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律師的河北職稱論文發(fā)表(2)
關于律師的河北職稱論文發(fā)表
關于律師的河北職稱論文篇二
我國律師制度的發(fā)展
摘要：中國傳統(tǒng)的法律文化因采納“無訟”和“訟則兇”的觀念，因此使律師制度難以產生和發(fā)展。據(jù)學者考證，中國最早的律師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鄧析子，此人因教人訴訟，并收取費用，被子產指責為“不法先王、不事禮義，而好冶怪說”(《荀子，非十二子》)，竟因此而慘遭殺害[1]，盡管周禮為尊重貴族，規(guī)定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而由其下屬代為出庭(參見《周禮，小司寇》)，但此種規(guī)定在歷代的律例中并未記載。即使對職官犯法，歷代律例中也沒有就是否可以由他人代理的問題作出規(guī)定，因此一般平民百姓，自然不能請他人代為出庭辯護[2]。不過，自秦以后，在一些典籍中曾出現(xiàn)過有關律師的稱渭。如后漢時，曾有人建議聘請散居的“三公”做朝廷的法律顧問，以備“朝有疑議及其刑獄大事”時進行咨訪”。至明帝時，大夫衛(wèi)凱提出設置“律博士”主張，明帝曾采納了這一建議[3]不過，自唐代以后，律例有不少禁抑訟師，嚴懲訟棍滋訟行為的規(guī)定。如唐律例有禁止“為人作辭碟加狀”，及“教令人告事虛”的兩條律文。明、清律并設有嚴禁“教唆辭訟”條文。明清律都規(guī)定：為他人寫訴狀，狀內稍有夸張不實，以致所控罪名有所出入，寫狀之人就犯了誣告反坐之罪[4]。《大清律例》更是嚴格禁止為他人代寫訴狀時夸張不實。其中規(guī)定：“代人捏寫本狀，教唆或扛幫赴京及赴督撫并按察司官處，各奏告強盜、人命重罪不實，并全誣十人以上者，俱問發(fā)近邊充軍。”“訟師教唆詞訟為害擾民，該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緝者，如只系失于覺察，照例嚴處。若明知不報，經上司訪拿，將該地方官照殲棍不行拿例，交部議處。”供訟師所參考而可能助長訴訟的書籍也一概嚴禁，代人屢寫訴狀，即使無不法情事，也應受罰。請代曾設立過官廳許可代書制度，由官府組織訟師代寫訴狀，但這一制度也在以后被禁止。
訟師之所以受到官府的嚴厲查禁或監(jiān)視，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傳統(tǒng)文化始終認為“訟則兇”，而應息訟、終訟并導致無訟。而訟師的行為常常導致興訟，陷人心于不古[5]，因此應予查禁。另一方面，這一制度也與我國古代的司法制度具有密切聯(lián)系。張偉仁先生指出：“因為我國社會以家庭為單元，許多制度都以家庭為模式，司法制度也是如此。法官審案就像父母處理子女間的糾紛，(事實上訴訟當事人都稱地方官為‘父母官’，自稱為‘子民’。)在一般的情形，只要子女將事實陳述清楚，父母就可作為妥當?shù)奶幚?。子女如果訴說不休，固然已無必要;假如又請了外人來幫助辯論，則更大為荒.唐。這樣的不肖子女固然要嚴加教訓，而那些離間骨肉、撥弄是非的外人更該從重懲斥，否則父母的威嚴蕩然，親子間勃溪迭起，不僅家將不家，整個社會都將崩析瓦解了[6]。”還應看到，請代的訟師雖粗識或熟識法律，但不少人利用老百姓不懂訴訟或負氣爭訟等，而巧言挑唆，多方包攬，從中漁利，一些人心術陰詐，常對當事人大施敲詐，因此其既為官府痛恨，也不受民間歡迎。所以，民間將訟師稱為“訟棍”或“惡訟師”，也不無道理。
然而對訟師的厭惡及官府的查禁，無疑阻礙了中國傳統(tǒng)法律向現(xiàn)代化方向發(fā)展的進程。一方面，查禁訟師導致了法和權利觀念難以滋生和發(fā)育。日本學者滋賀秀三認為這種排斥律師參與的“父母官型訴訟”很難使當事人及一般民眾產生權利觀念，法治難以找到發(fā)育的空間[7]，此種觀念是不無道理。宣統(tǒng)二年兩廣總督袁樹勛上奏時所指出的：“各國法庭皆設律師為兩造代理一切質問詰駁等事，誠以恒人遭遇訴訟對薄公庭，外怵于官吏之尊嚴，內迫于一身利害關系，往往言語失措理雖直而情不伸。有律師則據(jù)法律以為辯護，不獨保衛(wèi)人民正當之利益，且足防法官之專橫而劑其手，用能民無隱情，案成信讞，法至美也”[8]。由此也說明了設立律師制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查禁訟師也導致訴訟程序制度不發(fā)達，程序公正很難實現(xiàn)。宣統(tǒng)三年徐謙等人考察各國司法制度后作成報告書，其中聲稱：“律師制度歐美雖法派不同，要使兩造各有律師，無力用律師者法庭得助以國家之律師。蓋世界法理日精，訴訟法之手續(xù)尤繁，段非常人所能周知。故以律師辯護而后司法官不能以法律欺兩造之無知。或謂我國律師刁健，法律所禁，不知律師受教育與司法官同畢業(yè)于法律。其申辯時凡業(yè)經證明事實即不準委為嬌辯，是有律師則一切狡供及婦女廢疾之紊亂法庭秩序，在我國視為難處者彼皆無之，因律師之辯護而司法官非有學術及行公平之裁判，不足以資折服，是固有利無弊者也[9]。尤其應看到，缺乏律師制度也導致法律學不發(fā)達，一般人不懂法律。正如沈家本所說：“舉凡法學言，非名隸秋曹者，無人問津。名公巨卿，方且以為無足輕重之書，屏棄勿錄，甚至有目為不詳之物，遠而避之者，大可怪也[10]”。“自來勢要寡識之人，大抵不知法學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壞之，此法之所以難行，而學之所以哀也[11]”。
