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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學術論文格式篇一

　　文章·學術·政治

　　摘 要：《古文辭類纂》中所精選的論辯文是古代論辯文中的典范，本文通過對其進行主題分類和文本分析，以闡明中國古代文人所兼?zhèn)涞膶W術和政治傳統(tǒng)。

　　關鍵詞：《古文辭類纂》 論辯文 學術 政治

　　《古文辭類纂》是清代姚鼐于乾隆年間編輯的一部散文集，他將選入的文章分為十三類，并置論辯文于諸類之首，接下來選編了自漢、唐、宋三代的著名論辯文以及清代劉大魁的一篇文章。姚鼐在論辯類的總括中說道：“論辯類者，蓋原于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后世”，指出論辯類是用來傳播觀點、學說的一種文體，在姚鼐看來，論辯文是對諸子散文的繼承。

　　我們細看這些論辯文，其中既有諸子百家的學說內容，也不乏作者自身的原創(chuàng)性見解，如柳宗元的《封建論》，更重要的是，論辯類中的大部分文章，都與當時的政治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如韓愈的《諱辯》《改葬服議》，歐陽修的《朋黨論》等，這些文章論述的內容都是在針對當時的一些政治現(xiàn)象進行評論，這些所謂的“文人”本身或是權傾朝野的當朝宰相，或是管轄一方的臣僚，在國家的治理和朝廷的決策上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的這些論辯文同時也影響著當時的政治狀況和決策走向。

　　因此，中國“文人”與學術和政治自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撰文著述是文人的天職，其中論辯文的寫作則是文人精研學術和參與政治的產(chǎn)物。創(chuàng)作文章雖是文人之所以得名的因由所在，然而也是一種淺顯和表面化的稱謂，所謂“文人”這一群體，其所追求并非是簡簡單單的寫作，而是通過文章彰顯其個人的學術內涵和政治才能，《論語》中說“學而優(yōu)則仕”，《禮記・大學》里所言“治國平天下”，皆是這種理想的體現(xiàn)。

　　我們關注論辯文，是對“文人”真正身份的一種再認識，也是對其學術和政治生活的體察，下面我們將結合《古文辭類纂》中的論辯文，來進一步觀照中國“文人”的學術和政治傳統(tǒng)。

　　一、論辯文的主題分類

　　《古文辭類纂》論辯類共收十二家凡五十八篇文章，雖然都名為論辯文，但是其主題和內容卻并不完全一致，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將其分為如下五類：

　　(一)經(jīng)典論，以經(jīng)典作品為對象進行論述：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二)人物論，以歷史人物為對象進行論述：如韓愈《伯夷頌》。

　　(三)史實論，針對某一朝代的興亡成敗或歷史上著名故事進行評說和論述：如賈誼《過秦論》。

　　(四)政事論，針對具體的政治事件或問題進行評論：如韓愈《改葬服議》。

　　(五)命題論，對學術上的基本思想或一些具體事物的本源進行探討：如韓愈《原道》。

　　從以上的分類我們可以看出，文人論辯文的來源主要是通過對經(jīng)典書籍的閱讀學習和對時事政治的參與謀劃。經(jīng)典記載著歷史與學說，而政治又與現(xiàn)實世界緊密相連，這兩種經(jīng)驗組建了文人寫作辯論文時的思維結構，

　　二、論辯文與文人學術傳統(tǒng)

　　在一般的文學史研究中，我們常以語言和文字技巧作為主要分析對象，論辯文的寫作除了語言和文字的功底之外，更需要扎實的學術造詣，沒有深厚的學術底蘊，就難以運用翔實的歷史資料，就不能左右逢源地引經(jīng)據(jù)典，這也透露出中國古代文人的學者身份和學術傳統(tǒng)。我們從上文論辯文的分類中，看到各種分類都不同程度地反映著當時的學術概況。

