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手刀劍法是中國武術的瑰寶，目前雙手劍法主要在山東螳螂拳中流傳，而天津靜海獨流通背拳中傳承的苗刀則是重要的一支雙手刀法，值得研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專門您整理好的：中日武術交流的活化石。

　　中日武術交流的活化石(一)中國武術雙手刀劍法概況

　　從長劍、長刀以及楚國“長鋏”的考古資料及文獻記載來看，雙手劍刀法在我國應早就存在。這種劍刀法隨著我國制作的劍刀等兵器途徑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后，直接促使了日本后世劍刀技術體系的完善。

　　可惜的是，從周秦一直延續(xù)到隋唐的這股尚武之風中唐以后發(fā)生了斷裂。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的不斷強化，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孔子文武兼修的思想被“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取代。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在中國盛行的雙手劍刀法開始走下坡路，并最終由于元代的禁武而在明代成為廣陵散。宋懋登對此感到十分遺憾，他在《九龠集》卷2《錢氏劍策序》中說：“千侯嘗謂余，古法不傳者三：曰劍術，曰抗法，曰畫眉。抗法太殘酷，而畫眉都確男子氣，皆君子所不道。獨惜劍法不傳……則君子不能無遺憾焉。”

　　與中國 “君子不能無遺憾”相反的是，善于吸取外來文化的日本劍刀制 作工藝在學習中國的基礎上突飛猛進，并從宋代開始，日本對大陸的文化輸出日益明顯起來，其中尤以日本刀的輸出最為明顯。北宋歐陽修《日本刀歌》中有“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的詩句。在這里，日本的刀已被歐陽修稱之為“寶刀”。明代，日本“寶刀”通過“進獻”、“堪合貿易”、“走私”三條途徑大量進入中國。據統計，在明代中日的堪合貿易中，日本刀的總輸出量不少于二十萬把。正因為此，日本刀成為明清兩代文人吟誦、謳歌的對象。如明代政治家、文學家唐順之的《日本刀歌》、明代劇作家湯顯袓的《倭寇刀子歌》、明萬歷年間文學家宋懋登的《日本刀記》以及明末清初梁佩蘭、王邦畿的同名詩作《日本刀歌》等。

　　與制作精良的“寶刀”相應，日本在發(fā)揚中國劍刀法“持短入長，倏忽縱橫”的基礎上，據棄中國劍刀法“途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的缺點而創(chuàng)造出技法樸實、步法靈活、簡潔實用的日本劍刀法。何良臣在《陣記》中對該刀的技術特點有所評價：“日本刀不過兩三下，往往人不能御。則用刀之巧便可知矣。”

　　技術的完備加之器械的精良，日本刀法引起了中國軍事家、武術家的注意。鄭若曾認為：“中國武藝不可勝紀，古始以來各有專門秘法散之四方。若召募得人，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即刀法一藝，倭不足以當我，況其它乎”的主張，嵩山少林寺更是發(fā)明了三股叉來抑制倭刀的進攻。更為主要的是，在倭寇“雙手用一刀”的倭刀法的刺激下，在明代已經失傳的雙手劍刀法重新得到武術家的高度重視，并出現了學習、融合倭刀的趨向。此時，明代抗倭名將俞大猷開始師從民間武術家李良欽學習“荊楚長劍”。這是一種古代長劍在明代的孑遺，俞大猷學成后將其融匯在南方棍法中，并撰寫出棍法專著《劍經》一書。

　　明末軍事著作家茅元儀在其《武備志》中收錄了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古雙手劍譜——朝鮮勢法。關于這部雙手劍譜的來歷，茅元儀在《武備志》卷84《陣練制?練十七?教藝三》中記曰：“古之劍可施于戰(zhàn)斗，故唐太宗有劍士千人，今其法不傳。斷簡殘編中有訣歌，不詳其說。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鮮，其勢法具備。故知中國失而求之四裔，不獨西方之等韻，日本之尚書也。”另外，茅元儀在《武備志》卷104《器械三》中再次提到這部劍譜的來歷：“古之言兵者必言劍，今不用于陣，以失其傳也。余博搜海外，始得之。”

　　與俞大猷學習長劍孑遺和茅元儀收集雙手劍譜不同，戚繼光、程宗猷、吳受則直接研究、演習倭刀法。并總結出了《辛酉刀法》、《單刀法選》、《單刀圖說》三部刀法專著。三人同演倭刀，但策略不同。其中戚繼光和吳殳力圖融匯兩者為一爐，吳受更是結合“漁陽老人”的劍法創(chuàng)編了雙手刀法十八勢。單雙手變換，明顯有中國劍刀法的東西在里面。而從程宗猷的“器名單刀，以雙手用一刀(今名雙砍手，又名倭刀)……非他方之刀可并，且善磨整，光耀令人見之射目寒心”這段話來看，程宗猷跟隨劉云峰中規(guī)中矩地學習了日本刀法，其《單刀法選》主要記述的正是倭刀技法。 吳殳的老師江蘇常熟人石電(字敬巖)曾與程宗猷的老師浙江人劉云峰同學倭刀、與程宗猷的另一師父李克復同學槍法，得梨花槍之真?zhèn)?。這樣看來，程宗猷和吳殳的雙手刀法實出一源而練法各異。這是傳統武術中一個很有意思的文化現象，與現代競技武術的規(guī)定套路練法有天壤之別。

