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學術論文字體要求
大學學術論文字體要求
2017年最新的大學學術論文對于字體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么?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整理了大學學術論文字體要求，有興趣的親可以來閱讀一下!
大學學術論文字體要求
字體要求：
(1)論文標題2號黑體加粗、居中。
(2)論文副標題小2號字，緊挨正標題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號。
(3)填寫姓名、專業(yè)、學號等項目時用3號楷體。
4)內(nèi)容提要3號黑體，居中上下各空一行，內(nèi)容為小4號楷體。
(5)關鍵詞4號黑體，內(nèi)容為小4號黑體。
(6)目錄另起頁，3號黑體，內(nèi)容為小4號仿宋，并列出頁碼。
(7)正文文字另起頁，論文標題用3號黑體，正文文字一般用小4 號宋體，每段首起空兩個格，單倍行距。
(8)正文文中標題
一級標題：標題序號為“一、”， 4號黑體，獨占行，末尾不加標點符號。
二級標題：標題序號為“(一)”與正文字號相同，獨占行，末尾不加標點符號。
三級標題：標題序號為“ 1. ”與正文字號、字體相同。
四級標題：標題序號為“(1)”與正文字號、字體相同。
五級標題：標題序號為“ ① ”與正文字號、字體相同。
(9)注釋：4號黑體，內(nèi)容為5號宋體。
(10)附錄： 4號黑體，內(nèi)容為5號宋體。
(11)參考文獻：另起頁，4號黑體，內(nèi)容為5號宋體。
附：本科畢業(yè)論文參考文獻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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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術論文精選
錯位的學術反腐
內(nèi)容摘要 “汪暉抄襲門”雖然緣起于揭露學術腐敗之行,但該事件的總體演變動向卻與學術反腐的目標相互錯位,相當程度上成為一場由所謂“左右派性之爭”推動的學術打假秀。如何跳出意氣用事的派性之爭,直面“汪暉抄襲門”所關系到的思想學術界的制度性腐敗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是當下中國學術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 汪暉 抄襲門 學術腐敗 知識分子 反思
作者 姚新勇,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510632)
“汪暉抄襲門”爆發(fā)后,先是引起學術界的軒然大波,繼而由于媒體的推波助瀾,至今仍然是余波不斷、新潮迭起。這除了汪暉本人特殊的身份因素外,直接的原因是中國學術界,尤其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界,大多數(shù)人人心浮躁、無心或無力嚴謹治學,而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則在于,學術腐敗日益嚴重,已成制度化和體制化,對此雖遭學者們的公開或私下里的指責,但大家卻深陷其中,不僅欲罷不能,反而樂此不疲。面對此種情況,國內(nèi)的眾多學人,包括不少著名學者,普遍缺少自我反省的自覺,并陷入越來越嚴重的所謂“左右派性之爭”,從而導致自身、學界以及中國問題的放逐。所以“汪暉抄襲門”事件的熱炒,可以看作是中國知識界乃至中國社會的沉疴之病癥,但也的確寄托了人們想借此沖擊存在嚴重腐敗問題的學術界,從而使其得以凈化的用意。然而很可惜,按當下的情形,不管汪暉抄襲事件最后的處理結果如何,恐怕最終只會淪落為一場打假秀,根本不可能傷及腐敗體系本身,甚至還有可能強化腐敗學術體系的合法性,并且使得中國的學術思想更進一步遠離中國現(xiàn)實的真正問題。因為針對汪暉的學術打假,無論就其外表和內(nèi)在來看,都存在諸多致命的缺陷,或許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錯位的學術反腐。
錯位的學術打假
關于汪暉究竟是否涉嫌抄襲,已經(jīng)有不少辨析、爭論的文字了,筆者不打算再糾纏于此,而是擬把這一事件置于中國學術機制中來分析,通過對汪暉涉嫌抄襲的定位,來透視中國學術腐敗的體制性問題。