　　第一，經(jīng)典解讀。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以道家為本去批評各家學說的優(yōu)劣短長，這是漢初學術思想的表現(xiàn)，在董仲舒受用之前，還有“獨尊儒術”的局面出現(xiàn)，當時諸子各家仍有學派和代表人物存在，而官方信奉的是道家的學說，所以朝廷史官的論辯文是以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為主導。到了宋代的蘇洵，更是對儒家“六經(jīng)”中的《易》《樂》《詩》《書》一一作以評述，可見宋朝儒家學說的復興，然而在這些議論中，又非同漢唐時期的文字訓詁的解經(jīng)方法，如《詩論》中先言人之嗜欲的愛好是禮法難以壓制住的，于是詩歌的作用就體現(xiàn)出來，是對人正常欲望的一種健康的疏導，“禮曰必無好色”，“詩曰好色而不至于淫”，在這種對比之下認識詩歌的作用，宋人擅長議論之風氣可見一斑。

　　第二，歷史判斷。各代文人對歷史著作的閱讀也是基本的學術培養(yǎng)。歷史是一種借鑒，對其中的史實和人物的是非批評也是對自己判斷力的一種訓練。如柳宗元《桐葉封弟辯》中的獨到眼光。柳宗元指出，周公以“天子不可戲”的理由使成王封弟領土，這樣的結果雖然正確，但是邏輯上是錯誤的，成王的兄弟作為王族，應當接受分封，而不應該以這樣的理由加封，如果以這樣的錯誤邏輯來論，假使成王因為與婦人戲言說出封地之類的話，那么也要給她加以分封了，這樣反而因小失大，更不應該。柳宗元用歸謬法論證了周公行為的不妥當，既新穎又精妙，思維敏銳而且獨到。而賈誼《過秦論》中對一個王朝的成敗做出的宏觀分析，指出其衰敗根源，成為后代學者效仿的典范之作，后來的《六國論》《商論》《唐論》都是在其影響之下產(chǎn)生的。

　　第三，學術命題。在歷代學者的學術積淀中，形成了眾多基本的學術命題，對這些命題的重申和闡釋，也是論辯文的任務之一，這在推動著學術的明晰和進步。如韓愈的《原道》中對“道”的解釋：“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是經(jīng)由堯、舜、禹、湯文武和周公、孔孟相傳的儒家道統(tǒng)，這一聲音在唐朝佛老盛行的時代雖非振聾發(fā)聵，但卻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繼承，蘇軾以“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禮贊韓愈，也是對其學說的發(fā)揚光大?！对浴分忻鎸π陨?、性惡與善惡相混三種說法，如何調和三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其從辯證的角度來分析，指出人性的善惡并非只有絕對的一種情況，既有生來即善的“上性”、生來即惡的“下性”，也有由善變惡，由惡變善的“中性”情況，此論認為前人的三種觀點相對片面，有失偏頗。

　　文人的學術傳統(tǒng)的養(yǎng)成在于自古以來對典籍的重視，從王公貴族到卿士大夫，對知識的重視度極高，而知識的來源主要在前代的典籍中，只有通過閱讀典籍，才能吸取前人思想中的精華，學術史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部閱讀接受史，對知識理解、接受和生產(chǎn)就是學術。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來說，科舉考試的產(chǎn)生也推進了中國古人的學術化，古人只有通過科舉的門檻才能覓得功名、官爵和俸祿，而科舉考試考察的最基本的就是對經(jīng)典的熟悉度和理解度。文人論辯文的學術傳統(tǒng)就是在知識通過經(jīng)典獲取以及科舉對經(jīng)典考察的環(huán)境下得以形成的，論辯文通過對經(jīng)典的解讀以及經(jīng)典中的命題的闡釋，構成知識體系的建構，也是對自身學養(yǎng)的傳播和展現(xiàn)。 　　三、論辯文與文人政治傳統(tǒng)

　　學術傳統(tǒng)一方面是比較單純地對知識的歸納、理解和吸收，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學術有很大部分應用于對人和社會的治理，也即它連通著政治實踐，使得文人學者走向文官仕途，這是中國文人一貫選擇的道路，對參與政治的熱衷也成為中國文人的重要精神傳統(tǒng)之一。

