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財政政策論文篇2

　　試談財政民生投入與農村居民消費

　　【摘要】 本文使用1999年到201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qū)，研究財政民生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傾向的影響，并將影響分解為互補效應和替代效應，評估財政民生投入改善農民生活和擴大內需的效果。本文發(fā)現，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地區(qū)差異較大，東部地區(qū)財政教育投入較為有效，西部地區(qū)財政衛(wèi)生投入較為有效，民生支出效果主要反映為替代了居民的自有支出，而尚未起到優(yōu)化經濟結構的作用。進而提出，在加大財政民生支出同時，應注意不同地區(qū)民生支出的結構優(yōu)化和比較優(yōu)勢發(fā)揮。

　　【關鍵詞】 財政支出 民生 消費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居民消費率較低是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結構性問題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初步消退、2009年我國經濟呈現V型反轉的背景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逐漸從“保增長”向“擴內需、調結構”移動。200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堅持改善民生和擴大內需內在統(tǒng)一，更加注重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來謀劃發(fā)展，把增加居民消費作為擴大內需的重點，通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結構優(yōu)化、增強經濟發(fā)展拉動力。這一決定強調了民生改善和經濟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把關注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發(fā)展與當前迫切需要的經濟結構調整有機聯系了起來。事實上，1999—2011年，我國教育、衛(wèi)生合計投入年增長率均在10%以上，也均超過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來，政府逐年加大了對教育衛(wèi)生事業(yè)的投入力度。然而，在良好的初衷和現實的大量投入下，現有的財政民生支出是否對改善民生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對農村地區(qū)的重點投入是否起到了啟動農村居民消費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呢?

　　從現有研究看，大部分研究從不同側面表明，政府支出，尤其是對民生的支出有助于居民消費的提高(萬廣華、張茵等，2001;杭斌、申春蘭，2004;黃學軍、吳沖鋒，2006;楊子暉，2006)。但也有發(fā)現我國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之間并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和相關關系的實證研究(謝子遠、楊立群，2006)。上述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改進的地方在于：僅僅將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研究，沒有考慮到不同地區(qū)經濟基礎不同所造成的財政政策效果差異，尤其是沒有把農村地區(qū)單獨提取出來進行研究;選擇的財政支出口徑過于籠統(tǒng)，沒有將用于民生的支出單獨表示出來，從而不利于分析“促民生、調結構”的政策意義。

　　基于現有研究的收獲和不足，本文將使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qū)從1999年到2011年的面板數據，分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qū)，研究財政民生支出(以教育、醫(yī)療支出為代表)對農村居民消費率(消費傾向)的影響，通過總消費傾向和凈消費傾向的對照，將影響分解為互補效應和替代效應，評估財政民生支出在各農村區(qū)域的效果，并將結果與對應地區(qū)的城市消費情況相對照，根據實證結果給出政策建議。

　　二、民生投入影響居民消費的機制和效應

　　預防性儲蓄假說和消費的恒久收入假說均可以用來解釋財政民生投入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它們得出的初步結論能夠為本文實證研究中的變量符號判定提供標尺。

　　1、基于恒久收入假說的影響機制

　　恒久收入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是解釋居民消費行為的經典理論，在該理論中，居民每期的消費是其一生恒久財富的一個比例，而恒久財富的數量則取決于目前對未來恒久收入的預期。政府的民生支出向居民直接提供了服務，相當于增加了居民的恒久收入和恒久財富水平，進而居民的當前消費與當前收入的比例(消費傾向)亦會提高。

　　2、基于預防性儲蓄假說的影響機制

　　按照預防性儲蓄假說(Precautionary Saving Hypothesis)，居民儲蓄目的在于規(guī)避和緩沖未來收入、支出和生命周期變動的風險，而中國居民近年來關注的主要風險就包括各項公共服務改革所帶來的支出風險。以醫(yī)療、教育為代表的財政民生開支，能夠減少居民購買必需公共服務的支出，從而降低居民支出風險和儲蓄需求，進而提高居民將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即提高居民消費傾向。

　　3、財政民生投入的互補效應和替代效應

　　從方向而言，根據恒久收入假說和預防性儲蓄假說，當醫(yī)療、教育為代表的民生支出增加時，居民消

　　費傾向都會增加，我們將之稱作財政民生支出的互補效應。然而，民生支出不同于貨幣補貼或再分配，它為居民帶來的收入上升或支出風險的降低，都是以提供不可儲存的消費品的形式實現的。而民生支出的對象，如醫(yī)療、教育服務，本來就屬于必需品，占有一定的消費預算，當財政對它們購買和提供的數量上升時，可能會出現對私人購買的替代和擠出，并反而降低居民總消費，我們將其稱作財政民生支出的替代效應。

