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源上看，自由主義關聯(lián)于古希臘智者派、德謨克利特一伊壁鳩魯主義以及早期斯多葛學派，但自由主義成為主流觀念，則是在近代啟蒙運動之后，特別是在資產階級從作為邊緣的第三等級一躍而為社會的主流階級之后。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主要強調基于經濟層面的人的政治自由，它所對應的是早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狀況。在那里，文化及價值觀上的多元性訴求其實是潛在的，并且直接服從于經濟上的個人主義。但現代社會資本主義本身已基本完成了從早期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政治結構向國家化、社會化以及組織化的盛期資本主義政治結構的轉變，也初步完成了從區(qū)域資本主義向全球資本主義的轉變，因而自由主義更為強調的是經濟上的國家干預以及文化價值觀上的多元主義。

　　二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現代變遷，與馬克思主義的介入批判有著直接關系。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正是早期資本主義矛盾沖突尖銳和激化的時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的揭示，已經否定了傳統(tǒng)自由主義所預設的經濟自由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價值觀批判的同時也否定了個人主義價值觀，主要表現為馬克思對個人主義的政治權力結構及其抽象觀念支撐體系的瓦解，通過對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分析批判所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出支撐傳統(tǒng)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結構。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必然要發(fā)生一場革命性變革。馬克思特別針對的是早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正如蘇格拉底對古希臘民主制的批判并不一定歷史地導致對民主政治的否定一樣，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馬克思的診斷與斷言是否在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內部成為現實。實際上，馬克思的診斷是一帖治療資本主義危機的有效藥方，并迫使資本主義進行徹底的結構性改革，以渡過馬克思所預示的那種劇烈的、具有摧毀效能的社會革命及裂變。整個19世紀后期，是馬克思所提示的社會裂變的高風險期，資本主義渡過這一高風險期，更主要的是借助于一種帝國主義式的危機轉移方式。歷史地看，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乃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矛盾的世界性擴散。在這里，馬克思所揭示的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階級對立，在全球化的意義上，更多地表現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與非西方不發(fā)達社會的國家民族利益的對立，即使是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對立，也常常是以剝奪、犧牲和消耗不發(fā)達國家的利益為前提的。馬克思充分估計到了資本主義通過貨幣力量實現的對全球體系的控制能力，但對來自于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可能性，馬克思曾一度持過于樂觀的態(tài)度。其實，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種極端的革命形式并展示其世界意義，在具體的歷史演進中，這樣一種革命實際上是以綜合性的樣式表現出來的。

　　因此，從近代式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向當代社會干預條件下強調文化價值多樣性的新自由主義的轉變過程，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tǒng)的介入有著直接關系。與馬克思同時代的歐洲社會，正處于啟蒙運動以后自由主義之成果時代，在法國有孔多塞、托克維爾、貢斯當、基佐，在德國有歌德、洪堡和席勒，在英國則有亞當·斯密以及后來的斯賓塞、密爾，正是這些人物成就了歐洲古典自由主義的輝煌。這一傳統(tǒng)對馬克思是有影響的。在馬克思那里，表達其革命邏輯的切入點恰恰是自由主義傳統(tǒng)，而馬克思在青年學生時代以及《萊茵報》時期，主要的政治傾向即是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本身就是從歐洲古典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生長出來的。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以及費爾巴哈哲學的吸收、消化與批判，至少對于青年馬克思而言，是摻進了相當多的自由主義因素的。但是，時代的變化以及馬克思對這一變化的敏銳洞察和批判、對社會歷史實踐及其思潮的介入及主導，也極大地影響了自由主義傳統(tǒng)，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見證并促成了古典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衰微。馬克思從自由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發(fā)生在1844年至1845年，其代表作則是寫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與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這些著作宣布的正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破滅，并將整個社會思潮引向了一種更具社會心理與草根意識的社會主義運動。哈耶克的這一判斷是有根據的：在1848年之后，“法國的自由主義運動像大多數西歐和中歐地區(qū)一樣，同民主運動結下了更加密切的同盟關系”，而且，“在這個世紀的下半葉，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運動和新興的社會主義運動所取代”。此后，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自由主義已不再像古典時代那樣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fā)揮重要作用，20世紀前期的政治思潮主要是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并且，“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尤其是在大量知識分子的輿論中，它取代了自由主義作為進步運動的地位”。按照沃勒斯坦及阿布德爾·馬萊克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其實是在西方文化最發(fā)達的地方即所謂“三個大陸”中思考出來的，因而就出現了兩個馬克思，一個是“新自由派的、‘科學的’，因而是西方理論家的馬克思”，另一個是作為“‘落后人類的’學生、歷史主義者和學者馬克思”，而第三世界產生出來的“將表達其自己的、從他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產生出來的那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則被看成是對帝國主義的依附。其實，區(qū)別出一個與時代無關的“學者馬克思”，并使這一馬克思近代化，恰恰也排開了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世界的本質關聯(lián)。沃勒斯坦同時也賦予了馬克思本質的西方性，并且由此在價值上排斥了第三世界通過訴諸馬克思主義而獲得的獨立的民族與國家意義。其實，在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是向第三世界開放的，而且，在第三世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必然是基于其民族立場，與帝國主義相抗衡的、有著自己獨立的民族意識、人類關懷以及政治理念并要求生成實踐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實際情況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并非是從屬于新自由派的散在的思想，而是一種與自由主義傳統(tǒng)完全不同的、具有現代意識的新的政治哲學傳統(tǒng)。