　　第一，政治人物和史實。論辯類文章中的人物論和史實論部分，所評介的人物多是王侯將相或是有一定政治影響力的群體，所評述的史實也是歷史上的某一朝代的政治得失或某一政治制度的利弊。前者如韓愈《伯夷頌》、蘇軾《戰(zhàn)國任俠論》，后者如蘇轍的《唐論》和柳宗元《封建論》等。對這些政治人物和史實的論辯是一種政治上的“殷鑒”，我們人治傳統(tǒng)和王朝模式使得一些問題似乎都在重復不斷地發(fā)生，一些歷史階段在不斷地循環(huán)出現(xiàn)，所以“以史為鑒”在中國的政治史上尤為重要，通過對前朝的解讀、吸收經(jīng)驗和教訓，能夠助于本朝的治理。

　　第二，時政事件。我們所看到這些論辯文的作者，均是有其政治身份和地位的文官，所以他們對當時政治事件的參與是親身的，文章的撰寫也有其實際目的性，如上面提到過的韓愈《諱辯》與《改葬服議》，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爭臣論》是直接針對當時具體官員任命的批評，其中體現(xiàn)了中唐時期的一類諫議大夫的為官狀況。歐陽修的《朋黨論》雖未正面言及時政，但是這篇文章的寫作顯然是有其映射的，《古文辭類纂評注》引吳至父言“慶歷三年，夏竦罷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歷盛德詩，竦不悅，造為黨論，公方在諫院，上此”，足見歐陽修這篇論辯文的政治用意。

　　第三，政治命題。除了就歷史和現(xiàn)實的事件論辯外，《古文辭類纂》還精選了一系列具有政治意義的命題論辯。如韓愈的《馬說》以伯樂識千里馬為主題，闡釋對任用人才的見解。歐陽修《本論》談論佛教影響之所以難以根除的原因等等，針對某一重大的政治命題進行深入剖析，得出結論，該類論辯文具有以古代政治發(fā)展切入點的眼光，所歸納出來的理論也體現(xiàn)著各時代的政治思想。蘇洵的《申法》《田制》和《御將》有助于法制的建設以及用人的態(tài)度和方法。

　　姚鼐《古文辭類纂・論辯類》目錄云論辯文的創(chuàng)作源出于諸子百家，諸子百家活躍的時期正是周朝的控制力下降、各諸侯王公爭霸的年代，一方面這樣的現(xiàn)實格局使得人們思維開始活躍，打破周禮傳統(tǒng)的行為和思維局限，以新的視角來認識、分析甚至改造所處的時代格局，同時，地方諸侯無論是稱霸一方還是征服天下，都需要具有時代政治眼光的能臣謀士，在這兩種背景下，大量的學說開始出現(xiàn)，人們試圖以各自的方式去闡釋自己對天下和人心的理解，并將其思想進行不同形式的論證，有的極為盛行或實用的學說常常被拿來當作一國的政治方略，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這種由諸子百家開始的有才之士參與政治、落實其學說理念的態(tài)度受到后世的推崇。另外，這也與中國古代國家的組織結構有關，集權和家族化的王朝模式需要調動全社會的精英進行輔政，這些精英階層有的并非名門望族，然而卻借助對學術的掌握進入政界，既實現(xiàn)其功利目的又能不負所學，對社會的改善又有幫助，千百年來成為文人追求的最高目標。而進入政界后，這種政治的參與也常常借助論辯文進行，以表達和傳遞其政治觀點。

　　四、結語

　　經(jīng)過對《古文辭類纂・論辯類》文章的概覽和分析，我們看到無論文章的主題、內容和功用，都與中國的學術和政治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中國文人所秉持的學術態(tài)度和政治理念在其中展露無遺，論辯文是一個聯(lián)系學術和政治的橋梁，也是我們完整認識古典文人知識結構和多重身份的門徑，筆者借管窺該文體與文人生活的諸多聯(lián)系，以揭橥古代文人的文學作品中所包含的學術和政治內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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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劉慧寬，暨南大學文學院2012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學。