　　三、計量方法和結果

　　1、變量選取和說明

　　根據上述民生投入對消費的影響機制，本文的因變量選用居民消費傾向(即當期消費占當期收入的比重)，使用這一指標來反映居民消費率的意義在于，它直接使用與居民生活最貼近的消費性支出和居民家庭收入，比較能說明居民的個體消費行為。為了檢驗財政民生支出對各地區(qū)城市、農村的互補效應、替代效應效果，本文將因變量細分為總消費傾向和扣除了教育、醫(yī)療等項目的凈消費傾向：const：農村居民的總消費傾向=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費支出合計/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純收入;cons：農村居民凈消費傾向=(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費支出合計-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醫(yī)療保健支出)/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純收入。

　　在自變量選取上，本文用教育支出和醫(yī)療衛(wèi)生支出占當年各省財政支出的比例，作為財政民生支出的代表。由于2007年我國財政會計科目設置發(fā)生了重大改變，比例計算所選擇的指標也需要在2007年進行調整：edu：2006年及以前=各省教育事業(yè)費支出/各省財政支出合計，2007年及以后=各省教育支出/各省一般預算支出;med：2006年及以前=各省衛(wèi)生經費支出/各省財政支出合計，2007年及以后=各省醫(yī)療衛(wèi)生支出/各省一般預算支出。

　　借鑒他人的研究，本文另外加入了幾個控制變量，以提高模型解釋效果，具體包括：inc：各省農村居民收入，反映凱恩斯主義消費理論(即邊際消費傾向隨收入上升而下降)的變量，取各省的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純收入，并使用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為實際收入;price：各省農村物價變動率，即本年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上年之差;yad和oad：各省農村少兒撫養(yǎng)比和老年撫養(yǎng)比，即(0—14歲人口/15—64歲人口)和(65歲以上人口/15—64歲人口)。

　　此外，2004年開始，全國逐步開始取消農業(yè)稅，到2006年已全面完成，這一惠農措施亦可能會提振農村的消費率，本文引入反映農村農業(yè)稅征收的虛擬變量tax，對當年已取消農業(yè)稅的省份，將該變量記作1，未取消的記作0。

　　2、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各省經濟數據取自國泰安公司CSMAR系列研究數據庫中的“區(qū)域經濟研究數據庫”，各省人口撫養(yǎng)比數據取自歷年《中國人口統(tǒng)計年鑒》。在地理劃分上，東部地區(qū)包括天津、河北、遼寧、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等10個省、市、自治區(qū);中部地區(qū)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個省、自治區(qū);西部地區(qū)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10個省，市、自治區(qū)(在我國經濟地理中，北京和上海兩市亦屬于東部地區(qū)，但兩市農村人口比重較低(2008年，北京市農村人口比重15.10%，上海市農村人口比重11.39%)，且隨著城市擴大，農村人口居住地接近城鄉(xiāng)結合部，其消費行為將更接近于城市人口，為避免對東部農村人口的消費行為帶來異常值，所以在東部農村中不包含北京和上海)。

　　3、計量方程

　　本文具體使用的計量方程為：

　　其中(1)式表示總消費傾向的決定，(2)式表示凈消費傾向的決定。

　　4、計量方法和 軟件

　　在計量方法上，根據數據橫截面樣本多于時間樣本的特征，選擇橫截面加權的廣義最小二乘法估計;經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在模型中加入個體固定效應;計量軟件使用Eviews 5.5版。

　　5、計量結果

　　式(1)和式(2)的檢驗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粗體表示反映 財政民生支出的自變量。

　　四、計量結果分析和財政民生支出效果評估

　　如前所述，財政民生支出對消費的影響包括互補效應(正)和替代效應(負)。對總消費傾向而言，互補效應與替代效應都會發(fā)生作用，民生支出的總影響方向不定;對凈消費傾向而言，民生支出應當只具有互補效應;而將總消費傾向和凈消費傾向對比起來看，就可以評估出各個地區(qū)財政民生支出的互補效應和替代效應的相對大小。如表3所示。