“抄襲”這個詞并不陌生,但如果真要為其下一個讓大家普遍接受的與情與理與法都相符的定義并不那么容易,但是盡管如此,做學術研究的人大概都會同意這樣一個最低限度的界定:引用他人著作的內(nèi)容而有意不加以說明的行為即為抄襲。當然“引用”的程度在具體情況下會有很大的差異,有的是整本書或整篇文章的搬移,有的是多處大段大段抄襲,還有的是在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中,至少數(shù)次引用他人文字而又有意不加以說明或故意模糊作者權限的行為。至于說很少或并不直接引用他人文字,但卻明知自己所思、所言借用了他人的思想,而有意不加以說明的情況當然也應該算是抄襲。
仔細辨析對于汪暉涉嫌抄襲指控的眾多文字,綜合判斷,汪暉很可能涉嫌抄襲。不過,如果我們不只是簡單地判定汪暉是否抄襲,而且要通過對“汪暉抄襲門”的追究問診中國學術界,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分清不同性質的學術抄襲,客觀公正地定位汪暉可能的抄襲行為的性質。
為此,我們可能需要先對抄襲行為進行必要的分類,或許大致可以分出三種形式:(1)簡單的抄襲、剽竊,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甚至連自己的任何勞動都不用付出;(2)部分抄襲他人的文字或思想,但有自己的思想;(3)存在抄襲他人文字或思想的情況,但其著作或思想,具有相當?shù)膭?chuàng)新性,對于推進社會的前進或問題的解決,具有較大或較重要的意義。這三種情況雖然都存在著抄襲,但對它們的認識和處理應該有所差異。
對于第一種,無任何可原諒性,應該嚴肅處理,直接褫奪當事人的一切相應學術資格,并從相關教學、科研崗位上開除;對于第二種情況,可以視抄襲部分與自己思考部分的比重,給予相應的處理,給予一定時間內(nèi)的停職或部分資格的停職;至于第三種情況,只需要求當事人做出公開檢討,并給予一定的級別或工資降級即可,切不可因為其著作中存在著某些抄襲現(xiàn)象,而就將其學術思想一筆抹殺,使其名聲掃地。
按照一般的邏輯推斷,三種抄襲的比例應該是第三種很少,第二種較易出現(xiàn),第一種也應該較少。但是高校的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現(xiàn)在不僅第二種抄襲已比較普遍,第一種抄襲也并不希罕,并且呈現(xiàn)出越來越多的人向第一種抄襲加速墜落的趨勢,而且似乎越是領導、學術權威,越容易被這種墜落之勢所裹挾。近幾年這方面的例子可謂層出不窮。這并不是說學界的領導、權威們比一般教師、研究人員道德水準更差,而是因為中國學術的官本位體制使然。
中國學術高度體制化開始于上世紀50年代,但是學術的官本位化嚴格來說是1990年代之后才開始形成的。中國高校流行學而優(yōu)則仕,高?；蚩蒲袉挝粌?nèi)部的領導或學術權威這兩類人現(xiàn)在一般都合二為一了,只是各級學術權威并無任何行政權力者少之有少,可說是幾難尋覓。擔任科研教學系統(tǒng)的行政職務者,同其他系統(tǒng)的同類一樣,平常的行政性事務及相關應酬很多,很難有較為充裕的時間讀書和科研;但是這些人卻又掌握了各級課題、項目、評獎的話語權,客觀上具有為自己謀取課題、項目、評獎的便利,而且實際上,他們中的不少人也往往獲取了很多的項目資助或學術名譽。在得到項目資助后,其中的一些人往往又被諸事纏身,分身無術,但又需按時結項,于是只好將項目任務,全部或相當部分分攤給他們的學生或其他研究者去做,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就可以了。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合作者”是否遵守學術規(guī)范,是否抄襲,但對于主持者來說,恐怕都難逃抄襲、剽竊之嫌,而且還有利用職務非法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腐敗之嫌。當然,絕不是說所有的領導、學術權威都是如此,也有人在繁忙的行政事務性工作之余,努力讀書、研究、授課、做課題,即便是與他人合作研究,也會努力起到學術帶頭人或項目主持者的責任。不過這樣的人不僅數(shù)量較少,而且這種得不到時間與精力投入保障的研究,學術質量是否能夠保證,可能要打一個問號。在這樣的學術體系下,不僅越來越多的領導或權威,墮落為恃權的抄襲者、剽竊者、學術垃圾制造者,而且越來越多的人也主動或被動地從事或協(xié)助他人進行學術腐敗。也就是說,行政權力不僅用強力對學術研究實施監(jiān)控,更以官位、職稱、課題、評獎、名師榮譽、學位點等等來實施引誘、捕獲,讓我們心甘情愿、樂此不疲地自動入套。