　　大學學術論文格式篇二

　　學術與世變之間

　　摘要： 一般認為，對古文《尚書》之偽的認定經(jīng)幾代學者考辨，由清初閻若璩基本完成。但在古文《尚書》之偽已成學界主流觀點時，仍然存在著一股雖然微弱卻不絕如縷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呈現(xiàn)出特有高峰，集中出現(xiàn)一批辨真著作。學者們之所以寫作這些在學理上可能并不成立的著作，乃與他們對晚清 中國 衰敗原因實于“世道人心”之淪喪的認識有關。學術 研究 受到了 社會 變化的 影響 。

　　關鍵詞： 晚清;古文《尚書》;辨?zhèn)?辨真

　　一、 問題 的提出

　　作為一部經(jīng)歷了秦火劫難、命運多舛的典籍，《尚書》為后來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空間和話題。“《尚書》一經(jīng)，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于《洪范》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于《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于今文、古文之真?zhèn)巍?rdquo;[1]其中古文《尚書》真?zhèn)螁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一般認為，宋代吳棫最早展開疑辨，其后朱熹、吳澄皆有懷疑，明梅鷟提出二十五篇古文及孔安國《序》是后人“蒐括群書，掇拾嘉言，裝綴編排，日鍛月煉，會粹成書。”[2]清初閻若璩認為孔壁中有16篇真古文，馬融、鄭玄皆見并作注，然此本永嘉之亂時亡佚，東晉梅賾所上25篇為偽書。此結論受到后來學者高度評價，視為定論。

　　既然閻氏已做出如此不刊之論，在他之后的考辨，就應呈現(xiàn)出一邊倒情景。然而通過對《尚書著述考》[3]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xù)修四庫全書》和《四庫未收書輯刊》等幾部主要叢書中的檢索，我發(fā)現(xiàn)有清一代，與轟轟烈烈名家輩出的辨?zhèn)位顒尤缬半S形的，是一股不絕如縷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出現(xiàn)高峰，集中出現(xiàn)了如洪良品《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包括《古文尚書辨惑》、《古文尚書釋難》、《古文尚書析疑》和《古文尚書商是》)、《古文尚書賸言》，王劼《尚書后案駁正》，張崇蘭《古文尚書私議》，謝庭蘭《古文尚書辨》，吳光耀《古文尚書正辭》，張諧之《尚書古文辨惑》等一批辨真著作。但是，因對“古文《尚書》非偽”結論的不屑，學界雖注意到這一時期辨真諸說的存在，如梁啟超說“當時毛奇齡著《古文尚書冤詞》以難閻，自比于抑洪水驅猛獸。光緒間有洪良品者，尤著書數(shù)十萬言，欲翻閻案，意亦同此。”[4]蔣善國對清代的辨真 文獻 作了更詳細的列舉[5]。隨后劉起釪在《尚書學史》中專辟一節(jié)，將這些辨真文獻分為“堅持偽古文非偽的”和“知其為偽書仍要維持其經(jīng)典地位的”兩種。[6]卻對這種現(xiàn)象的形成原因與特質少有研究，或僅簡單歸為“為搖搖欲墜的后期封建統(tǒng)治者效命”或“迷戀骸骨”。[7] 目前 學界的研究取向有兩種。一種延續(xù)傳統(tǒng)觀點。如楊緒敏仍稱辨真著作為“迷戀骸骨”[8]。另一種則重新審視真?zhèn)螁栴}的討論。如劉人鵬對閻若璩辨?zhèn)握摀?jù)提出質疑。[9]葛兆光先生也認為“不必特意把‘史料’看成是‘真’與‘偽’，更不必把‘真’與‘偽’分出價值的高下，無論真?zhèn)?，它都包含著思想?歷史 。”[10]

　　總體來說，學界對辨真文獻似重視不夠，或許是認為這些“迷戀骸骨”的著作不值一提，但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學者要寫作這些可能在學理上并不成立的著作?我們以往的研究主要將視野集中于辨?zhèn)挝墨I上，是不是將歷史簡單化了?在這些辨真文獻的背后，究竟展現(xiàn)了怎樣的思想世界?“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術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11]