光緒32年(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編定了《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其中完全吸收了西方律師制度的經驗，對律師的資格、申請手續(xù)、宣誓手續(xù)、原被告律師的責任等都作出了規(guī)定。沈家本在奏請朝廷試行該法案時，曾在其奏文中提到需采用律師制度，培養(yǎng)律師人才，然后加以考試，給予文憑使其執(zhí)業(yè)，可以防止“賄縱曲庇，任情判斷”，作到“裁判悉秉公理，輕重胥協(xié)輿評”，是“挽回法權最重要之端”。奏文中還寫到：當事人在“公庭惶悚之下，言辭每多失措”如能由律師代理訴訟事宜，就能杜絕案件的“枉縱深故”。(《大清光緒新法令》第十九冊)，然而各省督撫卻表示該法不符合中國現(xiàn)實，不便執(zhí)行，致使該法被擱置，律師制度也未能形成。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成立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曾命令法制局審核復呈《律師法》(草案)。1912年，北洋政府頒布了《律師暫行章程》，共38條，對律師制度作了具體規(guī)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律師法，并標志著我國律師制度的建立。自1917年以后，該章程曾多次修改，1927年，國民黨政府沿襲北洋政府的律師制度，公布《律師章程》廢除了《律師暫行章程》1935年，正式開始起草《律師法》，該法于194年正式公布實行。同年，國民黨政府頒布了《律師登錄規(guī)定》和《律師懲戒規(guī)定》，1945年又頒布《律師檢核辦法》等，使律師制度逐漸規(guī)范化[12]。
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廢除國民黨政府的偽法統(tǒng)的基礎上，律師制度也開始逐漸建立。1950年7月，政務院公布實施的《人民法庭組織通則》中規(guī)定：“縣(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審判案件時，應當保障被告人有權辯護及請人辯護的權利。”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部發(fā)出了《關于取締黑律師及訟棍事件的通報》，旨在摧毀舊的律師制度及取締訟棍的非法活動。1957年7月司法部在《關于試驗法院組織制度中幾個問題的通知》中指定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試辦律師工作[13]。1954年9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guī)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亦規(guī)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還可以委托律師為他辯護，可以由人民團體介紹的或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為他辯護，可以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監(jiān)護人為他辯護”。1956年國務院正式批準了司法部《關于建立律師工作的請示報告》。開始廣泛推行律師制度。盡管在這個時期，律師的作用主要限于擔任辯護人，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但在維護法律的實施及保障權利方面，仍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至1957年，全國已有19個省、市、自治區(qū)成立了律師協(xié)會，并有專業(yè)律師2572人，兼職律師350人[14]。
1957年反右斗爭的擴大使第一代新中國的律師蒙受了深重的災難。大多數(shù)律師僅僅因為曾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而以為“喪失階級立場”、“為壞人說話”為由而被錯劃為右派。從這個時候開始，新中國的律師制度實際上已名存實亡。至“”時期，公、檢、法均被徹底砸爛，律師制度更是蕩然無存。以至于無數(shù)的所謂“群眾組織”可以隨意抓人、抄家、審訊、拷打，冤獄遍于全國，屠夫彈冠相慶，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難。
粉碎“_”以后，特別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民主法制開始真正進入一個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時期。1979年《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個重要法律問世，為我國律師制度的重建提供了法律根據(jù)。其中《刑事訴訟法》對辯護列出專章規(guī)定，肯定了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基本作用，從而恢復了被告人的辯護人和律師制度。