在這種軟硬兼施的控制下,學術良心的堅持、思想獨立的追求,不僅相當困難,甚至都好像是不識實務,自討苦吃。因此毫不奇怪,具有相對獨立、自主、公正的學術共同體就不可能形成;而自主學術共同體的缺失,又使得我們不得不以外在性的“量化體系”來評判個體或群體的學術水準并規(guī)約其學術行為,從而使得廣大高校教師或學者,成為忙于掙工分的“社員”。但極具諷刺性的是,在這樣的學術空間中,恰恰是那些被人們廣泛詬病的量化評價指標,不僅看上去而且實際上也最具“權威性”和“公正性”,給了那些還想努力認真做學問的人,保留了某些生存的制度縫隙,使他們不至于完全陷入對權力的依附。
總之,教育科研機構、學術界、學者個人,三者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畸形的“腐敗依賴共同體”的關系。因此毫不奇怪,在這種“腐敗依賴共同體”內(nèi)存活、并獲得了一定學術身份和名譽的人,恐怕沒有誰可以問心無愧地說自己與學術腐敗毫無瓜葛。筆者知道這樣說,肯定會得罪許多認識或不認識的領導、權威或朋友,但這正是中國學術界令人悲哀的現(xiàn)狀,而且筆者自己也是其中未必毫無干系的一分子。
汪暉當然是學術權威,而且不是一般的學術權威,他是不是官學一體者,我不清楚,但根據(jù)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及社會反響來看,可以肯定汪暉應該與許多大腕們不同,他很可能只涉嫌前述第三種抄襲。而現(xiàn)在幾乎所有指控汪暉抄襲的人,都沒有區(qū)分上述三種不同的抄襲,而是籠統(tǒng)地談學術規(guī)范、學術道德,并且各方還都將事態(tài)最終結果的定奪,寄托于反腐運作的權力核心,這樣不僅有借抄襲問題將汪暉學術思想的意義一筆抹殺的危險,同時也回避、遮蓋了中國學術腐敗體系化、結構性的本質。
汪暉學術的意義
汪暉的學術思想所及非常廣泛,難以概括,但其核心則是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轉型的現(xiàn)代性悖論這一總視角。其理論來源雖然源自境外,但卻是由汪暉首先引進中國,為理解當下中國的轉型以及更為廣闊的現(xiàn)代中國轉型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理論范式。其核心即為,超越簡單的中國/西方、本土/全球、傳統(tǒng)/現(xiàn)代、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激進/保守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將轉型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放到一個更為廣闊的全球現(xiàn)代性悖論的歷史語境中加以辨證、有機地把握。這一理論范式在汪暉1980年代的魯迅研究中朦朧觸及,1994年已然成型,而到1997年,他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重新在大陸發(fā)表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響。人們不論是贊成還是反對,幾乎一致地認為,它對中國當下問題所作的“反思是全面的和發(fā)人深省的”[1]。雖然這一文章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了巨大影響,并直接導致了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但是這也恰好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汪暉的中國問題全球現(xiàn)代性悖論的理論視角為轉型中國問題的理解,開啟了全新的格局,使得原有的諸多問題,具有了極為不同的意義,并影響至今。
從這個角度看汪暉的《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可以說是他關于傳統(tǒng)中國現(xiàn)代轉型問題總思考的全方案的具體再現(xiàn),展示了中國問題全球現(xiàn)代性悖論范式的意義。這一范式所具有的普遍性指導意義,又在近兩年來汪暉有關西藏問題、琉球問題的思考中得以更充分地顯示。