　　二、晚清古文《尚書》辨真的非學術性動機

　　學術研究的主體是人，思想主張的提出是思想者與其身處社會互動的結果。晚清在古文《尚書》為偽的結論已為學界主流的情況下，突現(xiàn)一股辨真的高潮，也和社會變化息息相關。自乾隆中后期清代內部已經(jīng)出現(xiàn)危機，道光后期英人來侵，從此清朝內憂外患不斷。社會的急劇變化引發(fā)學人思考，他們將學術研究與自身對國家前途的擔憂結合起來并試圖通過這方面的努力找尋挽救危亡之路，這一時期，有學者出于對國家軍事情況的擔憂，集中力量研究邊疆史地，已被學界視為鴉片戰(zhàn)爭后社會變化在學界的投影。與此類似，晚清以來的辨真活動同樣也是“學人”對“世變”的回應。他們看來，道咸以來中國在內政外交上的節(jié)節(jié)失敗根源乃在“人心”淪喪。光緒二十一年洪良品在給美國傳教士李佳白的信中說：“中日之戰(zhàn)，非兵不強，非餉不足，實由人心邪佞，比黨誤國之所至。”“核實之道，在于先正人心，人心不正，雖以一人精西學，不過如洋報所斥行私各弊，仍無補于國家，人心茍正，舉中國圣賢之法度，循而為之，修攘亦有余。”[12]而作為“世道人心”立論基礎的古文《尚書》，成為這些學者維護的首選。

　　以洪良品為例，洪良品(1827—1896)，同治七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戶科掌印給事中等職[13]，他為古文《尚書》辯護之因，體現(xiàn)在其《古文尚書辨惑》的著作原委上。據(jù)該書《跋》，此書和某“上疏欲廢古文者”有關。民國初學者倫明認為此人即王懿榮，其上疏在光緒十年：“其后懿榮疏被駁，良品疏亦不果上，遂發(fā)奮撰成此書”。該《跋》落款為光緒十二年，是該書至少當年已經(jīng)成形。如洪氏光緒十年著作，至十二年正好三年，而十年恰是王上疏年[14]。洪良品稱：“古文為圣道圣學之所寄也久矣，自漢魏六朝以至隋唐……是綱維乎，是無從稍有訾議其間者，乃更數(shù)千百年忽以末學膚受，自作聰明，以孔子手定之書妄被以偽孔之名，誣圣毀經(jīng)，莫此為極，此固有心世道者所必起而發(fā)憤與爭，固不獨駑質下材為之矻矻力辨也歟?”[15]這樣的著作動機，也是歷來辨真學者的共有特征，且言辭之激烈，隨時間推移，與社會動蕩和國力下降的速度成正比。

　　乾隆間曾有廢古文之議。當時莊存與提出：“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之戒亡矣;《太甲》廢，‘儉勤永圖’之訓墜矣;……今數(shù)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后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yè)者。”[16]尚能較心平氣和。而道咸以來的古文《尚書》辨真，則由于這些學者身處的環(huán)境，不再是四海升平的“盛世”而是國力急劇下降的 時代 ，故體現(xiàn)在這時的是對“世道人心”更為焦慮的思考。

　　咸豐六年王劼寫道：“使謨無大禹，則惟精惟一之心法不著，不分盆稷，則盆稷之功用不彰，失此宏綱，經(jīng)義晦矣。況《仲虺之誥》、《大甲》、《說命》，皆君臣之所以相須，若以微子之賓賢，蔡仲之嘉德周官之大明黜陟以及《君陳》、《畢命》、《君牙》惟爾惟公，予一人膺收多福者概變置焉，將使君道日就昏亂，人心世道日就詭隨，而曰以復古學，復古學何為哉!”[17]與洪良品同時的吳光耀在《古文尚書正辭》中則說：“奚是乎《正辭》?以好異甚則心術壞，世變可悲也。”[18]民國初王小航在所組織的衛(wèi)經(jīng)社中強調：“請觀乾隆以來百數(shù)十年，世風日降，人心日肆，以至無可收拾，此一代人之獨智者，于人心世道果何如耶?則知詡小慧以毀諸經(jīng)，昧心害世，不過互相倚傍以惑浮名，遂至貽害天下而不顧也，今我同人有志衛(wèi)經(jīng)，原不限于一經(jīng)，而毀經(jīng)諸說，尤以毀古文尚書為最烈，故衛(wèi)經(jīng)應以是為先。”[19]

