教條主義的束縛中的時候，鄧小平就清醒地提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并指出國際共產(chǎn)主義所遭受的挫折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經(jīng)歷的種種曲折過程，歸根到底就在于對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不斷地提出和研究這個問題，并為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原則。他指出，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解放思想，解除姓“資”姓“社”的思想禁錮，“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應用到“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最核心的問題上。對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性問題進行重新考量。這是解放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解放思想的實質所在。如果說我們過去所犯的種種錯誤的根子就在于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個無可置疑的先驗原則來裁判實踐的話，那么現(xiàn)在一切要重新校正過來：不是本本上的先驗原則檢驗實踐，而是實踐檢驗本本上的原則。這是發(fā)生在思想領域里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標志著客觀的時代邏輯在經(jīng)歷了艱難曲折的行程之后，終于通過鄧小平理論在時代的思想邏輯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反思三十余年改革，從農(nóng)村承包制到城市企業(yè)改制。從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到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從沿海特區(qū)的率先示范到內(nèi)地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從幾代領導人的理論創(chuàng)新到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化。在這些歷史活動的背后都有一個強有力的時代邏輯和思想原則在起作用，這就是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本質的不斷反思，而改革的每一個進步和進展都不過是這種思想反思的對象化或外在的物化。我們常說，思想解放是先導，嚴格地說，是在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上實行思想解放。才能充當改革的先導。思想解放固然表現(xiàn)在我們的一切工作和思想活動之中，但只有在社會主義本質問題上的思想解放，才能抓住其關鍵和癥結所在，才能為改革開放提供內(nèi)在的動力源泉。才能為克服前進道路上種種自我設置的障礙掃清道路。才能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才能真正解放歷史的主體、提升其自我意識、激發(fā)其創(chuàng)造精神，才能使一切束縛人和物的舊體制舊觀念得到破除，使一切創(chuàng)造性的資源競相涌流、一切創(chuàng)造性的活力競相進發(fā)。三十余年的改革實質上是一場人的自我解放，是人從自身的思想束縛中解脫出來，那種呈現(xiàn)在歷史物象中的不同形式和內(nèi)容的束縛，歸根溯源都是自我思障的化物。消除外在的束縛，必須從消除內(nèi)在的思障開始，物的解放的根本在于人的解放。改革以來在思想觀念上幾次大的思想解放，在實踐中幾次大的改革突破，在本質上都是把人從自我束縛和外在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獲得更多的自由。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把人從外在的偶像崇拜中解放出來，把人的內(nèi)在理性還給人;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把人從抽象的思辨教條中解放出來，把立足于現(xiàn)實的思想還給人;農(nóng)村的承包制改革把人從集體管制和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把人的流動和勞動自由還給人：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建立把人從大一統(tǒng)的計劃體制中解放出來，把人的主體創(chuàng)造性還給人。改革的實踐一再啟示我們：最大的自我束縛來自于社會主義本質概念根深蒂固的先驗認知，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我們思想反思能走多遠，我們的思想解放就能走多遠;我們的思想解放能走多遠，我們的改革就能走多遠;我們改革能走多遠，我們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就能走多遠，這就是由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邏輯所決定的不可逆轉的發(fā)展邏輯。

　　經(jīng)過三十余年的改革，歷史又把我們推到了一個新的關節(jié)點：經(jīng)濟體制改革有待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有待突破，文體體制改革有待創(chuàng)新。如果說在改革初期，改革還可以單維和單面突進的話，那么現(xiàn)在多維和全方位的改革任務已經(jīng)不可回避地提上了議事日程。改革如逆水行舟，改則進，不改則退，全面改革則進，單面改革則退。值此之際，中國何去何從?又成為一個時代的嚴峻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對于這個問題，只能由歷史作出自己的解答。實際上，三十余年的改革實踐已經(jīng)明白無誤地昭告我們，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邏輯沒有改變。由這個時代邏輯決定的時代根本問題和根本原則，即“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還未能得到解決，改革之路遠未完成，思想解放任重而道遠。因而人的自我解放還處在途中。這就決定了我們這場改革必須繼續(xù)循著它自身客觀的時代邏輯線路向前行進。在當代中國，離開思想解放和體制改革來談論社會發(fā)展是不現(xiàn)實的，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可抗拒不可違逆的邏輯鐵律。因此，緊緊地把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代的根本問題，不斷推進思想解放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進程，自覺地充當時代思想原則和民族精神的實踐者，是我們進行新的突破、開創(chuàng)新的局面、實現(xiàn)新的飛躍的必然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