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慘痛地切開了中國族群關系的傷口,讓長期存在但又被人為遮蔽的中國族群問題暴露了出來。雖然,汪暉并不是“民族問題”專家,但是他的相關思考卻一下子就將具體的族群沖突與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轉型這一關鍵點聯(lián)系在了一起,從而將歷史―現(xiàn)實等多方位的復雜關系勾連到了一起,開啟了既富問題針對性、又富話語生產(chǎn)性的中國族群問題的言說方式。具體到汪暉對《東方主義、民族區(qū)域自治與尊嚴政治――關于“西藏問題”的一點思考》一文,現(xiàn)代性反思、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視角與西藏個案的結合,既讓我們看到了西藏問題逐漸激化的本土現(xiàn)代性的文化悖論關系,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了西藏的“香格里拉化”中所包含的“東方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性,以及對中國西藏問題的重要影響。
對于許多人來說,有可能同意汪暉對“香格里拉迷思”的批判,但卻可能對他由此而來的對于網(wǎng)絡愛國主義的肯定、對捍衛(wèi)中國國家利益的強調(diào)有所懷疑。因為歷史和現(xiàn)實都充分說明,有關愛國主義、中國國家利益的言說,往往會被體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當作謀取私利的手段。人們的這種擔心并非沒有道理,但是無法否認的是,在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中國歷史中,中國的確不僅一直在充當著“東方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材料,而且也的確一直經(jīng)受著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經(jīng)濟、政治、軍事、文化的威脅,一直面臨著被肢解的命運。因此,愛國主義、中國尊嚴、中國國家利益等說法,就不僅僅只是體制意識形態(tài)的說辭,更非所謂“義和拳”式的愚昧群氓憤青的過剩力比多的宣泄。更為重要的是,即便我們不去看歷史,不去管中國是否會分崩離析,也仍然無法否認汪暉思考的意義。因為只要真正關注“中國民族”問題的現(xiàn)實,真正從普通人――那些很可能遭受國家解體、種族仇殺之害的平民百姓的角度感受、思考,真正正視世界“民主化兼民族主義化”所內(nèi)含的災難性可能,真正了解那些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境內(nèi)外族裔民族主義人士的偏激心態(tài)和網(wǎng)絡漢民族主義的極端性,以及普通民眾對于民族問題認識的偏差,可能就不再會那樣輕易相信,只要實現(xiàn)了民主化,只要讓少數(shù)族裔人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或自治權,西藏問題、新疆問題等就可以自然解決了。
汪暉對于琉球問題的解讀,也表現(xiàn)出了相近(相關)的視角,并呈現(xiàn)給人們同樣的啟發(fā)性。從歷史看,原來日本、琉球、中國等同屬于中華帝國朝貢體系,其中作為天朝的中國是此體系的核心,日本、琉球大致可歸為邊緣的番邦,不過介于日本與天朝中國之間的琉球國是比日本更為弱小的番屬,其安全由于歸屬于中國而得以保證的。但是近代帝國主義向亞洲的擴張,沖擊、肢解了傳統(tǒng)的中華朝貢體系,在此過程中,日本率先擺脫朝貢體系的附屬性和被西方殖民的威脅,成為了亞洲最早的獨立民族國家,并加入列強的行列,吞并琉球、朝鮮,侵略中國等。因此,日本、琉球、中國近代關系的變遷史,既是西方帝國主義亞洲擴張史,也是舊有中華朝貢體系解體、新型亞洲各民族國家關系結構形成史。以這樣的視野來看,現(xiàn)代中國國家的存在,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傳統(tǒng)帝國的怪異殘留,而是具有獨特歷史的合法的民族國家模式。很顯然,汪暉對于琉球問題的思考,或日本、琉球、中國關系變遷史的思考,是與其對西藏問題的思考聯(lián)系在一起的。正是從東亞到南亞、西北亞、中亞這一廣闊區(qū)域的現(xiàn)代變遷,構成了傳統(tǒng)中華帝國現(xiàn)代轉型的空間的歷史?？梢哉f,今天無論是中國內(nèi)部的民族問題,還是其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中西關系問題,都屬于全球―中國現(xiàn)代性歷史的延續(xù)、變種①。