　　將表1、表2的計量結果與表3列舉的含義對照，發(fā)現各地區(qū)農村的總消費傾向、凈消費傾向受民生支出影響的系數均在可以解釋的范圍內，未出現理論無法解釋的實證結果，可以初步表明本文的計量方法、變量選取未出現錯誤。

　　從實證檢驗結果看，在東部農村，財政 教育開支比例對總消費傾向無顯著影響，對凈消費傾向則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東部農村的財政教育開支兼有收入和替代效應，且水平大抵相當，這一開支雖未能提振居民總消費，但也亦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在西部農村，醫(yī)療開支的增加會顯著地提高居民的凈消費傾向，但會帶來總消費傾向的降低，這說明醫(yī)療開支對西部農村居民消費有互補效應，但互補效應小于替代效應。這一現象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西部地區(qū)，尤其是西部農村原有的醫(yī)療基礎較為薄弱，所以政府醫(yī)療投入容易收效，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沒有跟上，所以醫(yī)療投入的增加并未能明顯加大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費意愿。由于財政民生支出對總消費傾向的影響系數不是顯著正值，所以在這兩個地區(qū)和領域，財政民生收入發(fā)揮的作用仍主要是替代居民消費，而未起到改善 經濟結構的效果。

　　然而，除上述地區(qū)和領域外，財政民生支出對農民的消費傾向均未產生顯著影響。就東部而言，財政醫(yī)療支出的失效可能反映了東部較高醫(yī)療成本使得財政支出杯水車薪的困境;就西部而言，教育資源相對缺乏，居民仍需大量儲蓄并向其他地區(qū)購買教育服務(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務)的現狀或可解釋財政教育支出的失效。而中部地區(qū)的財政民生支出失效則可能反映了中部地區(qū)既缺少較強經濟實力，又缺少足夠政策支持的尷尬。

　　此外，在計量結果中，在東、西部地區(qū)的農村中，反映取消 農業(yè)稅的虛擬變量(tax)對消費傾向的影響均顯著為正，這反映了國家取消農業(yè)稅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農村居民的消費，亦從側面表明了對財政民生支出輔以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五、結論和政策建議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本文研究的是財政民生投入對消費傾向的影響，但并不是說只有當消費傾向增加時，財政民生投入才起到了積極效果：民生投入的本意就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民生投入能夠起到替代居民民生消費的效果，就表明民生投入落到了實處，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實現了“雪中送炭”;而進一步的凈消費傾向和總消費傾向增加，即 財政民生投入的互補效應，則反映了民生投入對改善 經濟結構的效果，具有“錦上添花”的意義?；诖藘r值判斷，本文根據計量分析得到的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財政民生支出對居民的消費傾向的影響效果在地區(qū)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東部地區(qū)的財政 教育投入對消費傾向的提升或農村居民消費的替代有 較為積極的效果;西部地區(qū)的財政衛(wèi)生投入對消費傾向的提升和農村居民消費的替代有較為明顯的影響;而中部地區(qū)的財政教育、衛(wèi)生投入對改善農村居民消費沒有帶來顯著效果?？傮w來說，財政民生支出的效果還停留在為居民直接提供服務的層次上，未明顯起到優(yōu)化經濟結構和擴大內需的作用。

　　第二，東部和西部民生支出的不同效果，反映出教育和醫(yī)療這兩類公共品性質的不同：教育相對于醫(yī)療而言，是更注重“質量”的公共品，對教育進行的公共投入，如果要發(fā)揮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就需要以較為發(fā)達的教育基礎水平為條件;而醫(yī)療，尤其是較低水平的醫(yī)療保障，則是較為容易通過“數量”起作用的公共品，在醫(yī)療基礎水平較差的條件下，財政醫(yī)療開支的互補效應和替代效應更容易發(fā)揮，但當醫(yī)療水平較高后，對醫(yī)療的進一步投入就可能因為醫(yī)療服務的較高價格而收效甚微。

　　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在進一步擴大財政民生支出時，注意不同地區(qū)民生支出的結構優(yōu)化和比較優(yōu)勢發(fā)揮：東部地區(qū)著重增加教育投入，并在理順利益關系、平抑醫(yī)療價格基礎上，適當減少和節(jié)約農村醫(yī)療投入;中部地區(qū)保持現有結構，穩(wěn)步提高投入水平，以發(fā)揮財政民生投入的替代效應為基本目標;西部地區(qū)著重增加農村醫(yī)療投入，同時提高教育資金投入的效率，將教育資金用在提高農村基礎教育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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