　　入清以后，日本雙手劍刀法不適合騎兵作戰(zhàn)的需要而在軍隊中歸于沉寂。但在民間，雙手劍刀法卻傳承了下來。

　　根據田野調查及文獻資料，我們知道發(fā)源于膠東半島螳螂拳中的穿林劍、西北馬家通備武學中的成“破鋒八刀”、天津獨流通背拳中的苗刀以及滄州苗刀等均是雙手刀劍法。

　　約略與黃林彪同時，河北吳橋桑園人謝德恒兄弟以雙手刀法、陰手槍、持槍拐馳名京南。謝氏將該刀法傳于天津靜?？h獨流鎮(zhèn)劉玉春、任向榮?？上У氖?，目前河北桑園的雙手刀法已經失傳，而天津的獨流苗刀卻神奇般地傳承了下來。

　　中日武術交流的活化石(二)獨流苗刀的傳承與發(fā)展

　　位于運河沿線的天津市靜?？h，尚武風氣盛行，出現了霍元甲(小南河村人，擅迷蹤拳)、閻道生(洋芬港人，擅形意拳、尤好劍)、李際春(力大而技巧)、李登善(獨流人，善通臂拳)、楊學士(獨流人，善斬拳)、馮連科(獨流人，善點穴)、呂漢舉(獨流人，善二十四式拳)、王永清(本城人，善大桿子)、任向榮(獨流人)、王文蛟(大黃欽莊人，善桿子)等武術大家。這其中提到的任向榮，據《靜海縣志》記載：“字光華，獨流人，以技擊馳名津、保間。性和藹，從游者甚眾，皆以敬讓相尚焉”。正是因為他和師兄弟劉玉春的承前啟后作用，使中國武術的雙手刀法得以傳承并發(fā)揚光大。

　　根據天津靜海獨流通背拳門內的傳說，清光緒年間，天津靜?？h獨流通背拳傳人任向榮和劉玉春結伴外出，以武會友而得以結識河北桑園擅長左把槍、雙手刀的武術名家謝玉堂。雙方互相傾慕，而達成換藝的共識。自此，謝玉堂學會了獨流通背拳，而任向榮和劉玉春如愿以償學得八趟雙手刀法。

　　學得雙手刀法后，任向榮又花六十塊銀元請蚌埠制刀高手按照謝家刀的刀形和尺寸打造了一把雙手刀，與劉玉春逐日演練，反復斟酌，最后演化成現在的雙手刀前后各八趟。

　　1921年前后，曹錕在河北保定練兵時，在軍中設“武術營”。為提高“武術營”的搏殺技能，曹錕派靜海人劉干臣到獨流聘請劉玉春、任向榮到軍中教授雙手刀法。其主要傳人有佟忠義、郭長生、陳鳳岐等人。當時劉玉春、任向榮傳授的這種雙刀法 被稱為“苗刀”，因而其“武術營”又稱“苗刀營”。苗刀原是西南少數民族苗族所鍛造的刀，不是一種刀法，更與日本的雙手刀法有異。曹錕時改稱“苗刀”也許出于對日本刀的忌諱，又為了避免程宗猷、吳受的“單刀”與一般單刀的混淆。

　　1928年，中央國術館成立后，經館長張之江提議，苗刀成為學員的學練項目而進一步得到了普及與提高。為便于教學，使學員系統掌握苗刀的精髓，在館任職的馬英圖、郭長生，參照古譜，在獨流苗刀的基礎上又糅合進劉玉春獨流通背拳的步法而編創(chuàng)了二路苗刀。這趟苗刀基本結構與程宗猷《單刀法選》差別較大，但主要刀勢大體相同，與吳殳刀法的不同之處比較明顯。馬明達先生根據馬英圖和郭長生的這次成功合作認為：“晚清河北省內黃、謝兩支雙手刀法的源頭都可能來自程氏，或是直接源自‘浙人劉云峰’”。此外，郭長生還創(chuàng)編了對練套路——“苗刀進槍”，為繼承、普及苗刀做出了新的貢獻。需要提及的是，在河北滄州，郭長生的苗刀傳人郭瑞祥還創(chuàng)編了花法更為細膩的三路苗刀，進一步豐富、完善了苗刀技法。

　　與中央國術館郭長生及其兒子郭瑞祥等人的不斷發(fā)展不同，任向榮、劉 玉春在天津獨流的苗刀傳人基本上沿襲了兩人的演練風格而沒有太大的變化。

　　1923年10月，曹錕賄選總統后，任向榮、劉玉春等作為護衛(wèi)隨其進京。1924年10月，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將曹銀趕下臺后，任、劉二位師兄弟返回獨流，各操舊業(yè)并傳授武藝。其中，任向榮根據自己的體會，將前八趟和后八趟苗刀的技法進行刪繁就簡，并汲取其他兵器的特點，最后定型為十二趟苗刀。這十二趟苗刀經過其弟子劉樹年、再傳弟子孫靜順(從其學者有林慧增、趙玉中、孫國運、孫運增及孫子孫金生、孫金明等)等人的傳承而保留了下來。如今，孫靜順的孫子孫金生、孫金明，林慧增的兒子林慶彬等亦都收徒傳藝，為傳承、發(fā)展獨流通背拳及苗刀技藝做出了不少貢獻;劉玉春晚年所傳苗刀，注重技擊應用，目前在天津靜海亦有不少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