也許那些對汪暉或所謂“新左派”抱有看法的朋友讀到我這樣的評述,一定會不以為然的,甚至會認為我被汪暉表面的博學迷惑、嚇住了。汪暉的言論當然不都是金科玉律,但是不管他的思想有什么問題,其著作還存在多少未被揭發(fā)出來的可能抄襲之處,我們都無法否認他的思考、他借助《讀書》雜志等其他條件所主持的思想學術討論,相當程度上主導了近十余年來的中國學術思想的走向;而這種主要并非源于體制性權力的能量,而是來自于汪暉對轉型中國問題的敏銳、洞察。更重要的是,汪暉的系列思考,始終貫穿著這樣一種追求,即為轉型中國尋找超越專制社會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第三條道路。這種路向的選擇,當然不是汪暉的發(fā)明,廣義的西方左派思想都是構成其相關思考的理論資源。汪暉的貢獻在于,將所有這些外來的理論資源通過對轉型中國的現(xiàn)代性悖論這個總問題的把握與中國的歷史―現(xiàn)實問題緊密而有機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突破了各種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束縛,為中國問題的認識與解決,開啟了多樣性的角度、視野、路徑,甚至基本范式。
“左右之爭”與中國問題的放逐
上文筆者大致分析了汪暉對于中國當代思想的貢獻,但是很可惜,汪暉所提供的范式性的革命,這一為中國尋找第三條發(fā)展路向選擇的努力,卻很快被歸為“新左派”,中國思想界形成了長達十余年之久的所謂“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不乏意氣用事的爭論。盡管早在十年前筆者就為此提出警言,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左右二分的劃分不僅仍然陰魂不散,而且似乎顯得越來越尖銳,越來越集中。這一方面與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有關(本文暫且不論),另一方面也與知識界本身的偏見、怯懦、缺乏自省有直接的關系。先讓我們來看看所謂“右派”的問題。
十幾年前汪暉就指出,由“新啟蒙主義”演化而來的新自由主義,沒有看到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轉型中國問題與世界范圍的全球現(xiàn)代性歷史進程的關系,簡單地以中/西、傳統(tǒng)/現(xiàn)代、專制/自由、計劃經(jīng)濟/市場經(jīng)濟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看待問題,結果導致他們看不到他們所主張的市場經(jīng)濟的理想與體制的內(nèi)在一致性,將中國當下諸多問題的總根源簡單地理解為體制專制,從而將(純化的)自由市場經(jīng)濟體制和憲政體制看成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途徑;由此也就決定了他們看不到或忽略正日益快速溶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國,被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嚴重剝削的現(xiàn)實,看不到中國正面臨被肢解、碎片化的巨大危險[2]。雖然這樣的概括可能有點以偏概全,但卻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了某些新自由主義者的癥結。
最能集中表現(xiàn)“左”“右”極端之分的,可能還是對于當下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不同態(tài)度。中國的國家民族主義自上世紀90年代起借助于網(wǎng)絡誕生,并逐漸推進為重要的社會思潮。像1998年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奧運前后西藏網(wǎng)絡保衛(wèi)戰(zhàn)等都是網(wǎng)絡青年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集體性行動,而前不久網(wǎng)絡上上演的對韓國的“6・9圣戰(zhàn)”,雖然背后具有商業(yè)推手的操作,但卻也再一次顯示了民族主義擁護者之眾。