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批判中生長起來并形成獨立性的歷史形態(tài)。古典自由主義傳統(tǒng)有兩個基點：經濟自由化與憲政自由。古典自由主義一直是在資產階級范圍內探討問題，與此同時又把資產階級的政治觀直接看成是整個歐洲乃至于人類的政治觀。因而，古典自由主義一方面通過強化政治結構來鞏固并享有經濟自由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理論上不斷使問題理論化、抽象化乃至于神秘化(在神秘化的意義上再一次試圖復活宗教傳統(tǒng))。馬克思看到的正是這種情形。他不僅要求從經濟活動本身進行分析，而且要求對經濟活動的分析不能僅限于經濟事實，而要考慮這種事實背后的政治關系背景。他開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是要求把握政治與經濟活動的內在關聯(lián)，進而推進實際的社會變革。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古典自由主義將經濟自由化與憲政自由關聯(lián)在一起的秘密是維護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合法性，但當時所處時代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高度分化與尖銳沖突，恰恰就在抽掉這一合法性，并抽掉古典自由主義所設定的人文理想。因此，馬克思要求通過實際的革命運動終結資本主義合法性;而且，馬克思要求重新判定自由主義。在他看來，本質上只是確定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必然為一種新的共同體主義(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所代替。這同時也涉及價值觀的革命。實際上，古典的自由主義包含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傳統(tǒng)(歐洲中心主義是普遍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的文化政治學基礎)，這一傳統(tǒng)直接延伸到美國立國的文化傳承，即所謂盎格魯一撒克遜傳統(tǒng)(托克維爾所解釋的乃是美國緣之于歐洲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傳統(tǒng)的文化基因)。歐洲中心主義其實正是早期資本主義以及全球化初期古典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文化原因。但是，這一時代同時又必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破滅的時代。非西方國家及民族的現代化訴求需要從歐洲的思想中找到一種將西方性與人類性區(qū)分開來的思想，并且這～區(qū)分從思想立場上是站在弱勢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立場上的。馬克思主義正是這樣一種資源。馬克思關注歐洲的現代化，但他是將其納入全球化亦即人類性的視野內考慮問題的。歐洲性在他那里既是肯定的對象，也是批判和揚棄的對象。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直接生成和轉換為對弱勢國家及民族之現代性訴求的積極支撐與回應。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能夠為非西方社會所接受的深刻政治背景。而且，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具有較古典自由主義更為現實的價值。對于大多數在社會底層的、已處于無產者處境的普通民眾而言，自由首先是底限生存是否得到滿足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連同經典自由主義在內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及制度體系，本身就需要加以徹底改變。因而，馬克思所主張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及其共產主義觀念，更為切中革命現實的理論需要。較古典自由主義而言，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更好地發(fā)揮了社會影響與滲透作用。因而，在馬克思之后的現代社會里，共同體主義與社會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具有比自由主義強得多的話語優(yōu)勢。而在當代社會，政治民主逐漸成為人類日益自覺的要求，這樣一種狀況，顯然是與馬克思特別強調的人類解放論深刻地關聯(lián)在一起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是在上述馬克思主義政治傳統(tǒng)中生長起來的。這一點對于整體性地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要。1845年之前的馬克思，有著自由主義的哲學與政治觀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與《論猶太人題》可以從自由主義傳統(tǒng)進行解讀，而《巴黎手稿》也體現了自由主義的哲學理想。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生長點，也與馬克思的早期著作相契合，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把馬克思與西方馬克思主義都歸并到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1845年前后的馬克思與其說是經歷了一種哲學的轉變，倒不如說是在形成穩(wěn)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觀過程中，吸收進了自由主義政治傳統(tǒng)的有益成分。這種想法甚至已經醞釀在其前兩年的所謂早期著述中。我們知道，《<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主題是揭示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本質，《論猶太人問題》的主題則是揭示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的歷史性關聯(lián)，《巴黎手稿》中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傳統(tǒng)相契合的人道主義，恰恰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總體框架中體現出來的。因此，過度強調馬克思本人前后思想的斷裂，看起來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掉人道主義傳統(tǒng)，實際上是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傳統(tǒng)完全割裂開來。這種做法，其實只是回應了當代西方社會中自由主義政治傳統(tǒng)一度式微的現實。20世紀60年代以前處于盛期態(tài)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雖然也在肯定自由主義的有益成分，但同時也在努力追求一種有別于自由主義政治制度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念的普遍意義。實際上，正是政治哲學統(tǒng)領著西方馬克思主義，并且在不同形態(tài)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構成一種總體的對話平臺。60年代以后，哈貝馬斯的回撤或“右”轉，乃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面向當代政治哲學復興的“主動”回應。但在一種本質上屬于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復興中，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傳統(tǒng)作了過多的消極評價，以至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本身就陷入所謂的終結困境。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由盛轉衰，竟然見證著政治哲學的當代復興!恰恰是這種轉變本身值得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