　　三、以對“虞廷十六字”的考辨為例

　　所謂“虞廷十六字”是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幾，允執(zhí)厥中。”這十六字是程朱 理學 理論 體系的源泉，對將理學作為功令的清代國家來說，更是進行統(tǒng)治、維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根據(jù)。閻若璩認為此出于《荀子》所引《道經(jīng)》：“《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jīng)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遂隱括為四字，復讀論語‘允執(zhí)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而洪良品則說十六字精妙絕倫非荀子所能道：“虞廷十六字,古相傳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學醇疵參半，豈能體驗及此而造語如是之精密哉?”[20]

　　關于這個 問題 ，辨?zhèn)螌W者多認為晚出古文成于后人湊集，“搜尋晚出二十五篇之文詞之來源，并指出其湊集之破綻。此實占攻晚《書》者之 工作之大部分。”[21]而今天學者大多在肯定辨?zhèn)闻?ldquo;晚出古文《尚書》為偽”這一結論的基礎上，贊賞他們的 研究 。但是也有不同聲音，如楊善群認為同舊籍引語相比，古文“完整、全面”、“連貫、流暢、 自然 貼切”。“古文《尚書》決不是‘搜集’引語編造出來的，而是別有來源的真古 文獻 。”姑且不論古文《尚書》是否別有來源，僅就“同舊籍引語相比，古文‘連貫、流暢、自然貼切’”[22]而論，實際上恰好支持了古文《尚書》乃后人蒐括群書會粹成書的假說。值得注意的是，廖名春利用郭店楚簡和馬王堆帛書提出“簡文所引出于《大禹謨》而不見于‘晚書’《大禹謨》篇。這一事實，對于討論‘晚書’的真?zhèn)魏苡袉l(fā)。”[23]這一利用地下材料作出的論斷，基本可以證實晚出“古文”成于后人，非先秦舊本。

　　但在閻若璩著作已廣泛流行的晚清，為何學者還要維護這個在學理上并不成立的“道統(tǒng)”?這主要是和晚清特定的 時代 有關。辨?zhèn)闻蓪W者大都生活在清前中期，和道咸時代相比，這一特殊的 歷史 環(huán)境雖然也有維護世道人心的要求，但遠不如后者強烈，造成考辨雙方在出發(fā)點之不同。辨?zhèn)螌W者雖也承認古文《尚書》至高無上的地位，但主要是將其視為一部可供研究的先秦典籍。在他們看來，對這部典籍進行甄別，以考究其真?zhèn)蔚膶W術活動，其意義遠大于維護所謂偽孔學道統(tǒng)。閻若璩一方面承認自己“得罪于圣經(jīng)而莫可逭也”，另一方面仍堅持“荀子因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偽古文也，正以其信真圣經(jīng)也。”這種“以經(jīng)學 方法 重新審視理學系統(tǒng)的主張，無異于把程朱理學推到文獻考證的學術法庭。”[24]而與辨?zhèn)闻汕笳妗⑶髮嵉募儗W術興味不同，在辨真學者筆下對古文《尚書》的學術研究，不再是一人一時書齋中的考證功夫，它關乎與整個國家的命運相關。