對于這一切,新自由主義者們給予了嚴肅的批判,將其視為義和團式的盲目、愚昧的愛國主義,簡單、粗暴的民粹主義。他們不僅對憤青們的民族主義本身給予了猛烈的抨擊,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似乎連帶著中國一起都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使得他們不僅在涉及中西紛爭中,幾無例外地直接或隱含地站在西方一邊,而且在涉及中國民族沖突的矛盾中,似乎也更多地傾向于同情反對或批評中國或漢族的聲音。
自由主義的日漸“右傾”的極端化傾向,不僅讓他們更深地卷入“派性斗爭”的偏見,也使得他們在努力批判性地發(fā)現(xiàn)中國問題的同時,喪失了批判的有效性,并越來越失去了中國青年的擁護。但是反過來,這并不能說明汪暉思想批判性的加強。當年汪暉將新自由主義稱之為保守主義,但時過境遷,汪暉及被劃分為新左的人士們,卻似乎越來越更像是體制的保守者。這恰恰說明汪暉試圖激活傳統(tǒng)共產(chǎn)主義體制的人民民主性和資本批判性努力的失敗。
汪暉說新自由主義之所以陷入到了市場意識形態(tài)和資本主義體制的陷阱而不自知,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所面對、所批判的體制,不再是過去的那個反現(xiàn)代性的社會主義體制,而是一個利用國家強力推進市場資本主義、推進中國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體制。[3]汪暉對新自由主義立場癥候的這種洞見,恰恰也隱藏了自身立場局限的可能。也即當年他還是更多地站在尋找中國轉型第三種路徑的立場,來區(qū)分反現(xiàn)代性馬克思主義與當下市場推進者的馬克思主義,還談不上對反現(xiàn)代性馬克思主義的直接肯定,更多地還像是借這種區(qū)分來說明中國第三種道路選擇的必要性[4]。但是一方面由于作為純粹的理論思考,汪暉及其同道,實際上無法將自己的“雙重批判”(對國內(nèi)專制資本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的雙重批判)的思考,與具體的社會反抗性實踐相聯(lián)系,加之西方對迅速經(jīng)濟崛起的中國圍剿的加劇,使得他們也越來越將第三條道路的選擇,寄托于對于國家體制的內(nèi)部的轉型上,隨之對于傳統(tǒng)模式社會主義專制性的批判也越來越弱,對其反現(xiàn)代性和民主性的肯定也愈益增強。這樣一來,汪暉等也就變得更像是怪異的“保守左派”。類似的問題,同樣體現(xiàn)在汪暉近期關于西藏和琉球問題的思考中。
兩年前針對汪暉關于西藏問題的思考,筆者就指出,他重新將“五四以來的現(xiàn)代中國史貫穿為愛國主義主導的歷史,并視之為激發(fā)民主和開放的潛力、現(xiàn)代平等政治的基礎,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是啟蒙立場的倒退”,而這種倒退的重要原因具體到中國民族問題領域,則在于對于中國民族問題內(nèi)在沖突性的回避。同樣的問題仍然出現(xiàn)在他關于琉球問題的思考中。根據(jù)相關介紹可以看出,琉球問題對于傳統(tǒng)中國現(xiàn)代轉型的啟示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提醒我們將中國的現(xiàn)代轉型,放置到全球、東亞近代以來的現(xiàn)代性歷史的框架中加以把握,為理解中國問題,提供古代中華朝貢體系、西方列強、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之復雜關系的歷史空間坐標。二是以“沖繩反抗”為核心的琉球問題中所包含的超越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啟示。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這樣的啟示都應該不僅包括中國與全球、與西方、與周邊國家的現(xiàn)代轉型關系,還應該包括中國內(nèi)部不同地區(qū)或不同族群間的相互的現(xiàn)代轉型關系。也就是說,在西方以及后起的日本等列強勢力沖擊下,傳統(tǒng)中華朝貢制的中國不得不向現(xiàn)代轉型,中國因之成為近500年以來的全球殖民現(xiàn)代性的一站。