1980年，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要發(fā)展律師隊伍，從而對促進律師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五屆人大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律師暫行條例》，該條例共分4章21條，其中對律師的任務、權利、資格、工作機構等作出了詳盡的規(guī)定，并為規(guī)范我國律師的迅速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律師暫行條例》頒布以后，律師隊伍迅速壯大，律師業(yè)務范圍也大大拓寬，與此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新問題，為了適應律師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加強對律師的管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司法部開始起草，《律師法》，該法于1996年5月15日經八屆全國人大會第19次會議正式通過?！堵蓭煼ā饭?3條，對律師的執(zhí)業(yè)條件、律師事務所、執(zhí)業(yè)律師的業(yè)務和權利義務、律師協(xié)會、法律援助、法律責任等均作了規(guī)定。該法的頒布是我國律師法律制度逐漸完善的一個重要標志。
自70年代末以來，我國律師業(yè)的發(fā)展也極為迅速，截止1997年4月底，全國律師已達10多萬人，截止1996年11月底，北京共有3105名律師，律師事務所257家。上海市有律師4800余名，律師事務所261家，他們受聘擔任了2萬余家企事業(yè)單位的法律顧問，千余家外商企業(yè)的法律顧問，一年內辦理各類法律事務涉及的財產標的超過一百億元[15]。
中國律師制度的產生和發(fā)展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因為律師隊伍作為一個職業(yè)法律階層的出現(xiàn)，標志著立法不斷發(fā)展，法律作用的加強以及法律程序逐漸公正。英國學者科特威爾指出：“辯護人的最后出現(xiàn)，并不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因為隨著法律程序本身以一種高級形式加以闡釋時，那種通曉司法過程并能向普通的人們說明這些程序的顧問和專家的發(fā)展就成為必不可少的事情[16]]”。盡管我國律師業(yè)在發(fā)展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問題，但毫無疑問，我國律師在保障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方面已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律師事業(yè)的發(fā)展與壯大使我們對中國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注釋】
[1] 參見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tǒng)與近代轉型》第282頁。《呂氏春秋》、《左傳》都曾記載子產殺鄧析子之事。雖然說法不一，但鄧析子之死確與其教民訟獄有關。列子批評鄧“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秴问洗呵铩酚涊d鄧析子“以非為是，以是為非”。
[2] 參見張偉仁：《傳統(tǒng)觀念與現(xiàn)行法制》，載《臺大法學論叢》第17卷第1期，第46頁。
[3] 參見任允正主編：《司法制度比較研究》第209頁，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版。
[4] 《明律》冊五，第1727頁。
[5] 張晉藩，前揭書，第283頁。
[6] 張偉仁，前揭書，第47頁。
[7] 滋賀秀三：“中國法文化的考察”，載日本法哲學會編《東西法文化》第37-54頁，1986年版。
[8] 文海出版社印行：《政治官報》第31卷第103頁。
[9] 文海出版社印行：《政治官報》第31卷第103條。
[10] 《寄移文存》卷六，《法學會雜志序》
[11] 《寄移文存》卷三《法學盛衰說》。
[12] 參見茅彭年：《中國律師制度研究》第36頁，第40頁，法律，1992年版
[13] 在此期間，上海等地的法院已設了“公設律師室”，幫助刑事被告人進行辯護，也為離婚婦女提供法律幫助。參見茅彭年，同上書，第39頁。
[14] 參見茅彭年：《中國律師制度研究》第36頁，第40頁，法律，1992年版
[15] 杜鋼建、李軒：《中國律師的當代命運》第45、46頁，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6]] (英)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華廈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頁。
【出處】原載于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修改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十三章第一節(jié)。
作者：王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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