　　所以，辨真派首先強調這十六字乃是二帝三王統(tǒng)治之大法，不可能為偽，其次才進行學術上的論證。洪良品說：“虞廷十六字古相傳，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學醇疵參半，豈能體驗及此?”[25]張諧之則認定：“夫圣賢之道統(tǒng)，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也，道統(tǒng)若滅，則生民將近于禽獸，即天地亦無所恃以立也，閻氏縱不為生民計，獨不懼近于禽獸乎?……非病狂喪心者耶?”[26]不僅辨真派，還有一些學者，雖未參加對古文的考辨，也積極從維護世道人心的角度認為古文不可廢。如夏炯認為，閻若璩攻擊古文太過：“以為無一字不從繳襲而來，則肆妄未免太甚。……古文之真?zhèn)挝幢啬苠岜?，即使真系偽撰，其文辭古樸、義蘊宏深，古先圣王之遺訓微言亦賴以不墜，歷代以來朝廷頒置學官，儒者奉為佳臬，閻氏試自問所學能窺見此中之萬一乎?”(《夏仲子集》卷三，《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后》)。

　　在今人看來這樣的一種應對方案，無論是和“師夷長技以制夷”還是戊戌時期變革 政治 制度的嘗試相比，都顯得不合時宜。甚至也不能和“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頑固主張相提并論。因為辨真學者再三致意的“道統(tǒng)”的基礎——“虞廷十六字”乃是偽造的。這也就是現(xiàn)今清學史在論及清代《尚書》學時，往往視域集中在辨?zhèn)螌W者及著作上，而對辨真則多一筆帶過的原因。但對史家而言，歷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歷史上的客觀存在，探討原因說明意義，而不是用“后見之明”預先褒貶史實。具體到本文，對今日的研究者來說，否定辨真諸說可以理解。但同時也要看到，歷史的 發(fā)展 充滿了歧出性和復雜性，特別當我們回首整個晚清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無論是在洋務運動時、戊戌維新中，還是辛亥革命后，都有一股強大的、主張從 中國 文化自身尋找救亡圖存的手段的主張。晚清古文《尚書》辨真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歸入其中。

　　參考 文獻：

　　[1] 《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日講書經(jīng)解義〉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第1版。

　　[2] (明)梅鷟：《尚書考異·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版。

　　[3] 許錟輝：《尚書著述考》，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年版第1版。

　　[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梁啟超論清史學二種》本，第12頁。

　　[5]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00頁。

　　[6][7]劉起釪：《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年第1版，第361-370、366頁。

　　[8] 楊緒敏：《中國辨?zhèn)螌W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9] 劉人鵬：《詮釋與考證——閻若璩辨?zhèn)握摀?jù) 分析 》，載《清代經(jīng)學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 臺灣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第1版。

　　[10]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29頁。

　　[11] 陳寅?。骸恶T友蘭中國 哲學 史上冊審查 報告》，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

　　[12](清)洪良品：《三復李佳白書》，載《龍岡山人全集》，光緒中稿本。

　　[13]馬延煒：《鄂人洪良品的生平與著述》，《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6期。

　　[14](清)王懿榮：《請復古本尚書附入十三經(jīng)注疏與今本并行疏》，載《王文敏公奏疏稿》，宣統(tǒng)三年江寧印刷廠排印本。

　　[15][20][25](清)洪良品：《古文尚書辨惑》卷首、卷七，光緒十四年排印本。

　　[16](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二輯《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武進莊公神道碑銘》，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第1版。

　　[17](清)王劼：《尚書后案駁正·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1版。

　　[18](清)吳光耀：《華峰文鈔》卷三《古文尚書正辭·自敘》，民國間鉛印本。

　　[19] 王小航：《衛(wèi)經(jīng)社稿·自序》，載《水東集初編五種》，民國十七年刻本。

　　[21]張蔭麟：《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鞠》，《燕京學報》1929年第5期。

　　[22] 楊善群：《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4期。

　　[23] 廖名春：《從郭店楚簡和馬王堆帛書論“晚書”的真?zhèn)巍?，《北方論叢?001年第1期。

　　[24] 趙剛：《論閻若璩“虞廷十六字”辨?zhèn)蔚目陀^意義——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哲學研究》1995年第4期。

　　[26] (清)張諧之：《古文尚書辨惑》卷二，《四庫未收書輯刊》3輯5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