但是轉型的中國并不是作為一個同質的板塊與先后而來的其他現(xiàn)代民族國家發(fā)生關系,與此同時,在它自身內(nèi)部也發(fā)生著不平衡的、波狀推進的、由“中心”向“邊緣”的現(xiàn)代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也同樣存在著現(xiàn)代化進程所必不可免的沖突與暴力,同樣存在著“先行現(xiàn)代核心地區(qū)”對“后行現(xiàn)代邊緣地區(qū)”傳統(tǒng)結構的沖擊。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的各種“民族問題”恰恰正是這一至今還未完成“中國現(xiàn)代轉型”的癥候。因此,當我們引進全球視野、東亞視野或琉球視野時,就不能僅止于外部性的全球關系,而忽略內(nèi)部性的現(xiàn)代性關系,忽略中國內(nèi)部的跨地區(qū)現(xiàn)代轉型問題;因此,當我們在談及西方、日本對于中國、琉球的暴力性沖擊時,就不應回避內(nèi)部在推進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復雜的社會問題。雖然汪暉對西藏問題的進一步的研究,將原來主要為外部性的思考,拓展到了中國國家內(nèi)部中,提出了作為“跨體系社會”結構的中國這一命題,也點到了從另外的角度看,實質上所謂中華朝貢體系的“跨體系的社會”“無論是禮儀性的體制,還是強制性的機器,它們總是與統(tǒng)治的問題相關”[5],但是他似乎仍然在回避著更為嚴峻的內(nèi)部問題,缺乏自覺的“國家反省”,也即他仍然回避著傳統(tǒng)中華朝貢體制向現(xiàn)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內(nèi)部所存在的國家及其他形式的社會問題。因此對他琉球抗議運動超越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意義的引入,也只能是還未觸及中國現(xiàn)實,就草草收場。總之,汪暉對琉球視野的引進,既引導而又遮蔽了琉球問題對于中國當下族群問題的重要啟示性。
馬克思說:“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而汪暉恰恰沒有克服怯懦與猶豫,屢屢在緊要關頭止步不前:面對學術道德的指責,是如此;面對中國問題的思考,也是如此。難道兩者不存在隱秘的內(nèi)在關聯(lián)嗎?
這在汪暉是如此。對于中國其他知識分子而言,類似的拷問難道不是同樣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嗎?當我們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去責備、批評、抨擊他者時,當我們以各種各樣的立場出發(fā)去伸張自己的觀念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褊狹性、簡單性時,我們難道不是在回避著歷史對我們嚴峻的挑戰(zhàn)嗎?難道不是在掩蓋著道德、良心等內(nèi)在律令拷問的尷尬嗎?如果我們不能盡量勇敢地直面這一切,那么我們就無法解脫虛偽的處境,更不可能跳出“你死我活”的路線斗爭式的相互纏斗,攜手來為中國的明天開辟希望之路。
注 釋:
① 此段的敘述,既參考了汪暉的《琉球――戰(zhàn)爭記憶、社會運動與歷史解釋》(《開放時代》2009年第3期),同時也是平時相關閱讀所得到的知識積累。由于所涉及的文獻較多,有些的具體出處也記不大清楚了,所以此處就不再給出具體參考文獻。有意者或許可以去參考近些年來有關“東亞研究”的文獻,比如說汪暉、孫歌等的文章或著作。當然他們的研究,大量參考了國外尤其是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
參考文獻:
[1]汪丁丁. 啟蒙死了,啟蒙萬歲. 李世濤. 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2][3]汪暉.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 李世濤. 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4]周與沉. 現(xiàn)代性的中國探詢――大陸學界現(xiàn)代性問題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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