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戲劇學教授,在講臺上的風采遠遠超過了“百家講壇”上那些所謂的學術超男和學術超女。寫文章,哪怕是理論文章,筆致洞達,文采斐然,耐讀也愛讀。1980年代,全國展開了一場戲劇觀的大討論,余文高屋建瓴,客觀、坦誠地分析了各家之說,以真摯的情感倡導學術爭鳴的互補、而不是互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許,戲劇助燃了1980年代的文化運動,一時間,戲劇性也成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概念,甚至文學界、電影界也討論起戲劇性問題,一些先鋒作家、導演、編劇,鼓吹小說、電影的非戲劇性、淡化情節(jié)等等,試圖以藝術家的主觀意識進行創(chuàng)作上的探索。等到叫好不叫座的小說、電影面對讀者、觀眾的冷漠,而對市場價值一天比一天重視的當下,一度熱血澎湃的藝術家們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于是,對戲劇性的漠視,就成了愚蠢的行為。余秋雨當然知道戲劇性的重要,盡管他不能賦予自己的戲劇作品更多的戲劇性,寫不出可以讓劇院經常上演的好劇本,但是,他巧妙地把寫戲的才能再恰當不過地落實到自己的散文創(chuàng)作之中了。
　　戲劇性成全了余秋雨。
　　在張志忠看來,《這里真安靜》是狂戾軍樂、凄迷艷曲和莊重美文的三重奏,細細品來,這不正是戲劇性的直接體現(xiàn)嘛。這究竟是天賜文緣,還是意外巧合,難道一生順遂的余秋雨所面對的全部是戲——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么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么?
　　當然是寓言,還是戲劇性的寓言。
　　《酒公墓》更勝一籌。此文余秋雨記述了鄉(xiāng)人張先生的坎坷的一生——美國歸來,難酬大志,舊社會被土匪綁票,新社會又因把“東風壓倒西風”寫成“西風壓倒東風”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只能靠寫墓碑換酒為樂,死之前,奢望余秋雨先生寫一塊墓志,又遭拒絕,余先生僅寫“酒公張先生之墓”七字。《酒公墓》形象的鮮明性,情節(jié)的曲折性、傳奇性,自然產生了戲劇性,構成了極大的審美誘惑。我對戲劇性的理解相對簡單,無非是無巧不成書而已。的確,《酒公墓》太巧了,如果說這是一篇小說,其中的細節(jié)真實也是值得推敲的,何況還是一篇敘事性的散文?！独衔荽翱凇废褚皇自?看似淡薄,其實凝重。余秋雨出生的老屋是一個意象,“雪嶺頂上,晃動著一個紅點”又是一個意象,買老屋的陳米根、母親,還有余秋雨,一同結構了一個感傷的故事——青春與故園,抗爭與妥協(xié),幻想與現(xiàn)實,“你永遠奔馳在輪回的悲劇,一路揚起朝圣的長旗”,看看,值得留戀的過去,多么辛酸的現(xiàn)實。不過是一篇回鄉(xiāng)記,卻寫得如絲如縷,寫出了戲劇性才嘎然而止。貌似寫景的《三峽》,也沒有忘記以詩性的想象設計懸念,制造沖突,感嘆“李白與劉備,詩情與戰(zhàn)火,豪邁與沉郁,對自然美的朝覲與對山河主宰的爭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腳下,是為這兩個主題日夜爭辯著的滔滔江流。”看看,三峽的起點分明是一個舞臺嘛。帷幕拉開了,有景,有情,再加上余秋雨優(yōu)美的獨白,能不是一幕好戲?懂戲的余秋雨,寫著散文,時刻不忘記文本的流暢,讀者的接受,相比較,那些自負而個性十足的作家,豪邁地為下一代人寫著鬼鬼祟祟的文章,也不知會寫出什么?！顿F池儺》更有戲了。這里面不僅有文明與愚昧的沖突,歷史與現(xiàn)實的沖突,也有國際與國內的沖突。一個原始的戲劇形態(tài),如此精到的起承轉合,我們看到聽到了:“舞姿笨拙而簡陋,讓人想到遠古。由于頭戴面具,唱出的聲音低啞不清,也像幾百年前傳來。有一重頭戲,由儺班的領班親自完成。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竟毫不化妝,也無面具,只穿今日農民的尋常衣衫,在渾身披掛的演員們中間安穩(wěn)坐下,戴上老花眼鏡,一手拿一只新式保暖杯,一手翻開一個綿紙唱本,咿咿呀呀唱將起來。全臺演員依據(jù)他的唱詞而動作,極似木偶。這種演法,粗陋之極,也自由之極。既會讓現(xiàn)代戲劇家嘲笑,也會讓現(xiàn)代戲劇家驚訝。”看著這段描寫,似乎看著余秋雨的所有文章。
　　評曹禺戲劇劇本的短長,有一個流行而深刻的論點——太像戲了。余秋雨的文章好不好,當然好,只是也太像戲了,像“三一律”那種的戲,緊湊、精致、情理適中,扣人心弦,但矛盾的鋪陳,迭起的高潮,時時露出人為編撰的痕跡,留下了或大或小的遺憾。突然,我想起了非戲劇性和情節(jié)淡化的理論爭鳴和創(chuàng)作實踐,一個時期的津津樂道,其交鋒點所圍繞著無非就是美學意義上的虛假與真實。